政治對李杜詩歌創作的正面推動作用

——兼論中國詩歌高潮期的時代政治特征

李白、杜甫是盛唐時期最偉大的詩人，兩人的創作歷程與唐代（特別是玄、肅、代三朝）政治有密切關系。政治對李、杜創作的負面的影響，以及“詩窮而后工”的現象，歷來論述較多。本文則大體沿李白、杜甫的創作歷程，揭示在一些關鍵時刻，政治對兩大詩人創作的正面推動作用，并連帶討論中國詩歌高潮期，一般需要政治提供什么樣的條件和背景。這對理解李、杜詩歌各期風貌變化以及盛唐為何在詩歌上取得空前成就，當會是有意義的。

一、唐前期的政治與李杜的理想

唐前期政治，一方面堪稱扎實穩健，有許多端謹忠勤、匡益濟時的治世之臣；另一方面，它又比較開放自由，在政事、用人上頗具靈活性。這兩個方面導致的政治空前成功，激勵許多士人為時代獻身。從唐前期人才之盛，可以見出那種時代新局面對于人才的吸引和鼓舞。同樣，它對李白、杜甫這兩位盛唐文化代表人物理想的形成，也有極深的影響。

李杜二人，以李白的理想帶有更多的傳奇色彩與自由傾向。他向往著像姜尚、管仲、諸葛亮等人那樣，由布衣躍升為帝王之師。初看上去，開元、天寶之穩定，與姜尚等人所處的時勢完全不同，李白的理想似乎脫離了時代，而實際上仍然根源于現實政治生活土壤。

唐朝肇始，固然有許多人像魏征、李、劉洎等那樣，適逢風云際會，由草野登上高位。而武后和玄宗，由于是在斗爭中取得最高權力，為奪取和鞏固政權，也都曾不次用人。這些，無疑讓士子感到鼓舞。李白之“愿佐一明主”（《留別王司馬嵩》），杜甫之“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目標定得那么高，顯然與唐前期那種所謂“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賢，不拘階陛”（《舊唐書·劉洎傳》）的取才方式有關。

“唐取人之路蓋多矣”（《新唐書·選舉志》）。門閥制瓦解，科舉制推行，普遍助長了士人的進取意識。科舉之外，朝廷又一再下詔征召各方面的人才，“無隔士庶，具以名聞”。強調對才士予以破格推薦。盛唐贈酬詩中，被稱“征君”者出現頻率之高，亦足以見當時征辟之頻繁。李白在蜀中，還很年輕，已有“州舉有道不應”之事，益州長史蘇颋又在《薦西蜀人才疏》中稱“趙蕤術數，李白文章”。開元政治這么早就通過它敏銳的觸角發現了李白，決非單方面由于李白的天才。蜀中之薦，李白曾舉以自炫。說明盡管不應，薦舉也仍然有其刺激鼓舞作用。李白“恥預常科”，追求皇帝的直接召聘，與早年受薦舉的影響，應該是有聯系的。

唐代皇族推尊老子為始祖，道教在唐代政治色彩極濃。道與儒本有出世與入世之別，但道家在唐代卻常常以特殊的方式入世。出入于宮廷的道士是一種，輔佐過肅、代、德三朝的李泌又是一種。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道與儒相結合，用道家的外衣和術數，推行儒家的政治。李白好道且又熱心政治，顯然應從唐代道教與政治關系密切的背景上去考察它的根源。并且道教的哲學與他的實際政治追求相結合，又使李白的從政，帶有濃厚的自由色彩：“功成身退”——既要實現用世之志，又要最終完成歸隱之愿。“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書懷贈南陵常贊府》），李白還常自比東方朔，東方朔在傳說中經過道教神話的改妝，成為游戲宮廷、暫伴漢皇、終歸天上的“歲星”。在李白的心目中，即使不能為帝王師友，至少也要能以東方朔式的輕松自由的態度事君。這些想法，與道家的事君方式是相通的。

唐前期用兵四夷，邊疆廣闊的用武之地以及種種富于傳奇性的軍事政治斗爭，在其時具有極大的魅力。李白喜游俠，歌從軍，起過“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勛”（《贈何七判官昌浩》）的念頭，他的伴以迫切行動要求的宏大理想，與唐前期輝煌的軍事業績的鼓舞有關。

