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司馬炎 

公元220年冬，距洛陽不遠的地方，祭壇高筑，群臣肅立，這里正進行著一場充滿戲劇性的政權交接儀式，魏王曹丕接受漢帝的禪讓，成了這塊古老大地的新的統治者。新皇帝曹丕面對群臣，向上天宣誓：“上天的成命不可以拒絕，國家的核心不可以空虛，群臣不能沒有主宰，萬機之政不能沒有統帥，現在皇運降臨到臣丕的身上，我敢不聽從上蒼的安排?”可是歷史竟是那樣的巧合，那樣的無情，當年漢帝承受的尷尬場面居然又很快宿命般地降臨到曹氏家族的頭上，時隔四十六年，即公元265年，幾乎在同一個季節、同一個地方，仍然是祭壇高筑，仍然是群臣肅立，新皇帝司馬炎以當年魏王曹丕的同一種口吻，同一種語言，向上天禱>告，接受魏帝的禪讓： “上天既有成命，辭讓便有違天意。天序不能沒有統帥，人神不能沒有主宰。我司馬炎躬承皇運，奉命受禪。”這樣，司馬氏家族經由司馬懿、司馬昭和司馬炎三代人的苦心經營，終于如愿以償，成了中原大地名符其實的統治者。司馬炎，這位晉王朝的開創者，便開始了他二十五年的皇帝生涯，是為武帝。

司馬炎，字安世，是晉王司馬昭的長子。按照封建時代立嫡以長的成規，他本該是當然的王位繼承人，但司馬昭似乎忽略了這一位長子，而對另一個兒子司馬攸更感興趣。司馬昭把司馬攸過繼給自己的哥哥司馬師為子，并打算立之為世子，他每次見到司馬攸，便拍著晉王的寶座對他說： “這是桃符 (司馬攸的小名) 的座位。”寵愛之情可謂溢于言表，但這實際上暗示了對司馬炎這位合法繼承人的廢黜。因此，司馬炎雖身為王室長子，但命運向他展現的并非簇擁鮮花的路徑，而是一條等待開拓的長滿荊棘的艱辛之途。正是在這種復雜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馬炎開始了他爭奪王位的活動。

據史書記載，齊王司馬攸為人清和平允、親賢好施，喜愛古代典籍，并且雅好文章，是一位有著濃厚的藝術氣質的儒雅之士，但無奈司馬攸面臨的并非一場藝術的較量，而是一次嚴峻的政治角逐，它需要的既不是對古代典籍的修養，也不是謙謙的君子之風，而是膽魄與謀略，因此，謙和儒雅的天性不但絲毫無助于司馬攸，而且更使得他在殘酷的宮廷斗爭中，尤其是在具有強烈的權力欲的司馬炎面前，顯得那樣被動，那樣蒼白無力。這樣，司馬攸雖有父親司馬昭的眷顧，但在政治的旋渦中，仍如飄搖于風暴中的扁舟，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與司馬攸相比，司馬炎似乎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氣質上幾乎完全秉承了父祖的天性，既有著足以左右形勢的謀略，同時也有著一付寬厚仁慈的外表，更何況還有著立嫡以長這一堂皇的箭牌，總之，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觀上的優勢，使得他在復雜的宮廷斗爭中游刃有余，大顯身手。于是形勢急轉直下，朝廷中開始有人為司馬炎出謀劃策，如司馬師夫人的堂弟羊琇總是把自己了解到的朝政內情預先透露給司馬炎，使之與司馬昭見面時，能夠對答如流，深切司馬昭的心意，博得他的好感。而當司馬昭和群臣商量立世子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大臣都站在司馬炎一邊，本來光采照人的司馬攸頓時被這位兄長在政治舞臺上映照得黯淡無光。司徒何曾也竭力為這位未來的皇帝說情：“中撫軍(司馬炎當時的職務)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而且長發委地，兩手過膝，非人臣之相。”這實際上向司馬昭提出了這樣的警告：司馬炎并非平庸之輩，司馬攸不是他的對手，即使強行將司馬攸立為世子，也難保日后不發生變化。而相國左長史山濤說得更為明確： “從歷史上看，廢長立幼往往是禍亂的根子。”這對司馬昭來說無疑又是一記響亮的警鐘。在殘酷的事實面前，他不得不以強大的政治理智克服個人情感上的好惡，接受了大臣們的建議立司馬炎為世子，這樣，司馬炎在政治舞臺上初試身手，就取得了勝利，從而為他登上皇位掃除了第一個障礙。

