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荊楚吟·長沙之旅·長沙·“唯楚有材，于斯為盛”

岳麓書院大門外有聯曰：“惟楚有材，于斯為盛”。觀古潭州數千年歷史，此言誠不為過也。

伏虎古井憶蔣琬

伏虎古井在湘鄉縣城北正街蔣公祠前坪。井旁壁間嵌“伏虎古井”石牌。井深3米，內徑1米多。井水冰清玉潔，四時充盈，俯視其水若明鏡可鑒。

此井傳為三國蜀漢大臣蔣琬少年時所鑿，蔣公祠即蔣琬故宅。蔣琬(?—246)，字公琰，湘鄉人。少有名氣，博學多才。隨先主劉備入蜀，始任廣都(今四川雙流縣)長。一次劉備前往察視，見其根本不理政事，憤而欲誅之。幸賴諸葛亮為之說情：“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劉備乃收回成命，不久即任其為什邡(今四川什邡縣)令。后劉備稱漢中王，蔣為尚書郎。建興元年(223)，丞相諸葛亮開府，蔣為丞相府東曹椽，后升參軍、丞相長史兼撫軍將軍。諸葛亮數次攻魏，蔣主持兵源糧晌供給，深得亮的贊賞。他曾密表后主劉禪：“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卒，琬任尚書令，接著加行都護、假節、益州刺史，升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舉國哀傷，蔣則被擢處群僚之上。他既無戚容，亦無喜色，神態一如平日，眾臣由衷欽佩。延熙元年(238)，詔命蔣琬開府，翌年加為大司馬。曾率諸軍，屯漢中六年。后在伐魏途中舊疾復發，延熙九年病逝。

“才名三峽內，贊語四人中。”蔣琬繼承諸葛遺志，扶漢功勛卓著。邑人為紀念他，于元至正元年(1341)，重浚其故居水井。至正九年又于其宅地塑像建祠。祠內有聯：“蜀中曾繼如龍相，江上今傳伏虎名。”清道光年間，典史袁憲健書刻“伏虎古井”于井旁，今猶如故。

歐陽洗筆書堂山

歐陽詢(553—641)，字信本，臨湘人。少有大志，博通經史，與李淵交誼甚深。李淵開國后，授旨他與裴矩、陳叔達編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后又擢其為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擅長書法，尤工楷書，學二王(羲之，獻之父子)，勁險刻厲，于平正中見險絕，自成面目，人稱“歐體”。與虞世南齊名初唐，并稱“歐虞”，亦與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稱為唐初四大書法家。其書法藝術不僅風靡當朝，且聲震海外。高麗國(今朝鮮)曾派使者求購其書法真跡，高宗得知驚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荻。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時隔千年，日本當代頗負盛名的《朝日新聞》的報頭題字，竟也選自詢之手書帖《宗圣觀記》。詢之子名通，亦以善書名當世。

長沙市南25公里望城縣書堂山，傳為歐陽詢父子讀書處。《長沙府志》云：“山不甚高，而林巒攢秀。”山腰有天然大青石，上鐫“洗筆泉”隸書大字。旁有泉水池，傳為歐陽詢洗筆處。據說山麓原有書堂寺(崇勝古剎)，寺內有聯：“玉座息歐陽，萬卷書香傳宇宙;名山藏太子，千秋堂構鎮乾坤。”寺中有石案，傳為詢之讀書臺。清同治元年(1862)曾有修葺，有碑記刻于寺壁。惜皆不存。

“只在心香一瓣中”

“衡岳鐘靈一代雄，褒榮華袞慕高風。楩楠偉器才儲馬，桑梓舊游爪滅鴻。兵馬橋頭家近遠，霞陽山下路西東。吁嗟父老留傳失，只在心香一瓣中。”這是流傳于瀏陽官渡一帶悼念元代著名文學家歐陽玄的詩。

歐陽玄(1274—1358)，字原功，號圭齋。人稱圭齋先生。清代修志，因避康熙玄燁諱，被更名歐陽元，載《瀏陽縣志》。祖籍江西廬陵(今吉安縣)，自其曾祖始，遷居瀏陽馬渡(今官渡)，與宋代文學家歐陽修同屬安福令歐陽萬之后嗣。玄少慧，善詩文。十歲時，有人要他賦梅花詩，他當即賦十首，隨后又賦百首，令人驚贊。延祐二年(1315)中進士，歷任國子博士、翰林待制、國史院編修官、翰林學士承旨等職。元文宗時修《經世大典》，惠宗時修宋、遼、金三史，皆由他擔負主要編纂工作。另著有《四朝實錄》、《太平經國》、《至正河防》、《采荒事略》、《至正條格》、《元律》、《睽車志》、《圭齋集》等。