影響于李白的現實政治諸因素，對杜甫當然也起過作用。杜甫也有浪漫、富于幻想的一面。但論主導傾向，對于杜甫有更深刻意義的，還是唐前期政治中扎實穩健的一面。從唐太宗時的房玄齡、杜如晦，武后時的狄仁杰、婁師德，到玄宗時的姚崇、宋璟、張九齡所代表的，正是一條注重教化、注重吏治、注重人民生活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所努力促進并留給后世的樣板即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杜甫于自己的理想，一則曰，“竊比稷與契”；再則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看上去似乎離現實也很遠，但如果結合杜甫更多的作品去理解，他所向往的，不過是借用上古三代之名，而實質卻是略加理想化的貞觀、開元之治。《有事于南郊賦》稱頌玄宗云：“（陛下）爐之以仁義，鍛之以賢哲。聯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彯撇。蓋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逢？）稷、契。”這里等于給《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類詩中“堯舜”、“稷契”提供了注腳。原來玄宗在行仁義、任賢哲的時候，也就等于堯舜，能夠輔佐玄宗致國家于治世的臣子，也就同于稷契。《憶昔》詩把開元時代作為“全盛日”歌頌，一則向往其公私富足：“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再則向往其風俗淳厚：“百馀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此外，杜甫還一再感嘆：“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武德開元初，蒼生難重攀。”說明杜甫理想的治世，實即貞觀和開元。于世如此，于人所欲看齊的，也就是其時一些賢臣：“唐始受命，群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馀年間，見有輔弼。”（《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又在《八哀詩》中贊美張九齡，在《折檻行》中感慨“房魏不復見”。貞觀以來的傳統及房玄齡、魏征、杜如晦、婁師德、宋璟、張九齡等人的節概和功業，是其仰慕并欲追繼的榜樣。

杜甫對以貞觀、開元為代表的唐前期政治的肯定和向往，還包括納諫。唐前期，從武德、貞觀，中經武則天時期到開元時期，經歷多次重大斗爭。雖有許多曲折，但從主流看，是健康力量戰勝腐朽力量，直諫取得勝利。杜甫稱贊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沖融。”懷念貞觀時期：“直辭寧辱戮，賢路不崎嶇。”又贊美玄宗：“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贊美魏征：“磊落貞觀事，致君質樸詞。”杜甫任左拾遺，以敢于直諫見稱后世。他的詩自始至終多含諷諫，說明他有作為諫臣的理想和實踐精神，而這種精神無疑應從唐前期的政治傳統中去尋找它的力量源泉。

杜甫關于仕途功業的理想是有層次的，居輔弼之位，為稷契之臣，當然是最高層次。但此外如李白之欲為東方朔，杜甫也一樣有一個較低的層次，即作為文學侍從之臣。《進雕賦表》云：“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視于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明主倘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這里表達的，正是他第二個層次的理想。其直接導源，即為杜甫祖父的任職。唐代是一個重文學的朝代，文士受到優寵。“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云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贈蜀僧閭邱師兄》）。武后朝如此，整個唐前期都是如此。杜甫進《雕賦》、《三大禮賦》的現實政治背景就是：“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眾矣。”（《進雕賦表》）獻賦的目的，也就是要“排金門、上玉堂”，擠入“賈馬之徒”的行列，而玄宗之召試文章，則可見直到杜甫獻賦之時，唐朝政治現實還能給這一層次的理想以某種支持。

二、進入朝廷——大詩人的高層政治體驗

李杜都曾于四十歲后一度進入朝廷。雖時間不長，但接受了高層的政治體驗，對其一生的政治生活和創作，均具有重大影響。無論是李白還是杜甫，在這以后，都獲得一個創作豐收期，而這以前的總體成就，跟其后是不能相比的。

從屈原起，中國大詩人多數都有過朝廷生活的體驗。屈原、曹植、謝靈運如此，李白、杜甫如此，韓愈、白居易、蘇軾亦如此。這表明在詩歌與政教有著密切聯系的中國，必要的朝廷生活體驗，對成就一個大詩人是有益的。論者曾有過所謂宮廷階段使李杜從生活到創作都變得庸俗的說法，是有片面性的。李杜進入宮廷對于創作的深遠影響，必須從它給詩人以高層生活體驗方面，才能得到充分的認識。比如：其一，進入宮廷的興奮喜悅，離開宮廷的悲憤失望。這種政治上大喜大悲的精神洗禮，沒有進入宮廷一遭即無從獲得。其二，恢廓心胸，踔厲志氣，身份和自信心得到提高。同時實際體驗到了當時最高、最中心的政治是怎樣一種場景，從而具備足以俯瞰全局的胸襟和氣概。其三，在入朝的實際生活體驗基礎上，感情上建立了一種與朝廷、朝政難以割斷的聯系。其四，看到朝廷“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華夷會同之盛”。同時，國都長安更把帝國最具有特征的一些方面，集中地給以體現。經歷宮廷和長安生活，對祖國、對時代的重要旨趣，可以得到更實在、更直接的體驗。這些從李杜的詩篇以及有關文獻記載中，能夠看到不少。

李白應詔入京前夕作詩云：“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極度興奮，乃至曾被人認為輕狂。但此為多年的政治追求獲得了突破性進展，精神上自然高度振奮，與一般的舉措輕狂，不宜混為一談。李白入京后，在有感“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的時候，曾對過去作過一番回顧：“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許？長嗟莫錯還閉關。”（《駕去溫泉宮后贈楊山人》）可見，即使自信如李白，也需要有社會承認。否則，“自言管葛”的信心難免不在“風塵蕭瑟”的環境下萎縮。李白曾上書韓朝宗：“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于君侯”（《與韓荊州書》），現在不由韓朝宗，而是由君主來“收名定價”，所獲得的鼓舞振奮，該是何等強烈！玄宗的召見，李白在出京后仍反復提及，可見它的激勵作用歷時很久。