但司馬攸政治上的失利并沒有最終轉移司馬昭對他的偏愛，一直到臨終之際，司馬昭還為司馬攸的命運擔心，他懷著惆悵之情，拉著司馬攸的手，把他托付給司馬炎，然后抑郁而終。而對女性來說，這種同情弱者的惻隱之心更勝于男人，羊妃 (司馬昭之妃) 在臨終之際，淚流滿面地對司馬炎說： “桃符脾性急躁，而你做兄長的又不夠仁慈，倘若我一病不起，你可能不會容他。現在我把他托付給你，希望不要忘記我的話。”羊妃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政治欲望對人性和人倫的摧殘是無情的，它曾使得多少人朝為手足，暮為仇讎。兄弟相殘，同室操戈歷來是宮廷斗爭的主旋律，曹丕在登上皇位后，不就對同宗兄弟，甚至至親骨肉實行了殘酷的乖離、殺戮政策嗎?前朝的余響不能不是一個沉痛的啟示。但司馬炎畢竟是司馬炎，他不是曹丕，前朝的遺訓警告他，建立在血緣關系與宗法關系之上的封建集權一旦失去了家族的凝聚力，便會走向滅亡。為此，司馬炎在即位后，即接受大臣們的建議，安撫王室，以此緩和局面。對于父母時刻為之懸念的、他的那個政治上的敵手，同胞兄弟司馬攸更是盡力恪守兄弟之道。從宮廷斗爭中暫時擺脫出來，并且冷靜下來的司馬炎，似乎感到了心靈的懺悔，當初被權欲沖淡了的手足之情又悄悄回到了它本來的位置，于是，他決定以親親之愛去融化往昔在宮廷斗爭中所形成的冰塊。終于，歷史的悲劇沒有重演，政治上的落魄者司馬攸不但沒有遭到陳思王曹植那樣悲慘的命運，還被委以總統軍事的重職，并且得終天年。當然，不能否認，司馬炎對司馬攸的安置，包含有虛偽的一面，他對司馬攸委以重職并不是真心讓他參與國家大事，而只是想以寬厚仁慈的愛心博得人們的擁戴，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種做法在充滿陰謀、殺機的封建時代，尤其是在動蕩不安的立國之初，已經是一種最切合人情，然而又冒著巨大風險的選擇了。過往的歷史與冷酷的現實提醒司馬炎，只要他是一個清醒的政治家，就不會、也不可能讓一個曾經參與爭奪王位，并且至今仍有號召力的人物進入朝廷核心階層，否則，等待他的只能是覆滅。

司馬炎很清楚，雖然他登上皇帝的寶座，但危機仍然存在。從內部看，他的父祖為了給司馬氏家族奪取皇位鋪平道路，曾經對曹氏家族以及附屬勢力進行了殘酷的屠殺，這件事所造成的陰影至今仍然橫亙在人們的心中; 從外部看，蜀漢雖平，孫吳仍在，雖說此時的東吳已不足以與西晉抗衡，但畢竟也是一個不小的威脅。內憂外患告訴司馬炎，要想鞏固獲得的政權，進而完成吞并東吳，統一中國的大業，就首先要強固統治集團本身的凝聚力，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采取懷柔政策。歷史又曾以血的事實啟發人們，政治向來是魔鬼與天使的結合，對現政權的摧毀固然要訴諸武力，即非理性的力量，但政權的維持與鞏固需要的卻是寬容，即理性的力量，如果在奪取政權后仍以前者代替后者，那么等待它的只能是夭折，秦的悲劇即在于以前者代替了后者。司馬炎也許勘破了這一點，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詔使已成為陳留王的魏帝載天子旌旗，備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同時又賜已成為階下囚的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為駙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對漢室的禁錮。這不但緩和了朝廷內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為司馬氏家族統治對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懼，而且還安定了蜀漢人心，為贏得吳人的好感，進而吞并東吳取得了主動權。從歷史上看，凡屬亡國之君，到了新朝，很少不死于非命; 凡是亡國舊臣，也都或面臨死途，或在屈辱中度過余生。但司馬炎對這兩種人的處理并不如此簡單，對亡國之君劉禪，包括以后的孫皓，他一方面在政治上嚴加管束，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加以優待，使他們在安逸中消磨意志，度過余年，以至昏聵的劉禪說出 “此間樂，不思蜀”的話來。而對蜀漢舊臣，他也不一概殺戮或廢黜，而是量才錄用，李密之事很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

