剡溪訪戴典故在李白筆下

——兼談盛唐詩人對于魏晉風度的接受

魏晉風度對中國中古以后歷代士人均有廣泛影響。盛唐時期，由于士人開放浪漫，個性發揚，對魏晉風度尤其懷有濃厚的興趣。大詩人李白作品中即經常涉及魏晉名士的風流雅事，充分表現了異世隔代之間的某種承接與溝通。但這只是魏晉與盛唐之間關系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時代的差異，盛唐士人對于魏晉風度的接受是有揚棄的。對此，拙文打算就李白詩中所用的訪戴典故作一些分析，借以管窺盛唐人對魏晉風度在接受過程中所表現的選擇態度。

《世說新語·任誕》第四七則云：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猷剡溪訪戴的典故，在李白詩中出現18次之多，各處用意不盡相同，《世說新語》選錄這則故事，無疑是由于王子猷乘船訪戴卻又終于不見戴，在表現上極為特殊罕見，故不但敘其行，而且記下他“吾方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的言論。這可以說是訪戴故事最為突出之點和關鍵所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用典，卻沒有一次正面取其造門不前而返的情節。茲將李詩18次用典內容取向分類列舉如下：

一、不涉及懷人訪友，僅取山陰夜雪和乘舟剡溪的景物環境與興致。如《東魯門泛舟二首》：“輕舟泛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后來”、“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風流到剡溪”；《自金陵泝流過白壁山玩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陰雪”；《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歌》：“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后雪”；《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卷簾見月清興來，疑是山陰夜中雪”；《經亂后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忽思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盡天地明，風開湖山貌。”

二、取由剡溪景物所激發的懷念友人的情感。如《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昨夜吳中雪，子猷佳興發。萬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孤月滄浪河漢清，北斗錯落長庚明。懷余對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崢嶸”；《秋山寄衛尉張卿及王征君》：“月華若夜雪，見此令人思。雖然剡溪興，不異山陰時。明發懷二子，空吟《招隱詩》”；《淮海對雪贈傅靄》：“朔雪落吳天，從風渡溟渤。……興從剡溪起，思繞梁園發”。

三、觸景生情，懷人訪友。主客雙方不是不見、未見，而是已經見面或欲求一見。如《敘舊贈江陽宰陸調》：“多沽新豐酒，滿載剡溪船。中途不遇人，直到爾門前，大笑同一醉，取樂平生年”；《望月有懷》：“寒月搖清波，流光入窗戶。對此空長吟，思君意何深。無因見安道，興盡愁人心”；《酬坊州王司馬與閻正字對雪見贈》：“訪戴昔未偶，尋嵇此相得。……積雪明遠峰，寒城鎖春色”；《尋陽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尋陽非剡水，忽見子猷船。飄然欲相近，來遲杳若仙”；《答裴侍御先行至石頭驛以書見招期月滿泛洞庭》：“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此歡竟莫遂，狂殺王子猷”；《對雪醉后贈王歷陽》：“子猷聞風動窗竹，相邀共醉杯中淥。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清晨鼓棹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乘興嫌太遲，焚卻子猷船。……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

四、反用典故，或在情調上大異原典，極寫相會之樂。如《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鵲山湖三首》：“此行殊訪戴，自可緩歸橈”；《玩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昨晚西城月，青天垂玉鉤。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憶繡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裹烏紗巾，倒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月下一見君，三杯便回橈。舍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淥水，秦客為之搖。雞鳴復相招，清宴逸云霄。”

以上歸類可見，18例用典，不出四種范圍，竟沒有一處用訪人而又不與人見面的內容。李白一次次丟掉了原典中最為特異重要之點而另有所取，決非偶然。

王子猷訪戴卻又不見戴，這一行為中包含著什么呢？興之所至，即見諸行動，對自己的情感較少約束，任情而為，表現出思想行為放逸無羈，這跟盛唐人有接近的一面，但盛唐人的任情是自然率真的，任情而不矯情，一般皆在常情常理之內，魏晉人的任情則不免越乎常情，矜持、矯飾，甚至狂異怪誕。“訪戴”的故事，《世說新語》即編在“任誕”一類。任情而近乎“誕”，盛唐人較少有此種思想行為。王子猷之弟王獻之曾稱子猷“蕭索寡會”，就王子猷而言，實際上是自視甚高，他人皆非我儔。除“訪戴”一事外，《世說新語》還記載了王子猷另外一些有異常情常理的言行：

王子猷作桓車騎（沖）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簡傲》第一一則）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簡傲》第一三則）

桓沖是東晉的棟梁之臣，為當世所重，且為王子猷上司，但王子猷憑借其門第之高，仍然以對桓的輕蔑態度來表現其名士的身份作風。他在桓沖手下做官，不可能不知道是什么職務，卻佯裝不知，以令人啼笑皆非的內容回答桓沖的問話。他久居官職，桓沖要求履行職責，料理事務，卻高視不答，但說風景，以表現塵務之不足縈心掛齒。其實，王子猷是否真的完全遠離世情俗務呢？《世說新語·品藻》第七四則載：“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安）。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按：指王獻之）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可見王子猷并非一味超塵脫俗，他在桓沖面前的表現與對話，皆含有故為傲慢和高自標志的矯飾成分。“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全晉文》卷一三七《放達為非道論》）戴逵此論雖是針對阮籍等人而發，但王子猷“有疾而為顰”的成分，也不是絕對沒有。訪戴卻不見戴，固然有其率性任意的一面，而雪夜乘舟，經宿方至，路途遙遠，竟僅造其門，不見其人，骨子里還是有要顯示獨來獨往的名士風度的意念在其內。并且，在進入名士角色的精神狀態中，過分強調自我的“興”，他人便只不過是興致高漲時情緒投射的對象。隨著興致的衰減，對象也就被淡化，因而見與不見，即非關輕重。總之，心性深處的簡傲、疏狂、任誕，起了潛在的支配作用，才有此異常之舉。