李白入京，引起轟動，處在由自己掀起的旋風中心，李白的精神相應經歷著某種高峰體驗。他在玄宗面前“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若懸河，筆不停綴。又上《宣唐宏猷》一篇，帝嘉之”（王琦《李太白年譜》）。著名的《宮中行樂詞八首》、《清平調詞三首》更是在醉酒的情況下，于御前揮筆而成，這是特有際遇的激發，使他的創造力得以充分發揮。

玄宗對李白的使用方式，也助長了他的自由精神。甚至在一些人心目中，他已一度實現了“上為王師，下為伯友”（李華《故翰林學士李君墓志》）的理想。李陽冰《草堂集序》云：“皇祖……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應該說，這種接待，確有點禮待帝王師的意味。李白受征召而未得授官，似乎給后世留下遺憾，但從另一面看，讓他待詔翰林，雖居宮廷而無曹司的管束，亦無須日日趨朝，倒是符合他愛好自由的個性。“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玄宗對于李白的天真放任頗為寬容。他與賀知章等最富有浪漫作風的才士們為友，精神是自由酣暢的。“大隱金門是謫仙”（《玉壺吟》），處宮廷而仍能保持這種謫仙風度，除李白外，實為少有。

李白之去朝，據自述及李陽冰、魏顥所述，是出于小人排擠。但他又說：“龍虎謝鞭策，鹓鸞不司晨。”“光武有天下，嚴陵為故人。雖登洛陽殿，不屈巢由身。余亦謝明主，今稱偃蹇臣。”“嚴陵不從萬乘游，歸臥故山釣碧流。”表明因生性疏放而辭別皇帝。看來，追求自由和受讒毀兩種因素都是有的，至少是當他感到丑正同列，受人誹謗嫉妒時，主動地上疏乞歸。“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李陽冰《草堂集序》）。這種“歸山”，原較體面。因為不慣羈束而歸山，因為被讒而出宮，都能贏得人們的同情和尊敬。這樣，李白在政治失敗中仍然有一種精神支持。

杜甫之拜左拾遺，雖不及李白被召之轟動，但在由布衣成為近侍的體驗中，卻包含著經歷重大考驗、實現自己報國之志的精神洗禮。“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三首》其二）。杜甫奔行在時，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平時淪落，不沾朝恩，國難中卻能有這樣的表現，實在為一般人所難及。左拾遺之拜，體現著朝廷對其大節的肯定。“影靜千官里，心蘇七校前”（同上，其三）。九死一生，挺節歸朝，精神上自會感到一種超越和升華。

“司隸章初睹，南陽氣已新”（同上，其三）。行在所作為唐王朝復興的大本營，有一種重新樹立的、救亡的氣氛，于杜甫非常有益。這一時期唐朝廷在平叛中表現了應有的凝聚力，它在叛軍攻陷兩京后，迅速聚合起以朔方軍為首的強大兵力，展開反攻。中原軍民在敵后紛紛響應，杜甫在不少詩中寫到當時的軍事形勢，表現堅強的斗志，勝利的信心。如《喜聞官軍已臨賊境》：“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鰲。”寫唐軍威勢，頌揚了廣平王李俶以及郭子儀、李嗣業等人。學者們還注意到他這一時期所有送人赴官的詩，更多的是表達壯行色、致勉勵之意。胡夏客評《送樊二十三侍御》詩云：“此及《送從弟亞》及《韋評事》三詩感慨悲壯，使人懦氣亦奮。宜其躬遇中興，此聲音通乎時命者也。”（仇兆鰲《杜少陵集詳注》卷五引）胡氏所說的“時命”，應包含當時那種救亡的時代氣氛。杜甫在行在所，正是能夠獲得最為充分的感受。

“遲暮宮臣忝，艱難袞職陪”（《秋日荊南述懷》）。杜甫之赴行在，意味著親自參加了唐王朝的重建工作。“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三首》其三）。不僅社稷重建令人欣慰，關鍵是于艱難之際，有幸為中興事業出力。收京以后，杜甫與賈至、王維、岑參等人一起歌吟大明宮早朝景象，又寫了《春宿左省》等宮廷詩。如果以為這些詩表現的僅僅是一個近臣沾沾自喜的心理，未免錯會。詩人經歷了“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種痛苦的體驗之后，重睹京城恢復，朝儀仍舊，豈能抑制住心底的激動！供奉宮廷，而時間又恰好在復京前后，杜甫所完成的不只是作為一個近臣的體驗，更重要的是，內心覺得王朝再建有他的一份參與。

杜甫以“琯黨”問題被貶，與朝廷高層次斗爭發生了牽連。這種牽連，以及上述多方面的情感體驗，在杜甫心靈中留下深刻的、永久性的印記，構成遷延難解的結。如果從這一時期的詩歌，一直追蹤到《秋興》等晚年的思考與回憶之作，便可以充分看到在朝的一段生活，對杜甫心境的影響該是何等巨大。