李密原是蜀國的官吏，早年父親亡故，母親改嫁，與祖母相依為命，他不但以孝聞名鄉里，而且知識淵博，機智辯捷，無疑，這樣的人才不但深切司馬炎的心意，而且也能為朝廷和社會輿論所認可。河內司馬氏向來以名教著名，司馬炎之祖司馬懿便少有奇節，服膺儒教; 父親司馬昭雖為人多險謀，但也始終未輕易拋棄名教這一傳統工具，相反卻以名教自任，他與東海宿儒王肅之女結為婚姻，即具有這方面的意味。作為這個家族的一員，司馬炎也自然認識到名教在治理國家過程中的點綴意義。司馬昭去世，雖從漢魏舊制，喪事從簡，但司馬炎自己卻深衣素服，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盡管不斷有人提議改服進膳，可他還是禮終而后服吉。對宗教意識淡泊的中國人來說，祖先就是心中的上帝，具有無法取代、也無法抹煞的意義，所以，在封建時代，盡管思想界不斷變換色彩，崇拜祖先的意識有時遭受沖擊，甚至出現欺祖滅宗之事，但最終不但沒有泯滅，反而有強固的趨勢，這從早期儒家到宋明理學的倫理哲學中可以看出。可以說，崇拜祖先的意識，猶如一條中樞神經，始終維系著封建時代中國人的道德標準與精神價值，而作為最高統治者，皇帝也常常以 “孝” 與 “仁”相配合，作為專制統治的外在形式，以實現對人們精神的制約。所以，當李密以盡孝為理由，拒絕司馬炎的征召，并且上書了一篇令人悱惻、以至傳誦至今的《陳情表》后，司馬炎便借題發揮，大彈他的弦外之音。他不但嘉其誠款，還賜李密奴婢二人，令郡縣供養其祖母。等李密終喪后，又詔令他做了司馬氏家族的發源地河內溫縣的縣令，優寵之情顯而易見。

為了盡早地使國家從艱辛、動亂的環境中擺脫出來，為統一打下牢固的基礎，無為與寬松成了西晉之初的立國精神，作為當時最有權威、同時也最具有號召力的人物，司馬炎更力求在國家的大政方針中充分體現這一點。泰始四年 (268)，他在所頒詔書中明確指出：“古代雖有象刑之制，但人們并不觸犯它，今天雖具參第之法，可奸邪之事不絕。德與刑相去何遠!先帝同情百姓的獄事，故命群臣考正典章刑法。為堅守祖先的遺業，永保我大晉的江山，現以無為之法作為統領萬國的核心。” 同年，又向郡國頒下五條詔書：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對于類似的詔令，我們固然不能排除官樣文章的因素，但也不能一味地看作浮詞虛語，因為他的基本精神還是深切當時現實背景的，即針對曹魏后期苛刻的政治而言的。當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繼東漢的動亂政治之后，為了安定人心，恢復國力，曾實行了比較寬松開放、節儉務實的建國方針，但到了曹丕，政治漸趨嚴厲，社會風氣亦向腐敗轉化，曹叡以降，魏武當年的風范已是昨日黃花，成了絕響。皇帝往往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不斷把強大的物質重負轉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連綿的戰亂，更使百姓于慘淡的生計之外，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種恐懼與疲憊之感。因此，自魏及晉，除了魏初，在政治上還體現了一點可憐的曙光，整個歷史進程都被淹沒在血腥與黑暗的泥淖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司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無為而治的強國方略，就不能不是一種真實的反叛，而這種反叛又無疑暗示了一種新的歷史精神的誕生。

在專制時代，尤其是在專制色彩比較強烈的古代中國，皇帝就是國家的象征，它不但是各種權力的凝聚點，而且還具有精神偶像的意義，正因為如此，皇帝作為最高統治者，自然成了反映政治現實最敏感的神經，他的一舉一動直接影響著、規定著人們的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因此，在古代中國，明君與賢臣，昏君與奸邪總是連在一起的。為了使臣屬有一個很好的表率，為了盡量使既定的強國方略不流于空泛，司馬炎盡力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賢明的君主，這就是對內嚴于律己，對外力求公正。泰始二年 (266)，在安置司馬昭后事時，他下詔說：“虞舜死后葬于蒼梧，但不影響農事耕作，夏禹死后葬于成紀，也不妨礙集市營業。現尊照祖先清簡的遺規，陵墓十里之內讓百姓居住，并且停止一切煩擾之事。”在這之后，他又下令禁止雕文綺組之物，而對于朝廷中一些人為了討好他所作的奢侈之舉，更是斷然拒絕。某次，司馬炎病愈后，一些大臣為之祝福，他便下詔說：“每當想到時疫造成的死亡，我便愴然淚下，作為一國之主，我豈能為了自己而忘記百姓的痛苦?所有獻禮者都必須嚴加杜絕。”咸寧四年(278)，太醫司馬程據向司馬炎獻雉頭裘，他不但沒有接受，還將之焚燒于殿前，并下令： 內外敢有犯者罪之。所有這些，對魏末以來積重難返的奢侈之風，也許起不到根本的扭轉作用，但同那些在國家尚處在艱難時期，為了滿足自己的物欲，不斷雪上添霜、火上加油的昏君來說，也算一種明智之舉了。至于公正待人，在司馬炎早期生活中也是隨處可見，泰始四年(268)，他在一份詔書中強調： “地方官吏必須恪遵自己的職守，經常考察民情。對于好學篤道，孝弟忠信的清白之士，應竭力舉薦，對于違背倫常的不法之人，則應依法懲處。”太常丞許奇為人有才略，有一次，司馬炎到太廟祭祀，一些大臣因許奇之父許允為司馬昭所殺，擔心許奇在場，司馬炎會遭不測，建議不讓他接近左右，司馬炎不但不允，還稱贊許奇的才華，并提拔他做了祠部郎。還有一次，司馬炎在和右將軍皇甫陶討論政事時，發生了爭執，散騎常侍鄭徽為了討好司馬炎，上表要求治皇甫陶不敬之罪。但司馬炎卻說：“我憂慮的是聽不到忠讜之言，而現在鄭徽越職妄奏，這不是我的意旨。”結果，皇甫陶沒有獲罪，鄭徽卻被免官。

