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楚王問》簡介|介紹|概況

辭賦篇名。戰(zhàn)國宋玉作。清林云銘《古文析義》說：“惟賢知賢，士民口中如何定得人品。楚王之問，自然失當;宋玉所對，意以為不見譽之故，由于不合于俗。而所以不合之故，又由于俗不能知，三喻中不但高自位置，且把一班俗人伎倆見識，盡情罵殺，豈不快心!”清金圣嘆《天下才子必讀書》說：“此文腴之甚，人亦知;煉之甚，人亦知;卻是不知其意思之傲睨，神態(tài)之閑暢。凡古人文章，最重隨事變筆。如此文，固必當以傲睨開暢出之也。”上海古籍社《中華活葉文選》說：“這篇文章里，一方面暴露出宋玉繼承了戰(zhàn)國游士夸夸其談、妄自尊大的浮夸作風，他的辯論，也只求用巧言辯舌取一時之勝、免一身之禍，和屈原那種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憎愛分明，斗爭不屈，相去很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楚襄王時期，宗室貴族把持朝政，排斥賢能，國事日壞，不僅迫使屈原憂忿自殺，而較為清醒的士大夫也同樣受到迫害的黑暗情況。”今人王雙說：“生活在楚襄王時代的宋玉，政治上不能施展才能。當時宗室貴族把持朝政，排斥賢良，爭權奪勢，置國事于不顧。對于不肯同流合污的宋玉，也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這篇文章寫宋玉在楚襄王面前為自己的辯解。他用鳥中有鳳，魚中有鯤比喻士人中有高尚卓越之人。那些專事誹謗的小人，只不過是籬笆上的鷃鳥，小水池里的鯢魚而已，燕雀不知鴻鴣之志，小人不知壯士之懷，圣人的‘意’與‘行’，世俗之士是無法理解的。從而表現(xiàn)了自己空有抱負與才華，不能施展，不受重用，反遭讒陷的抑郁心情。”(《古代散文鑒賞辭典》)今人張大芝說：“宋玉結語中的‘世俗之民’及其世俗之見，當然也是包括楚襄王在內而直批其頰。宋玉的憤懣表面上是對世俗之民發(fā)的，實際上也是對萬乘之君發(fā)的。這是這篇文章的積極意義，只是這一點太委婉隱晦;但委婉是宋玉辭賦的一大特點。”(《古文鑒賞大辭典》)然亦有認為此篇非宋玉之作者，今人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說：“除《九辯》外，都是后人所依托，決不可信”，“賦的體制、風格和語言都與楚辭迥異，倒和漢賦相近，這從辭賦的發(fā)展過程來看，在宋玉的時代是很難出現(xiàn)的。而且這五篇賦(《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都作第三者敘述口氣，又直稱‘楚王’、‘楚襄王’，明為后人假托之詞，不是宋玉自作。”今人朱碧蓮對此辨之甚詳，其《宋玉辭賦真?zhèn)伪妗氛f：“宋玉的賦篇幅短小，鋪張揚厲還只是初具規(guī)模，其諷諫意義較強，正是散文賦體的初期形式”，“劉勰指出：‘相如好書，師范屈宋。’(《文心雕龍·才略》)‘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文心雕龍·夸飾》)明陳第認為，《高唐賦》‘蓋楚辭之變體，漢賦之權輿也;《子虛》《上林》實踵此而發(fā)揮暢大之耳。’(《屈宋古音義》)他們都正確地闡明了宋玉賦是楚辭向漢賦發(fā)展的橋梁。”在先秦著作中，提到本國國名或國君名的不乏其人，如《孟子·公孫丑下》就提到魯國國君名：“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韓非子》多次提到“韓昭侯”“韓烈侯”;《荀子·議兵》開頭便說“臨武君與孫(荀)卿子議兵于趙孝成王前。”況且宋玉略晚于屈原，“他卒于襄王之后也是完全可能的。可見，只是根據(jù)作品中有‘楚襄王’字樣便斷定《風賦》等非宋玉作，這是缺乏充足理由的。”此篇最初載于梁蕭統(tǒng)《文選》。今多數(shù)研究者認為，如無充足之理由，仍當系于宋玉名下。此篇寫宋玉遭受讒言以及他為自己辯解的故事，表現(xiàn)了他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憤懣情緒和孤傲高潔的情懷，同時也反映了戰(zhàn)國末年楚國權貴專橫、排斥賢能、國事日蹇的黑暗情況。言辭委婉而犀利，形象生動有致。妙用比喻，氣勢逼人，如“曲高和寡”、“鳥有鳳”、“魚有鯤”三喻之中，步步深入，新穎別致，不露痕跡地說明自己的高潔胸懷，揭露奸邪的下劣無恥，雖然不作正面闡釋，而讒言不攻自破。通篇采用散體，語言流暢，華而不艷，具有清新秀美的特點，清劉熙載《藝概·文概》指出：“用辭賦之駢麗以為文者，起于宋玉《對楚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