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真詮》的主要內容,《新政真詮》導讀

《新政真詮》是晚清維新思想政論集。何啟、胡禮垣著。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上海格致新報館刊印。1920年香港胡氏書齋刊印的《胡翼南先生全集》將其全部收入。

何啟 (1859—1914)，字迪之，號沃生，廣東南海人。早年就學于香港中央書院，畢業(yè)后留學英國，入阿伯丁大學學醫(yī)，又入林肯法律學院學法律。1882年回香港后業(yè)律師。1887年創(chuàng)辦雅麗氏醫(yī)院，孫中山曾在該院附設的西醫(yī)書院肄業(yè)。1890年任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1895年參與孫中山籌劃的廣州起義活動，起草對外宣言。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在港督卜力的授意下，草擬《平治章程》，建議興中會與兩廣總督李鴻章合作，據兩廣 “獨立”。

胡禮垣(1847—1916)，字榮懋，號翼南，廣東三水人。早年就學于香港中央書院，畢業(yè)后曾充教習，創(chuàng)辦粵報。1885年譯《英例全書》。后曾開發(fā)南洋小島，并被蘇祿國王禮為客卿。1894年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曾代理中國在日本的領事事務。后返港為文學會譯員。晚年在家研究政治、法律及哲學、佛學。

是書共6編。初編為前后總序及《曾論書后》，二編為《新政論議》，三編為《新政始基》，四編為《康說書后》和《新政安行》，五編為《勸學篇書后》，六編為《新政變通》。

《曾論書后》初刊于1887年夏，由何啟用英文作，胡禮垣譯成中文。其內容為批駁曾紀澤《中國先睡后醒論》專講購戰(zhàn)艦、筑炮臺、保藩鄰、防外侮，忽視改革內政的變法，認為這是“本末先后未免混淆，效驗工夫漫無次序”。“此等奮發(fā)舉行者，如酣睡之人或被魔而夢里張拳，或蹈虛而夢中伸腳耳。”同時他們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認為立國所恃者，“公平之政令而已”。“公與平者，即國之基址也。公者無私之謂，平者無偏之謂也。公則明，明則以庶民之心為心，而君民無二心矣;平則順，順則以庶民之事為事，而君民無二事矣。”

《新政論議》初刊于1895年春，也是何啟著胡禮垣譯。文中闡述了他們的民主理論，認為“橫覽天下，自古至今治國者惟有君主、民主以及君民共主而已。質而言之，雖君主仍是民主，何則?政者民之事，而君辦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辦之者。事既屬乎民，則主亦屬乎民。”同時他們系統(tǒng)論述了變法方案：經濟上主張開鐵路、廣輪船、振興工商業(yè)，改革稅收制度;軍事上主張訓練新式陸軍，恢復海軍;文化教育上主張興辦新式學校，并為知識分子謀更廣泛的出路;政治上主張?zhí)岣吖賳T俸祿以清除賄賂，廢除賣官鬻爵，建立戶口制度以強化治安，按照現代社會的需要重新厘定中央各部的職能，建立地方自治制度而由民眾直接選舉地方官員，建立議會制度“以布公平”，推廣新聞事業(yè)“以廣言路”等。

《新政始基》作于1898年春，為胡禮垣作。內容主要關于理財之道，其中批評了洋務派的官督商辦。他認為“官者所以保民而已，民者所以養(yǎng)官而已”，“是官民之責不相混也”。政令之得失、出納之重輕，是“官與民宜合而謀者”，而貨殖之貿遷、商賈之轉折，則是“官與民不宜合而謀之者”。官督商辦“是民之事而主之以官，也是于不宜合謀者而使之合謀也。”“不宜合而合之，雖在君民最洽之邦，且當絕無疑忌之日，亦戛戛乎其難。中國之官素未得民，中國之民素畏官，官府當此之時，縱使官極惠民，欲民視之如父，民猶疑其為虎，官極愛民，欲民視之如兄，民猶疑其為狼，而況乎未誠而欲令民信，未信而欲令民任也哉?”

《康說書后》由何、胡二人合作于1898年夏初，系讀康有為保國會演說后所寫，文中認為變法“必先去其驕傲滿盈”，應以 “謙虛戒慎”行之，并提出要開中國風氣，須改變傳統(tǒng)的士農工商階級次序，效法日本，改為商農工士。文中還批評康有為只廢八股而不廢經義，指出“是八股猶未廢也”。“不知保民、養(yǎng)民、教民何須經義，外洋諸國惟不用經義，故能為所當為，亦猶堯舜三代時無經義，故能日新其德。”

《新政安行》由何、胡二人作于戊戌政變后三月。文中對封建頑固派 “誅黨人、分畛域、忌民權、禁日報”多所批評，并仍堅持他們那套變法主張。

《勸學篇書后》作于1899年春，文中對張之洞《勸學篇》中的論說作了全面批判，認為“其論則不特無益于時，然且大累于世”。其中對綱常五倫的批判尤為激烈，認為孔孟之道，“情理而已”。在關于忠愛的問題上，指出： “為國家者不當責一國之忠愛于人民，但當行其所以致人民之忠愛于一國。”

《新政變通》作于1900年冬，文中對各種認為新政窒礙難行的觀點作了批駁，認為 “新政者終于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