正當司馬炎勵精圖治、西晉的國威蒸蒸日上的時候，東吳卻如日薄西山，處處表現出傾頹的趨勢。吳王孫皓那乖戾、殘忍、荒淫的天性在絕望的環境中更向病態發展，他無意中把東吳這輛氣息奄奄的破爛馬車，又向死亡逼進了一步。孫皓為了滿足自己的淫欲，強行規定，大臣的女兒必須先充實他的后宮，落選者才可以出嫁。為此，中書令賀邵曾加以勸阻，但對已經完全失去良知、絕滅人性的昏君孫皓來說，忠言不但不能恢復他的理智，反而萌發了他的殺機，結果，他用燒紅的鋸條鋸下了賀邵的人頭。而對于那些敢于犯顏直諫的大臣，他更是視若仇敵。尚書熊睦見孫皓為人過于殘暴，要他寬以待人，孫皓便用鐵環猛打熊睦，直至身死。不僅如此，孫皓有時還人為地制造一些悲劇，以他人的痛苦和生命來滿足變態的心理，他經常故意把大臣們灌得爛醉，使他們在酒精麻醉的情況下說出真話，然后定罪，并置之死地而后快，而所用刑罰更是兇狠殘暴，令人發指，如剝面皮，砍雙足，挖眼珠。面對孫皓那項用人血染紅的皇冠，朝野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在這種情勢下，雖有一些有志之士力挽狂瀾，竭力支撐，但無奈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國家的狀況還是一天天地黯淡下來。無疑，東吳的墮落更顯示出西晉的活力，孫皓的昏庸也更襯托出司馬炎的開明，處在痛苦與黑暗中的東吳人開始向西晉尋求寄托，一些將領率眾倒戈，投降西晉。這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激發了晉人滅吳的欲望，于是，一時之間，滅吳成了朝野人士議論的話題。而此時，對于權力欲十分強烈、不甘寂寞與平庸的司馬炎來說，父祖給他留下的遺業，已不能滿足他日益高漲的政治欲望，他需要的是更加廣闊的疆土和大一統的局面，以馳騁他的雄心。但他又清楚地知道，孫皓雖然昏聵，可東吳畢竟是一個立國幾十年，在政治經濟方面有著牢固根基的國家——甚至當晉軍已兵臨石頭城下，它還有大小軍用船只五千余艘，糧食二百五十萬斛，將士十萬多人——顯然，這是一個雖然闇弱，卻不容忽視的對手，如果在策略上稍有失誤，便會功敗垂成。因此，雖然朝野的滅吳呼聲日益增高，但司馬炎始終未輕易許諾。一直到泰始六年 (270)，他才派羊祜到晉吳交界地荊州進行滅吳的準備工作。

司馬炎可謂慧眼獨具，一下子就抓住了一個合適的人選，羊祜在人格和才略上都是一個無可挑剔的人物，更是一個卓有謀略的軍事家。他少年時代就以清德名世，司馬炎受禪后，即以佐命之勛，進號中軍將軍。鎮邊后更謹慎從事，力盡職守，不負國望。他一方面立即占領要害之處和膏腴之地，使吳軍在軍事與物資上都處于尷尬的境地; 另一方面實行屯田，為日后的軍事行動打下雄厚的物質基礎。羊祜上任伊始，幾乎軍無現糧，可到最后一年，倉內已有十年的積蓄。在此基礎上，他又采取了與傳統的“兵不厭詐”用兵之道相反的策略，即攻心戰，取得吳人的信任，使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一種對晉的親切感與對吳的疏離感。他每次與吳人交戰，總要等到日出，從不作掩襲之舉。有一次，晉軍俘虜了吳人的兩個孩子，羊祜不但不加以訊撻，還送他們回家與家人團聚，孩子的父親因此很感激，不久舉家降晉。東吳有一位將領叫鄧香，在攻略夏口時被俘虜，羊祜親解其縛，為了報答羊祜的不殺之恩，他也率部降晉。還有一次，羊祜帶兵巡視邊境，因軍糧不足，便沿途以吳境成熟的莊稼充饑，但事后立即讓士兵送絹給農田的主人，以此作為代價。羊祜的良苦用心沒有白費，吳人開始改變了敵視的態度，甚至有人敬稱他為羊公。此時與羊祜對峙的是東吳名將陸抗，他知道，微笑有時比千軍萬馬更具有殺傷力，于是他也采取了與之同樣的態度。有一次，陸抗生病，羊祜送去藥物，左右怕有不測，建議不要服用，陸抗說： “羊祜豈是害人之人。”然后毫不猶豫地服下。陸抗還告訴他的部下： “羊祜懷之以德，而我們卻加之以暴，這是不戰自敗，現在我們只需保守邊界，不要追求蠅頭小利。”于是，邊境日漸平安。但羊祜并沒有滿足這一點，暗地悄悄地加緊滅吳的準備，他推舉益州刺史王濬統帥全軍。王濬是一位擅長水軍的將領，吳地曾有一首童謠稱贊他的水上功夫： “阿童 (王濬的小名)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在接受了軍令后，王濬便在長江上游大造艦只，為從水上東進作準備。大量的竹頭木屑通過長江流入吳境，吳將把此情報告給孫皓，但這個昏君只管作樂，對于危在旦夕的國家卻置之度外。