歐陽玄為文質樸，《瑯溪說》、《奇峰說》、《弈序》等散文作品燴炙人口。短文《芳林記》尤表其心跡：為人只要清白自守，聲名自然遠暢，正如蘭生深林，芳香之氣必溢四方。他官居二品，卻不以權勢耀人。故時人孫鳳洲有詩贊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來。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攱鬧如雷。”玄終年八十四歲。死后始葬河北宛平，后遷瀏陽城南天馬山麓。清代于天馬山上為其建專祠，并立祀于瀏陽文廟鄉賢祠。今瀏陽城關尚有以其號命名的圭齋路。

“燕產楚人”李東陽

李東陽(1447—1516)，明代著名詩人，“茶陵詩派”鼻祖。字賓之，號西涯，祖籍湖南茶陵。曾祖父于明洪武年間戍籍北京，后世居，故謂“東陽楚人而燕產”。

《茶陵州志》載，李東陽幼習書法，四歲能書徑尺大字，舉為神童。當年代宗召見，進宮時難逾門坎。代宗笑言：“神童腳短。”東陽應對：“天子門高。”代宗喜而抱至膝上，賜果鈔。后代宗又一次召見他和程敏政。時代宗正于偏殿食蟹，見二神童即以“螃蟹滿身甲胄”命對，程應聲道：“鳳凰遍體文章”，東陽則徐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代宗贊東陽：“他日作宰相。”十七歲會試為進士，次年殿試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立朝五十年，歷仕明英、憲、孝、武宗四朝。武宗初立，太監劉瑾專權，老臣、忠直官員放逐殆盡，東陽委蛇避禍，且“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明史·李東陽傳》)。后劉瑾誅，東陽上書責己“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后贈太師。死后謚文正。

李東陽天才秀逸，詩文、書法俱佳，著有《懷麓堂集》、《懷麓堂詩話》等。明自成化以后，社會弊病日見嚴重，文運亦日趨衰落，詩壇臺閣體阿諛粉飾，形式典雅而內容貧乏。李東陽起而振興詩風，主張學詩應以唐為師，并以朝廷大臣地位主持詩壇，獎掖后進，推舉才士，從而形成以他為首的茶陵詩派，開前后七子創作趨向之先河。

成化八年二月，李東陽二十六歲時，曾陪同父親回鄉，在茶陵留居十八天，與諸族父兄皆會，作有《茶陵竹枝歌十首》等詩文。

“民國先覺”譚嗣同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別署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通眉生，湖南瀏陽人。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詩人，杰出的愛國志士。

譚嗣同為清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五歲時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跡般復活，故名“復生”。年幼喪母，不見容于繼母。從小離家，在北京宣武門外隨兩個哥哥讀書，備嘗艱辛而養成“倔強自力”之性格。十四歲時，方得回故鄉瀏陽縣。現縣城城關北門之“大夫第”，即譚嗣同故居。這是座高雅的官宦門庭，其中別致的“石菊影廬”即嗣同書舍。書舍因瀏陽特產菊花石雕得名。譚酷愛家鄉菊花石，曾贊其“溫而德，野而文”，借其清白無瑕、堅不可摧的品性，以喻自己純潔堅貞之情操。書舍布置頗具性格：書案置有斗大的山石菊，由菊花石雕鏤而成。墻上掛一口烏龍青霜劍，一幅王右軍《晴雪》帖立軸，一支精工刻鏤的玉屏洞簫。當年嗣同就是在這書舍里，從篤好經世之學的著名學者歐陽忠鵠為師，飽覽詩書。并曾從當時名揚幽燕的“義俠”王五習武，故不唯博古通今，酷愛琴棋書畫，且好任俠，善劍術，性格豪放開朗，懷抱濟國報世之志。