三、后期——侘傺去國更不可沒有政治的撥動

李杜之在朝，前后都不超過兩年。他們離開朝廷后，仍然惓惓國政。其惓惓之心，有一個靠什么加以維系的問題。

“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玉壺吟》），逆推則是雖被妒殺，卻也畢竟曾受君王賞愛。由于自信“蛾眉好”，李白對重返宮廷仍抱幻想。甚至自比隱而終起的謝安：“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梁園吟》）但天寶后期隨著社會危機日益深重，李白感到局面無法逆轉，終于滋長了隱遁之念。天寶十一載，李白北游幽薊，深入了解安祿山坐大謀叛的情況：“十月到幽州，戈若羅星。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此后，李詩中屢見諸如“從茲一別武陵去”、“別離解相訪，應在武陵多”等語，歸隱之念確實增強了。安史之亂爆發，李白起初北上太行，西奔函谷，欲效申包胥痛哭秦庭，請救國難。終因找不到效力的途徑而隱于廬山。“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李白之隱，雖有其客觀原因，但畢竟顯得消極，此時很需要一種推動力，幫助他走向實際斗爭。

類似李白的問題，亦表現于杜甫棄官之后，肅宗打擊以所謂“琯黨”為代表的蜀郡舊臣，直接牽連杜甫。“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網罟”、“唐堯真自圣，野老復何知”，對肅宗的剛愎自用和猜忌，杜甫既畏懼又反感，避官和避世的意念一度上升。他在秦州，生活陷入絕境，但沒有返回關中，而是舉家跋涉，進入偏僻的蜀地，可見有心要遠離政治中心區。從卜居成都草堂前期（上元元年至寶應元年七月）詩歌看，杜甫思想上退避、獨善的一面頗為突出，如沒有一種力量加以撥轉，消極之念還可能進一步發展。

讓李杜的生活和情感再次受到撥動，使退避的心態得以轉變的，還是現實政治。而且不無巧合，都與玄肅父子之間的矛盾、與房琯問題有很深的聯系。

李白因永王李璘之辟走出廬山投入政治活動，而由此引起的牽纏及馀波，幾乎影響了他整個晚年的生活和思想。學者有把從璘看成政治上的失足，認為李白因從璘被流放而“興趣消索”，精神低落。實際上李白從璘出于報國之心，囚禁和放逐也并沒有使他陷入精神危機。李白在政治上和道義上自有支撐點，那就是玄宗于劍州發布的制置天下詔書。永王出鎮江陵，本是玄宗依房琯建言所作的“制置”措施之一。“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李白即強調永王專征，出于玄宗特“許”。雖然后來威柄操于肅宗一邊，無視玄宗的詔命而枉用刑罰，但從李白《上留田行》等詩中可以看出，通過永王失敗，他對皇室父子兄弟之間的傾軋是有認識的。既然如此，他也就不會因自認“從逆”而失去精神支持。永王之聘，盡管使詩人遭受打擊，但仍然有推動他參與現實斗爭的積極意義。

李白自述受辟聘的情況是：“王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人輕禮重。嚴期迫切，難以固辟。”（《與賈少公書》）以永王之尊，再三迫切邀請，李白又重功業、講義氣，入幕后必然有一個精神亢揚的階段。“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其十一、其十二），欲以平視王侯的身份，借玉鞭指揮戰爭于瓊筵之上。又把自己出匡廬以佐王師，比作東山再起的謝安。高度自負，豪邁樂觀，政治熱情之飽滿，為詩人出長安以來所未見。

永王失敗，李白經歷了下獄——出獄——參謀宋若思幕府——再下獄，以至流放的過程。前后不到一年，兩參戎幕，兩次下獄。最初幫助他推覆清雪的是崔渙和宋若思。崔渙以宰相的身份代表初建的肅宗朝廷，充任江南宣慰大使。宋若思為御史中丞，職掌“邦國憲刑典章”（《舊唐書·百官志》），兩人受理李白一案，并加以處置，理應算數。但崔渙原是玄宗所拜之相，宋若思曾為玄宗置頓使和房琯判官，均屬玄宗一線的人物，在涉及有關永王這一敏感問題上，肅宗的朝廷對二人的處置是不會輕易認可的，李白最終仍遭流放。對他的先后不同處理，明顯反映了玄宗集團與肅宗集團之間的尖銳矛盾。杜甫《寄李十二白》云：“已用當時法，誰將此議陳？”按照崔渙、宋若思所執行之“法”，李白不僅可赦，而且可以參謀幕府，薦之朝廷。后來代宗即位，擺脫乃父成見，昭雪永王，以左拾遺之位召請李白，亦足以說明當初崔、李的推覆清雪是正確的。由于不管如何處置，而李白自身是光明磊落的。所以雖遭九江之獄，并不陷于頹喪。李白甫獲崔、宋清雪，立即參加了宋若思幕府；流放遇赦后，亦依然極度關心時局：“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為叛亂未平、宰臣無能而憂慮嘆息。乾元二年，荊襄發生兵亂，李白憤激地要呼天問罪：“長叫天可聞，吾將問蒼昊。”（《荊州賊亂臨洞庭言懷作》）面對動亂的時局，他感到不能安于閑逸：“握東籬下，淵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認為不能像陶潛那樣隱居，與他三年前宣稱“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時比較，可見經過出廬山、從永王等事件之后，李白對國家與人民的責任感明顯增加了。