就在羊祜進行滅吳準備工作的時候，河西地區卻意外地燃起了熊熊戰火，少數民族首領樹機能因不滿不平等待遇，率部造反。秦州 (州治在今甘肅天水) 刺史胡烈領兵反擊，但由于過分輕敵，加之沒有援軍，終于導致全軍覆沒。這一來更助長了樹機能反晉的氣焰，他一連殺死了三個刺史，并于咸寧五年(279)春攻下了涼州首府武威。司馬炎為此憂心忡忡，最后，還是司馬督 (官名) 馬隆毛遂自薦，擔任了靖亂的重任，平定了這場騷動。雖然西北的插曲打亂了正在進行的滅吳工作的程序，但羊祜并未懈怠，他在一次上表時，迫切地指出： “平蜀之時，人們都說可以一并消滅東吳，從那時到現在已經十三年了。東吳的山河之險比不上蜀之劍閣和岷水、漢水，但如今孫皓的殘暴卻超過劉禪，吳人的困苦也甚于當年的蜀漢。而今大晉的兵力已強于當初，物資機械也勝于往昔。此時若能水陸并進，一定能戰勝東吳。”可是，朝中權臣賈充等人卻從中阻撓，司馬炎始終下不了滅吳的決心。但時光荏苒，歲月不居，此時的羊祜已進入暮年，雖然司馬炎在各方面對他備加禮遇，但仍然尉藉不了他壯闊的情懷，當老友中書令張華去看望他時，他滿懷憂慮地說： “吳國的政治太酷虐了，如果現在進攻，可以唾手可得。萬一孫皓一死，吳人另立新主，即使我們有百萬大軍，也難以跨越長江天險。”他又囑托張華： “我的愿望是否實現就靠你了。”終于，這位滅吳的奠基者沒能看到 “一片降幡出石頭” 的一天，于咸寧四年(278)含恨而逝。羊祜的去世對司馬炎來說失去了一個有力的依傍，精神上的打擊相當沉重，他懷著內疚與惆悵之情，哀慟他這位得力的助手，悲傷的淚水在寒風中結成了冰塊。

值得欣慰的是，羊祜臨終之時推薦了另一位名將杜預接替了他的職務。這位風度儒雅的將軍有書生的頭腦，卻無書生的弱點，政治與軍事才能不亞于他的前任羊祜。由于他知識淵博，頭腦靈活，經常做出出人意表的事情，所以朝中有人送給他一個 “杜武庫”的美名。對這位心胸不凡的將軍來說，滅吳早已成了他建功立業的目標，因此，他和張華也就自然成了羊祜有力的支持者。羊祜死后，他擔任了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杜預沒有辜負羊祜的期望，上任伊始，就表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他首先襲擊了駐守在要害之地的吳軍，并且大獲全勝，吳將張政恐朝廷罪怪，將此事隱而不報。杜預深知張政是一個不易對付的敵手，便借此事除掉他。杜預派人把戰俘送還東吳，孫皓聞之大怒，調離了張政。就這樣，杜預輕而易舉地趕走了自己的勁敵。這時，擔任訓練水軍重任的王濬已是七十高齡的老人，對這位老將來說，時間就是生命，他向朝廷上書了一份情真意切的文表，傳達他滅吳的心愿： “孫皓日益荒淫，東吳有志之士無不怨忿，今不伐吳，變化莫測。老臣七年來一直制作戰艦，有的因長期閑置已經朽壞。臣年已七十，來日無多，望陛下體恤我的衷愫，勿失良機。”與此同時，杜預也向司馬炎請求伐吳之期，但得到的答復是等到明年，杜預便上書陳述利害：“自今秋以來，討賊之事已露端倪，如果現在中止，孫皓便會另生他計，或遷都武昌，或加固江南的城池，到時候便會城不可攻，野無所掠。”杜預的疏表送到的時候，司馬炎正和張華下棋，張華沒有忘記老友羊祜的囑托，便推開棋盤，乘機鼓動：“陛下聰明神武，朝野又清平和樂，可謂國富兵強，而吳主荒淫暴虐，誅殺賢能。如果現在討伐東吳，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在杜、王、張等人的敦促下，司馬炎終于下定了滅吳的決心。