自十九歲起的十年間，他壯游西北、東南諸省，行程8萬余里，深悉民間疾苦，痛感社會之積弊，憂國憂民之情灼熱似火。于是自號“壯飛”，立志趁年青力壯之際，干一番事業報效祖國。這時期，他對民族英雄文天樣的浩然正氣倍加欽佩，一直珍藏著文天祥生前彈過的“蕉雨琴”，并為文天祥用過的“日月星辰硯”作歌以勵志。

甲午中日戰后，時年三十的譚嗣同在家鄉滿懷憂憤：“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感事詩》)現實使他痛感國家民族危亡日迫，“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于是決然拋棄舊學，探求新學，投身康有為、梁啟超之變法活動。他一方面撰寫《仁學》，抨擊封建倫理，闡述變法理論，一方面在湖南從事培養實學人才、興辦實業等維新活動。1897年，他在瀏陽城創辦“算學館”、“群萌學會”，吸收各界進步人士入學入會。同年又協助湖南地方當局在長沙開設時務學堂，蔡鍔去日留學前即在此讀書。次年初，又與同他并稱為“瀏陽雙杰”的刎頸之交唐才常等在長沙組織南學會，創辦湖南最早的日報《湘報》，宣傳新學，推動新政。從而使長沙一時成為變法的中心，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1898年7月到京師，被破格提拔為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負責代光緒皇帝批閱奏折和草擬詔書，在變法中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變法失敗，康、梁逃亡海外，譚卻決定留下：“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后起。”留下后欲與大刀王五營救被囚禁之光緒，未遂，乃贈自身佩劍于王五，望其繼承遺志，自己則抱必死之念：“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被捕后，有氣壯山河之《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并在獄中給梁啟超寫絕筆書：“嗣同不恨先眾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虛生也。嚙血書此，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舉，翦除國賊，保全圣上。嗣同生不能報國，死亦為厲鬼為海內義師之助。”是年9月28日，譚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英勇就義，史稱“六君子事件”。譚就義時泰然自若，仰天長嘆：“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殉難后，康有為聞訊扼腕痛惜，撰挽聯曰：“復生，不復生矣!有為，安有為哉?”譚的遺體被志士們冒死搶出，輾轉運回瀏陽，悄然安葬在牛石鄉翟水村石山下。許多年后修整時重又豎立起“清故中憲大夫譚公復生府君之墓”的石碑和華表。華表上有譚同鄉宋漸元所撰對聯：“亙古不變，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墓兩旁分立有石虎、石馬，襯以蒼松翠柏，十分莊嚴肅穆。辛亥革命后，縣城西門新建“譚烈士專祠”，當時財政總長梁啟超親筆題書“民國先覺”橫匾。現譚墓、譚祠均列為重點文物，供后人瞻仰。

湘潭白石天下知

齊白石(1863—1957)，小名阿芒，原名純芝，字渭清，后改名璜，字瀕生，號白石，別號白石山人、借山吟館主者、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白石鋪人。白石鋪以漫山遍野多白石而得名。此地風水獨占：白石潔白如玉，堅不可摧，村邊有明代皇帝御封“三椏五杈十八枝”古楓樹，附近有相傳星斗落于其中的星斗塘。然白石家貧，八歲時母親將從柴草上揀下來的四斗稻谷換來紙筆，方得以到外祖父家發蒙讀書。據白石老人1940年寫的《白石狀略》云，他生性喜畫，對呆板的四書五經缺乏興趣，常撕下毛邊紙作畫。第一張畫的是釣魚老翁。不到一年又貧而輟學，成為家中一輔助勞力。放牛，砍柴，撈魚蝦，掏鳥蛋，余暇也讀書作畫。他生平第一部“作品”雷公像，即作于此時。按當地習俗，凡生孩子之家都要門懸雷公像以鎮邪。一日，白石閑中無聊，伏在凳子上描摹鄰居家門口的雷公像。這下使他出了名，附近添子農家都來請他去畫雷公。稍大，隨父學木工，以其勤奮與靈氣，很快學會制作精細木器和雕刻桌椅花紋。此間仍習畫不輟。一次偶得《介子園畫譜》，每日收工后于油燈下揣摸，也畫身旁小生靈，四年無斷。十六歲，又得當地木器雕花名匠周之實真傳，成為遠近聞名的“芝木匠”。常受鄉紳人家聘請作其祖先衣冠像。此時，以工筆為主。為傳蟲草之神，他一直喂養紡織娘、蚱猛、蝗蟲等生靈，朝夕觀察其習性，久之，多得其神。二十七歲時，齊白石有幸拜當地名士胡沁園、陳少蕾為師，步入了藝術生涯中的新階段。后又向民間畫師肖薌陔、文少可學民間繪畫技藝。從此正式改行，專事作畫吟詩。年四十，白石遠游，凡七年，飽覽名山大川，畫風漸變，由工筆走上寫意，躋身吳昌碩開創之大寫意花卉翎毛派。辛亥革命后，他獨創紅花墨葉兩色花卉與濃淡幾筆之蟹、蝦，形成自己簡練淳樸，色彩鮮明熱烈，富于生活情趣，多在“似與不似之間”的獨特藝術風格。而立之年，又對篆刻鐘情。從父親和族兄學治印，第一顆刻字“金石癖”，其父認為“便佳”，從此樂此不疲，并獨有成就：不拘于前人繩墨，不囿于仿、摹、蝕、削等傳統手法，融早年雕花匠刀筆，開布局奇肆、單刀直下、生辣雄健之“野”風。同時，詩、書亦技道并進。詩風求樸素無華，書法上融何紹基、金冬心、李北海等名家碑帖于一爐，又自具面目。嘗自云：“我的詩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畫第四。”集四絕于一身者，近世畫壇罕見。一生作畫八十多年，亦為世界藝術史上少有。