李白晚年的詩，保持了他一貫的飛揚豪邁的風貌。如與李曄、賈至在洞庭湖的唱和以及《早發白帝城》等篇，并不因為曾受遣逐而失去逸志凌云、豪放灑脫的風度。且晚年神仙隱逸之語明顯減少，詩歌的現實性加強，憂憤更加深廣。特別是一系列五、七古長詩，如《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良宰》等篇，汪洋浩瀚，敘寫時事遭遇與抒情言志融為一體，顯出新的特色和思想深度。李白從應永王之聘到去世，前后六年，留下一系列重要篇章，如按時間比值，相應地看詩歌創作的數量和質量，這一段有后來居上之勢。可見伴隨政治上的較多卷入，創作上再次獲得豐收。

促成杜甫政治心理變化的是皇位的更替。代宗繼位，房琯一派成員內召或升遷，使杜甫很受鼓舞，改變了蟄居成都草堂、避官且又避世的生活態度。

杜甫在結束了由隴入蜀的艱險歷程后曾作詩云：“及茲險阻盡，始喜平原闊。”（《鹿頭山》）透露出倦于長期的奔波顛沛，頗想在廣闊平原上歇息下來的情緒。此后兩年多所作的成都詩，多圍繞草堂的籌建及其時的閑適生活展開。《堂成》、《為農》、《徐步》、《屏跡》一類詩題，“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等詩句，表明詩人確有憑借草堂和劍南物質條件遣“送此生”的心情。這從身心講，是多年極度勞瘁后的一次休整；從政治方面看，則是肅宗打擊房琯一派人物，使其對于仕進逃避和灰心的一種表現。“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寧”（《嚴中丞枉駕見過》），不獨棄官，且又避世。“漂然薄游倦，始與道侶敦”（《贈蜀僧閭邱師兄》），甚至因薄游疲憊而親近僧侶，從宗教方面尋找精神寄托。杜甫在成都草堂前期所寫的詩，政治性減弱了。與時政關系密切的詩，僅《恨別》、《建都十二韻》、《戲作花卿歌》、《大麥行》等數首，除《建都十二韻》深刺肅宗外，其馀議政憂時的迫切心情，也不及其他時期的代表性作品。這是杜甫自創作《兵車行》、《麗人行》等詩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但這種情況僅限于上元年間在草堂前期之時，至寶應元年杜甫寓居梓州時，即發生了變化。

杜甫寓居梓州是由送嚴武赴京開始的。寶應元年四月，玄宗、肅宗相繼去世，朝廷政局面臨新的變動組合。出于新朝的政治需要，繼位的代宗在人事方面自然有所更張。如張鎬肅宗朝被貶至辰州司戶參軍，“代宗即位，推恩海內，拜撫州刺史”（《舊唐書·張鎬傳》）；“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新唐書·張鎬傳》）。賈至，“寶應初，召復故官”（《新唐書·賈至傳》）。嚴武，寶應元年六月，召充山陵橋道使，監修玄、肅父子陵墓。房琯，“寶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舊唐書·房琯傳》）。此外，還于寶應元年五月，昭雪永王璘。這一系列處置，無疑是對肅宗朝種種猜忌行為的糾正。新朝的新格局新形勢，使杜甫前一階段的那種心境和生活態度，不能不有所變化。嚴武內召，杜甫所作的《奉送嚴公入朝》詩，最早透露了他的政治心理變化。詩開頭云：“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首聯喜新朝綱紀之刷新。次聯對代宗為挽救艱難局勢，糾偏推恩，征用舊臣，給以肯定。結云：“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自己發誓要歸長安，對于嚴武，則望其得以拜相，且能以不“愛身”的精神匡救時局。杜甫作這種送別之言，決不是泛泛祝愿。參以《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中所云：“曩者書札，望公再起。”可見當時他對房琯等人確實抱有在新朝東山再起的預期。杜甫送嚴武至綿州，繼而逗留東川，前后跨三個年頭。這一時期杜甫在政治上有所期待。朝廷亦曾有京兆功曹之召，“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送李卿曄》）、“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憶昔二首》其二），京兆功曹的征召雖然可能是由于京兆尹易人（第五琦代嚴武）而未赴任，但朝廷人事變化，以及對他個人的“記識”和“祿秩”，畢竟使他對“魏闕”的感情有所恢復。在這種情況下，梓州時期的創作，體現出明顯的心境變化：其一，草堂前期，努力在幽棲、屏跡、用拙、疏懶中尋找心理平衡。梓州詩變退避為有所追求和期待，常常是任自己的情緒起伏跌宕，而放松自我抑制。其二，草堂前期，頗厭交游。所謂“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梓州時期主動展開交游，與州縣長官、地方豪俊以及過路官員接觸頻繁。其三，草堂前期，詩人只是偶爾至蜀州、新津、青城等地，覽眺風景或拜訪裴迪、高適等人。此時詩人在梓州、綿州、射洪、通泉、涪城、鹽亭、漢州、閬州不斷走動，不僅接觸各方人士，而且尋訪了陳子昂、郭震、薛稷等人遺跡，緬懷前賢，傷世慨己，而情調多歸于激昂。其四，歌詠時事之作，此期為棄官以來最為突出的階段。河南、河北收復，吐蕃進犯京師，西川松、維、保三州失陷，均在詩中得到突出的體現。反映討平安史之亂的詩，如名篇《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以及“系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漁陽》）、“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遠游》）等詩句，均為戰亂以來未曾有的精神奮發、情緒樂觀之作。反映吐蕃犯京的詩，從聞訊到憂念、焦慮和事后總結回顧，構成達二十首以上的一個長系列。憂西川的詩，亦達十首之多。“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受死，寂寞壯心驚。”（《歲暮》）不僅沉痛憂國，而且激起奮身殉國的精神。仇兆鰲云：“公抱憂國之懷，籌時之略，而又洊逢亂離，故在梓閬間有感于朝事邊防，凡見諸詩歌者，多悲涼激壯之語，而各篇精神煥發，氣骨風神，并臻其極。”（《杜少陵集詳注》卷十二）詩為心聲，所以如此。跟他這一時期心理上與朝廷和政治接近有密切關系。