戰事按照羊祜生前提出的方案進行：瑯琊王司馬伷出兵涂中(今安徽滁州)，安東將軍王渾出兵江西(今安徽長江以西地區)，建威將軍王戎出兵武昌，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 (今武漢市漢口) 進軍，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進軍，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則率巴蜀水軍順江而下。這六路大軍二十多萬人猶如六支利箭直射東吳的腹地。賈充迫于司馬炎的壓力，不得不擔任六軍統帥，但這個皇親國戚感興趣的只是宮廷斗爭，國家在他生活的天平上充其量只是一個實現個人欲望與權力的依托。他對戰爭一無所知，甚至當孫皓已成了西晉階下囚的時候，他還上書司馬炎，要求班師回朝。

在這六路大軍中，王濬率領的巴蜀水軍是其中堅。王濬在擔任巴郡太守期間發現，百姓苦于徭役，經常遺棄男嬰，他便立即實行寬松的政策，減輕百姓的負擔，并鼓勵生育，被他救活的嬰兒就有好幾千人。巴蜀弟子為了感謝王濬，積極隨之東進。王濬的戰艦規模之大，亙古未有，他的船雙雙為單位，方一百二十步，可載兩千余人，船上造有城樓，四面開門，將士可以自由地在上面騎馬奔馳，船頭還刻有怪獸鹢的頭像，于宏大中露出幾分威武。太康元年(280)正月，王濬自成都出發，不久攻克丹陽。吳人為了阻擋晉軍的進攻，也早有準備，他們在長江的險要之處，布下長長的鐵鎖，又在江中埋下長丈余的鐵錐，企圖使晉軍的戰艦陷入尷尬的境地。但這一情況早被羊祜獲知，所以在進攻之前，王濬就準備了大小竹排，并在上面布上披有盔甲的稻草人，使之前行，挾去江中的鐵錐。他又制作了巨大的火炬，灌上麻油，放在船前，遇到鐵鎖便點上火炬，剎那間熔為鐵水。就這樣，吳人自恃的長江天險，在王濬的腳下化作了平地，他幾乎兵不血刃，迅速攻下了夏口、武昌。無疑，這時候王濬的唯一選擇是乘勝東進，直驅建業 (今南京)，但卻遇到了麻煩。身為六軍統帥的賈充從中作梗，向司馬炎上書：“現在正值春夏之交，吳地瘟疫流行，應該召回各路大軍。并且要腰斬張華，以謝天下。”這一次，司馬炎沒有聽信他的讒言，只是冷冷地說道： “伐吳是我的主張，張華只是贊同而已。”于是王濬的部隊又繼續前進。這時，王渾的大軍也勢如破竹，到了橫江(今安徽和縣)。在兩路大軍的夾攻下，建業城中的孫皓成了甕中之鱉，他派游擊將軍張象帶領水軍抵抗。誰知張象根本沒在抵抗之意，一出城便作了俘虜。在這種情況下，孫皓不得不素車白馬，肉袒而縛投降西晉，東吳的四十多個郡，三百多個縣，二百三十余萬人口全部歸入西晉的版圖。東吳這個立國近六十年，曾經雄踞江東的國家，終于斷送在亡國之君孫皓的手中。唐代詩人劉禹錫有感于這場歷史悲劇，寫下了著名的詩篇：“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五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中國這塊古老的大地，自東漢末年開始便進入了軍閥割據的時代，在漫長而殘酷的年代里，人們不知經歷了幾多風雨、幾多血淚，他們多么希望有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安置久已疲憊的心靈，而現在歷史的宿愿終于如愿以償，人民的宿愿終于如愿以償，多少為之奮斗的有志之士的宿愿終于如愿以償!作為這一歷史變化的直接參與者和領導者，司馬炎更是百感交集、意味深長，在大宴群臣的宴會上，當他端起沉重的酒杯，不由得流下激動的淚水。是的，司馬炎的感喟中自有他不可言說的情味與慰藉，他的那位北伐公孫、西拒諸葛的祖父司馬懿，還有他那位不惜犧牲傳統的倫常、弒君犯上的父親司馬昭，他們之所以至死懸念不已，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想總有一天司馬氏家族能夠大振雄風，在中國歷史上寫下引人矚目的一筆? 不就是想總有一天他們的子孫能夠象漢高祖劉邦那樣唱起“威加海內”的豪歌?而現在這一切都變成了現實，作為這一現實的象征人物，司馬炎怎能不感嘆呢?對千千萬萬老百姓而言，大一統局面也許不會是他們所期待的盡善盡美的極樂世界，但和充滿刀光血影的亂世相比，它畢竟多了幾許寧靜，幾許和諧，而對已嘗足流離之苦的三國的人民來說，大一統的局面也多少點亮了他們生活的希望，盡管這微弱的曙光不久又消失在黑暗之中。