齊白石文品畫品超絕，人品亦佳。他一生赤心愛國，疾惡權勢，視富貴如浮云。四十歲時，他應聘到西安作畫師。陜西臬司樊山欲推薦他進宮，去西太后身邊作畫，他堅辭不去。又有人勸他化數百兩銀子捐個縣丞，他一笑了之，而將作畫所得于故鄉建“借山吟館”，自稱“借山吟館主者”，以在此作畫刻篆、讀書吟詩為樂。抗日戰爭時，為不與日本人打交道，他特地在淪陷的北京住家前張貼告白。其一曰：“中外官長，要買白石畫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親駕到門。從來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謹此告知，恕不接見。”其二曰：“賣畫不與官家，竊恐不祥。”日本人轉而誘之以利，寒冬讓人送去配給煤票。白石當即退回，后又寫詩作畫以諷。抗戰勝利前夕，老人畫鼠畫蟹，并題詩曰：“群鼠群鼠，何多如許!何鬧如許!/既嚙我果，又剝我黍。/燭炧燈殘天欲曙，嚴冬已換五更鼓!”“處處草泥鄉，行到何方好，昨歲見君多，今年見君少。”老人之舉使日偽惱羞成怒，尋機將其扣留，令其宣傳“共榮”。白石寧死不屈，獄中遺言：“子子孫孫永不得做日本官!”抗戰勝利后，上海美術界舉辦“齊白石書畫展覽”，老人應邀由京赴滬。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附庸風雅，前來索畫。白石老人當即揮毫賜“螃蟹”一幅。宣鐵吾得意而回，不料被四姨太撕得粉碎：“這老家伙是在罵你橫行霸道呢!”宣鐵吾臉色發紫，命副官前往再索。白石默不作聲，展紙揮就一“不倒翁”。副官將畫捎回，四姨太看罷對宣說：“這張更壞!這是笑你孫傳芳時代當官，蔣介石上臺當官，日本人來了也當官，日本人去了還當官呢!”宣鐵吾氣急敗壞，下令逮捕老人。這時，老人早已在友人幫助下乘車北上。

白石老人對養育自己的故園的一往情深。他與故鄉結緣一生，白石鋪的白石、山水、花鳥蟲魚始終都是他表現大千世界的寶貴材料。為表達他對故鄉和往日生活的依戀與懷念，他改阿芒為璜，號白石。璜，一種古玉石器，名號相應，志故園多石之特點，亦喻自己堅潔之人格。還刻有“中國長沙湘潭人也”、“佩鈴人”印章，作品亦常落“齊木匠”、“木居士”、“木人”、“魯班門下”等名款。

1953年1月7日他九十誕生之時，國家因其“在中國美術創造上有卓越的貢獻”授予他“中國人民杰出的藝術家”的榮譽稱號。1955年，他又榮獲世界和平理事會頒發的國際和平獎金。湘潭白石天下知，這是白石老人的光榮，也是瀟湘白石鋪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