杜甫重返成都，供職嚴武幕府，除有像《揚旗》、《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等篇，壯聲英慨，把軍府生活寫得激揚振奮者外，還有像《立秋雨院中有作》、《嚴鄭公階下新松》、《嚴鄭公宅同詠竹》等幕府抒情、詠物詩，表現出對前途有所展望和期待。這些作品亦與草堂前期詩歌情感傾向不同。

杜甫之去蜀，陳尚君先生曾著《杜甫為郎去蜀考》（《復旦學報》1984年第1期）等文，論證杜甫離蜀是為了就任郎官。其中某些具體細節問題，有待進一步討論。但杜甫在云安和夔州許多作品表明，他在朝廷確實有一個郎官的職位，本可以“歸朝日簪笏”（《將曉二首》其二），卻由于“臥病淹為客”而遲遲未能就任。處在流滯中的杜甫，則常常由此引起強烈的羈留感和迫切要求歸朝的愿望：“馮唐雖晚達，終覬在皇都。”（《續得觀書》）“通籍恨多病，為郎忝薄游。”（《夜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老病》）“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時入帝鄉？”（《承聞河北節度入朝十二首》其七）等等，不一而足。可見杜甫對因病不能還朝是多么感慨。

杜甫夔州詩達四百首之多。雖衰病日加，而政治熱情未減。除憶念朝廷、渴望歸京外，還經常在作品中慨往傷今，指畫朝政，勸誡君相，揭示民瘼，評論得失。詩人在這些政治詩中，不是作為旁觀者，而是有一種身份的介入，以及愈是主觀上介入，愈覺實際上無能為力，甚至產生事與愿違的憤郁情緒。政治性之強和郁結之深，都與他特定的身份和處境密切相關。這種關聯，在一些重要作品中，常常被明確地寫出。如《秋興八首》在首章作總括性的發端之后，次章即點出自己“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的現實遭際，由此再引向多方面的思考與憶念。《夔府書懷四十韻》以“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云臺宿，常懷《湛露》詩”以及“病隔君臣議，慚紆德澤私”等自敘，反復申明自己受恩朝廷、羈留江湖的特殊處境，與情系魏闕、不勝主憂臣辱之思二者間的關系。凡此，皆足以看出杜甫這些詩中復雜深沉情懷的產生，并非偶然。夔州詩作為杜甫創作的第二個高潮，是代宗朝杜甫與朝廷關系經過曲折發展，以羈臣窮老的身份，懷著對政治的積極參與態度創作出來的，既不能置身于朝廷，又不能置國事于度外，“情在強詩篇”，“身遠而朂在位者”，有近于當事人的高度責任感，又有實際上處于非當事人的地位和閭閻下層的清醒和明徹。正是在這樣一種獨特處境和心態基礎上，完成了他夔州時期一系列情思浩茫的優秀詩篇。

以上可見政治生活的實踐，使李白、杜甫的政治心理在一生中劃成許多傾向不同的階段，而每個階段自身又有發展變化，李杜詩歌正是在這種變化中不斷展示新的內容和藝術特征，成為一個不自相重復的連續發展序列。

四、從給予創作的推動作用看

詩歌高潮期的時代政治特征李杜一生從政時間并不長，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卻不止一次，斷斷續續分布于他們一生好幾個時期。兩人生活經歷受此左右，成為一個起伏不定的過程。考察政治對于兩位大詩人思想創作的正面推動和影響，有助于認識中國古代詩歌創作與政治的關系。