國家既已統一，外患既已消除，司馬炎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恢復經濟，發展生產上來。由于東漢末年以來戰亂頻仍，自曹魏開始就實行了為戰時服務、帶有濃厚的軍事色彩的屯田制，這陳舊的生產方式顯然已不適應和平時期的需要，為此，司馬炎著手頒布新的土地制度，即占田制。實際上早在司馬昭當政時，即已考慮這個問題，咸熙元年(246)，就曾下令罷屯田官，以均政役，并將典農中郎將、典農校尉改為太守，典農都尉改為縣令或縣長，這樣，原來的典農部民和屯田客都成了屬于郡縣的編戶了。在此基礎上司馬炎規定了占田和課田的數額： 按占田制的規定，每個男子可以占田七十畝，女子占田三十畝; 按照課田的規定，每個丁男 (十六至六十) 每年向國家交納五十畝租稅，丁女二十畝，次丁男二十五畝，次丁女免稅。那么和屯田制相比，占田制到底有什么變化呢?正如王仲犖先生在 《魏晉南北朝史》 中所說： 固然，實行占田制后，土地的授受權操縱在政府手中，使占田戶成了封建政府的農奴，“如站在民屯的屯田客的角度上看占田法的封建負擔，田租、戶調的課征率雖重，可是比起三七、二八分的民屯超額租課，究為減少;人身自由也有所改善。如從兵屯下的佃兵和代佃兵種稻的官奴婢角度上看占田法的封建負擔，田租、戶調的課征率雖重，比起屯田的超額租課，不知減少多少; 他們一出戰入耕，力役的負擔，從來是很重的，現在也相對地減輕了些。”由此可見，占田制對提高人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生產力，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從太康時期的繁榮可以窺見一斑。平吳那一年(太康元年，280)，西晉有戶二百四十余萬，但到太康三年(282)，已銳增到三百七十七萬戶，兩三年中，增加了一百三十多萬戶，其中除去當初隱漏的戶數，實際增加的人口也是相當可觀的。在封建時代，人口的增減往往是衡量社會安定與動亂的浮標，西晉初年人口的增長在某種意義上說明了政府的政策法令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史書上這樣描述當時的繁榮景象： “太康之年，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遍野，余糧盈疇，商旅道棲，夜不閉戶。”而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余斛。這些記載，固然有溢美不實的成份，但起碼反映一種基本的歷史現狀。

古人曾用這樣兩句話概括如下兩種因素對人生的影響：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充滿憂患的日子固然常使人如飄搖于風雨中的扁舟，產生一種不安全感，甚至領略到辛酸和苦澀的情味，但正是這種不安全感，辛酸和苦澀的情味，往往能為生命的主體找到一個適當的突破口，從而使痛苦和壓抑轉化成一曲高揚人生的凱歌。可是，當時過境遷，苦澀變成了甜蜜，憂患轉化為安樂，生命的沖動、精神的追求便會從此消歇，原來奔騰咆哮、騷動不止的人生之河變成了淺唱低吟、昏昏欲睡的細流。正如青果雖然酸澀，卻能使人清醒，鮮花雖然芳馨，卻會使人沉醉，憂患與安樂從來就是以正反的方式規定著人生。從憂患的日子走進和平安樂世界的司馬炎，面對大一統的局面，面對任他主宰的廣袤的山河和蕓蕓眾生，感到了一種滿足與陶醉，殊不知就在此時，他那一直奮進的生命之船也擱淺了，在荷葉田田，艷陽高照的背后，暗影正悄悄降臨。