把握訪戴典故中王子猷既重視一己之“興”，行為上少所拘束，同時又不免任誕，甚至矯情的一面，對于理解李白為什么屢用訪戴典故，而又不曾正面用訪之不見之的情節，有很大幫助。王子猷命舟訪戴之興，由山陰雪后特殊的景物環境引起。李白性愛山水，一生曾三入越中，對山陰、剡溪、鏡湖、天姥一帶山水，尤其流連賞愛。越中山水之美雖為得天獨厚，但其名聲遠揚，亦與東晉士族名流的發現、品賞，有密切關系。李白詩中涉及訪戴典故，有相當一部分是取包括人文意味在內的剡溪風物之美對情興的激發。天下勝景極多，李白意念中所以特別醉心王子猷訪戴時之景觀，除取魏晉風流馀韻以增色外，亦有景物與人契合的因素在內。越中山水，以清秀明媚著稱，得冰雪相襯，更為晶瑩秀美。這種境界，與李白襟懷光明磊落有其一致性。李白寫剡溪雪景，還經常出現月，這在《世說新語》中原本沒有。《晉書》取此條時，將“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數句，增改為“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皎然，獨酌。……”（《晉書·王徽之傳》）李白的有關景物描寫，即本于《晉書》，多了月色的因素。“輕舟泛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后來”、“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陰雪。”體現了對光明皎潔之境特有的喜愛。尤其是《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的開篇：“昨夜吳中雪，子猷佳興發。萬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更是在《晉書》等有關景物描寫基礎上的一種再創造。雪月交輝尚且不足，又加青天萬里、浮云飄卷的景象，境界何等廣闊無垠，晶瑩剔透。嚴羽謂：“青天中道流孤月”是“寫其心胸”（《評點李太白詩集》卷一六），說得非常準確。正因為李白有其皎潔之心胸品格，所以對王子猷當年所遇之景，特別向往，并在其光潔的基礎上生發得更加明朗開闊。

李白性格豪放，少所羈束。興之所至，能立即見諸行動。又酷愛交游，重視友情。王子猷之發佳興，懷友人，雪夜乘舟，長途出訪，對他極具感發力。他在思友、訪友時，詩中自然會用上訪戴的典故，乃至以王子猷自比。但李白的性格是熱忱的，思友時情感即落在對方身上，是強烈地、真真切切地想要與對方見面握手，同飲共醉，而非以自我表現、自我遣興為主，將跟對方是否相見，系于自己興之有無。李白想到對方，即渴望能夠見到。不得相見對于他是痛苦的：“對此空長吟，思君憶何深。無因見安道，興盡愁人心。”他既歌唱發佳興而尋訪，更歌唱尋訪而獲見：“正好飲酒時，懷賢在心目。掛席拾海月，乘風下長川。多沽新豐醁，滿載剡溪船。中途不遇人，直到爾門前。大笑同一醉，取樂平生年。”用歡快調子寫懷賢邀醉的心情。掛席乘風，滿載美酒。到門前不是不進不見，而是大笑同醉，取樂平生。其樂觀，熱情，喜歡聚會，與王子猷雪夜訪戴，未曾見面，孤舟獨身而返，顯然不同。“此行殊訪戴，自可緩歸橈”，這樣明確地反用典故，與王子猷相比，其興會之中情感基調顯然有冷與熱之不同。李詩情感基調之熱在《玩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有關詩句見上引）中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詩人與酒客從第一天夜里，一直飲酒歡歌到第二夜雞鳴。訪友得見，三杯回橈，但不是離別，而是舍舟連袂，稍后再次入宴。“雞鳴復相招，清宴逸云霄。”將此篇中豪邁樂觀，喜歡招朋訪友、歌舞宴會的詩人自我形象，與訪戴中獨去獨來的王子猷相比，差異是很明顯的。

魏晉士族文化的精神風度對后世的影響，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物身上，程度和內涵均不相同。魏晉時期，士人精神上傳統的儒學倫理觀念的種種束縛松動了，行為放達，重感情，重個性，重才能，重自我。這些特征，與精神發揚、思想行為均較解放的盛唐文人頗易合拍。作為盛唐文化的代表人物李白，仰慕魏晉風度，在詩中大量涉及魏晉的典故人事是很自然的。但歷史上任何一種繼承和接受都不可能照搬和重復，盛唐之盛大健康，與魏晉之由動亂走向偏安，大不相同，士人思想性格基于不同的時代生活土壤，各具特點。盛唐人重視自我，且亦樂群；愛自然，愛光明皎潔之境。從魏晉風度到盛唐風流，表現出由任誕、簡傲，到自在大方、純任情性的變化，對人對事對大自然及周遭世界亦更富有熱情。這從剡溪訪戴典故在李白筆下展示的內容和情感可以得到印證。

（原載《文史知識》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