中國詩歌的傳統是“言志”。魏晉以后有“緣情”說出現，但士大夫仍一致認為情必須是高尚的情。因而緣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補充，即所言之志必須是情感的真實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層次必然與政治相通。這樣，對中國詩歌而言，政治之滲入與否，跟詩歌是否達到高層次常相聯系。就詩人而言，古代詩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經常由封建政治賦予他們以理想與熱情，構成他們與時代和社會現實生活的密切關系，詩歌所呈現的氣象、風貌，也都與他們的政治介入有關。政治所賦予古代優秀士大夫的常常是那種與廣闊的社會、歷史、人生，乃至與天地萬物相溝通的精神氣魄，是對歷史、對社會、對周圍世界的高度責任感。《論語·泰伯》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當士大夫自覺地承擔起某種社會責任的時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應地崇高起來。中國古代詩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對政治必須有一種向心力，必須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體驗和適度的介入。

政治本身當然應該有它的積極內容，連最起碼的積極內容都不具備的政治，無疑談不上對詩歌的正面推動作用。詩人當然也應該有良好的主觀條件，鄙吝的人無論政治給他以怎樣的撥動，也不可能有偉大的創作。這些自是無需多說。但問題在于任何人都不可能單靠某種理念生活，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種狀態下沒有變化，它在人的一生中表現為一個流動發展的過程。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會有松懈的時候。同樣是杜甫，他可以高唱“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也可以低吟“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在不同時期，心情和志趣顯然是有變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經歷了漫長的歷程。在長途中就像一輛運行的機車，需要有動力補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關鍵時刻得到維系和加強，始終不倦地追求，執著而面向現實，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強大攝動力，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現得很明顯。雖然他們受著政治的推動，時或至于心力交瘁，不免發生“辜負滄洲愿”、“蹉跎成兩失”之類的慨嘆。但后人有時卻能給予冷靜客觀的分析。韓愈論李杜云：“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調張籍》）說為了讓李杜寫出好詩，二人經常被命運推起又放倒，不斷受折騰。這實際上是看到了政治一次又一次撥動對于創作的作用。胡震亨論杜詩時說：“無天寶一亂，鳴候止寫承平；無拾遺一官，懷忠難入篇什，無杜詩矣。故論杜詩者論于杜世與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詩者實巧。”（《唐音癸簽》卷二十五）所謂“天所以佐成其詩”，實際上是指杜甫遇到了對其創作能起推動作用的政治環境。

從詩人與社會的橫向聯系看，封建社會畢竟與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知識分子不可以多向分流，并憑借多種渠道與社會溝通。在中國封建時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歸向山林田園。窮鄉僻壤的封閉，小生產者的狹窄天地，對他們的視野與情感，構成嚴重的限制和束縛，使他們與外部疏離，難得從時代生活中汲取創作的動力。甚至連詩歌創作，在死水一樣的生活中也會變成多馀。所以中國古代詩人如果真正回歸農村，杜門不出，創作上多數總是歸于沉寂。窮愁閉塞，往往限制人的發展，毀滅人的天才。這種現象，即使在資本主義興起以及閉塞和割據狀態有所改變之后，也仍然存在。德國大詩人歌德痛感僻處閉塞對才思的限制，說：“要得到一點智慧也付出了夠高的代價。”“我體會到孤陋寡聞的生活對我們意味著什么。”（愛克曼《歌德談話錄》）這些話值得我們在研究古代作家生活與創作關系時注意。有人對李杜離開朝廷后，仍與各方面官員交游有微辭，似乎畢竟未能免俗，其實這種交游正是與外界保持聯系的重要途徑。否則就只有陷入閉目塞聽、徹底緘默的境地。試觀杜甫在梓州時，對河北和邊防軍事情況，竟能了解得那樣清楚迅速。圍繞吐蕃陷京，前后詩歌達二十首以上。如果不是依靠官府的信息，是不可能有這種創作的。同樣，很難設想，單純是屏退索居的野老，會無端地大發感慨，創作出像《諸將》、《八哀詩》、《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那樣一類與時局政事關系極其密切的詩。總之，如李杜之所作，筆力雄壯，氣象渾厚，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豐富的社會內容、深刻的人生體驗，乃至達到堪稱通乎天地萬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決不可能指望產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閉的環境之中。其醞釀和創作，非有一種巨大的政治背景，并連同詩人自身都被適當地卷入不可。