也許是一種彌補，一種平衡，本來以儉約清廉著稱的司馬炎，生活上開始奢侈起來，當年那個御車的青絲繩斷了以青麻代之、御醫獻雉頭裘而當眾焚之的司馬炎已成為歷史，安樂的日子使司馬炎完全成了一個被物欲、色欲所主宰的昏君。他為了表達自己的孝心，開始大規模修建祖先的陵廟，十二根巨大的銅柱皆鍍以黃金，飾以明珠，所用石料都是從遙遠的地方運到洛陽的，耗費的民力令人驚嘆。司馬炎為了滿足自己的色欲，在滅吳之后，又收留了孫皓宮中五千多宮女，以至后宮超過一萬，因為人數太多，他只能駕著羊車漫游，一些想接近皇帝、一睹天顏的后妃，便在門前插上竹葉，并撒上鹽巴，以使貪吃的羊走過自己門前時能夠停下。這種作樂的方式可謂別出心裁。面對司馬炎荒淫昏庸的行為，朝中有人感到不滿。有一次，司馬炎率群臣到洛陽南郊祭祀，禮畢，他問司隸校尉劉毅： “我能和漢代的哪一個皇帝相比?” 以武帝當時的心情，以為劉毅一定會說出一個響亮的名字，誰知得到的回答是： “可以和桓帝、靈帝相比。”人人都知道桓靈之世乃是東漢王朝最黑暗的時候，司馬炎不能不感到吃驚，接著問道：“怎么到了如此地步?”劉毅毫不掩飾地說道：“桓帝之世雖賣官鬻爵，但把錢留給官府，陛下如今賣官鬻爵，卻中飽私囊。” 面對這個鯁直的臣下，司馬炎只得自嘲說： “桓靈之世聽不到你這樣大膽的言論，而現在我身邊卻有你這樣的直臣，可見我比桓靈二帝賢明。”

本來自魏明帝曹叡后，社會風氣就趨于奢侈，現在司馬炎又推波助瀾，于是，上行下效，西晉的朝野頓時掀起了一股奢侈之風。朝中的權貴自不必說。太尉何曾即以奢侈著名，他的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雖然在飲食上日費萬錢，猶言無處下箸。而尚書任愷的奢侈更超過何曾，每頓飯就要花去萬錢。有一次司馬炎到女婿王濟家作客，侍宴的一百多個婢女都穿著綾羅綢緞。菜肴中有一道乳豬，味道鮮美異常，司馬炎向王濟打聽烹調的方法，王濟悄悄對他說：“這是用人乳喂養，又用人乳烹制的。”司馬炎聽后很不舒服，沒等終席就走了。在這種情形下，人人以夸富為榮，個個以斗富為樂。但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有時這種豪奢還和殘忍結合在一起，石崇是當時有名的富豪，他宴請客人時總讓美女敬酒，如果客人飲酒不盡，便將美女斬首。有一次，他請王導、王敦兄弟赴宴，王導知道石崇的規矩，雖不能飲，但盡力支撐，而王敦卻不以為然。石崇一連殺了三人，王敦還神態自若，不為所動，王導責怪他，他卻說：“石崇殺自家人，于您何干?”就是這個石崇，他家的廁所也與眾不同，建造得如閨閣一般，一次，散騎常侍劉寔在他家作客，需要解手，仆人把他帶到一間掛著錦繡帳幔、布置豪華的房屋，見一些侍女捧著香囊站在兩邊，以為走進了內室，嚇得退了出來，向石崇道歉，但石崇告訴他那就是廁所。司馬炎的另一位駙馬王敦也鬧過笑話，有一次他在公主的住處解手，發現旁邊有一盆香棗，便吃了，事后才知道，那是為了除臭塞鼻用的，這位駙馬公因此遭到了宮女的哂笑。

當年雄姿英發的司馬炎已垂垂老矣，于是繼平吳之后，繼承人的問題成了朝野矚目的大事，各種政治力量為了不同的目的，再一次展開了角逐，西晉宮廷又熱鬧起來。按照封建時代立嫡以長的遺規，司馬炎的長子司馬衷在9歲 (泰始三年，267)時就被立為太子，但他天生就是一個白癡，因此還鬧了不少笑話，立這么一個白癡兒子作太子，司馬炎不是沒有過疑慮。就在伐吳的同時，司馬炎即已考慮這個問題，有一次他問張華：“我的后事可以托付給誰?”張華毫不猶豫地回答：“要論才華和親屬關系，當然是齊王司馬攸。”張華的回答當然不會使司馬炎滿意。我們且不說他和司馬攸那場爭奪王位的斗爭就足以使他把司馬攸排除在這種可能性之外，就是出于親緣關系，他也會在自己的后代中作出選擇。司馬炎終于發現了一個亮點，有一次，宮中失火，司馬炎站在城樓上觀望，這時，司馬衷5歲的兒子司馬遹拉著武帝說：“夜間危急，不應讓光亮照到皇帝的身上。”司馬炎感到很驚奇，本來近乎絕望的心中又燃起一股希望，于是他把全部的賭注押在了這個尚處在孩提時代的皇孫身上，最終還是選擇了司馬衷這個白癡作皇位繼承人。太熙元年 (290)三月，司馬炎病篤，他想讓汝南王司馬亮作為顧命大臣，但已經晚了，此時的朝政已完全控制在外戚楊駿手中，他的病床邊盡是一幫新貴。同年四月，這位風發一時的開國皇帝便與世長辭了，終年55歲，葬于峻陽陵，廟號世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