政治在不同時期所能給予詩歌的推動力也是不斷變化的。可以看到，凡是歷史上的詩歌興盛期，政治常常格外突出地表現為能從多種層次和方位撥動詩人，使之時時有一種不可抑制的創作激情。開元、天寶時代，由于玄宗早年的求治、后期的好大喜功，雖號稱盛世，而政治上卻不斷有大事件發生，絕非晏安無為之時。至安史之亂發生，政治的中心則轉為平叛救亡。這一系列變化的、豐富的內容，從未停止過對李杜等盛唐詩人創作的鼓蕩。盛唐如此，而就整個唐代來看，它在中國歷史上，既是詩歌持久繁盛的階段，又是政治方面最有活力的時期。繼南北朝至隋末，士族地主勢力受到嚴重挫傷之后，唐王朝在其統治時期，逐步完成了地主階級內部士庶界限的消融過程。一批批中下層士人涌向上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爭得自己的席位。迄至由五代入宋，終于泯滅了士庶之分。這種長期演進過程，在給士子以強大引力的同時，為唐朝政治帶來了活力和動態的內容。“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唐前期政治、經濟、文化同時上升；中期后，長期救衰革弊，圖謀自救，都在很深刻的意義上給詩歌創作以強大、持久的推動。作為盛唐詩歌的先驅者，陳子昂之“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謳歌乘時建功的人生意氣，顯然是受了武則天超常用人、士子勇于進取的時代氣氛激發。盛唐時期，政治除給李白、杜甫這樣的巨子以不斷撥動推進外，從詩派方面看，唐王朝在邊疆的活動，直接刺激了邊塞詩的繁榮發展。甚至山水詩之不同于六朝單純模擬自然面貌而注入豐富的主體感受，表現出適意、舒展、自在等特色，也可以從深層看出盛唐時代政治精神的強大滲透力。中唐貞元、元和階段，詩歌繼盛唐再度繁榮，政治方面則是德、順、憲三朝統治者都曾有過變革的愿望和措施，企圖振起安史之亂以來的衰敗局面。韓孟元白劉柳正是抱著鏟除時弊的愿望和自覺的參政意識，“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汍瀾”（韓愈《齪齪》），展開了他們的政治活動與詩歌創作。晚唐時期，盡管從總體上給人的印象是危機深重、政局混亂，但李商隱、溫庭筠、杜牧所處的文、武、宣三朝統治者還是一再致力于自救，謀誅宦官、平定澤潞、收復河湟，或取得一定的成績，或因“力窮難拔蜀山蛇”而失敗，都從不同方面給了詩人“高樓風雨感斯文”的創作推動。李商隱一生坎坷，但如果沒有兩入秘省、輾轉幕府的經歷，他的詩歌也不可能于傷春傷別之中注入深廣的時代內容。

唐代詩歌與政治的關系，體現出某種帶規律性的表征。中國詩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獨特的政治背景。戰國時，楚面臨強秦的威脅，進步愛國力量與腐朽賣國勢力的斗爭，推動屈原的創作，而屈原所經歷的高層政治體驗，則賦予他崇高的歷史使命感和獻身精神。建安時期，曹操政治集團以其進步的政治路線和“唯才是舉”的用人方式，把因黨錮之禍被壓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臺，激起強烈的功業思想和英雄意識。“雅好慷慨”的建安詩歌，正是得力于這種正面推動。繼唐詩而起的宋詩，發展到北宋中葉，又出現一個繁榮的局面。而其時從仁宗朝慶歷新政，一直到王安石變法前后，王朝內部政治斗爭的焦點，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長期和平發展中潛伏的危機。詩歌界歐王蘇黃等大家，都是在一連串起伏動蕩的政治變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詩歌高潮來自政治的推動力，有助于進一步探索文學繁榮發展所需的社會條件。作為中國封建時代正統文學樣式——詩歌，它注定要與封建政治發生密切聯系。政治影響于詩人創作，可以有四種情況；1.擠占了詩人創作的時間和精力；2.給詩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動；3.打擊壓抑，導致怨悱；4.詩人被迫害致死，或徹底沉默（或政治本身徹底反動，使追隨者身敗名裂）。1和4兩種情況只能使創作受損。2和3兩種情況雖有分別，但對于某些詩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杜之入宮廷，便是始而受激勵，繼而遭壓抑。一般說來，封建時代的士人，總是先由政治給予某種參與的機會，在參與中有所不遂，才會引起怨悱。導致“長吟哦”的“起且僵”，“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給予撥動；“僵”伴隨于后。“起”與“僵”或是單純從某一側面作用于詩歌創作，或是交糅在一起，產生更復雜的影響；或是比較直接地表現為正值，或是要經過創作活動的一番消化轉換，才表現為積極有益的效應。能夠給詩歌創作以強大推動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穩定，而在于它要能強烈地牽動人心，讓人不斷地感奮起來，發之于吟詠。封建王朝初期，一般號稱盛世，而文學人才可能尚未積累到最豐沛的程度。同時穩定和繁榮不免緩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詩歌頌美居多，缺乏對政治的深刻卷入，藝術上也缺乏由深廣內容帶來的要求變革創新的推動力。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動亂。斗爭殘酷，兵禍連結，文教停頓，人才短缺，士人對世亂恐懼回避，詩歌也相應衰敝。東漢末（靈帝朝）、隋末、唐末的情況大體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開國期和衰亂期，再結合詩歌史上幾個興盛階段來看，中國詩歌高潮，總是出現在社會政治比較有活力，能夠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動士人為較高理想積極追求的時期，而盛唐則是演出了中國歷史上這種時期的最為輝煌的場面。

（原載《江淮論壇》1994年第2期，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4年第8期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