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簡介|介紹|概況

書名。相傳為春秋時左丘明作。二十一卷。以記西周末年和春秋時期周魯等國貴族的言論為主，可與《左傳》相參證，故有《春秋外傳》之稱。它是一部分國敘述的記言史書，載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其中以晉語為最詳。漢司馬遷首倡《國語》為左丘明作之說，其《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漢班固《漢書·藝文志》亦說：“《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三國時吳國韋昭《國語解敘》說：“昔孔子發憤于舊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攄意，托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沉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并陳，非特諸子之倫也。”唐柳宗元從崇經尊史的角度出發，曾作《非國語》一文，說：“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龐，好詭以反倫”，“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國語》出自何人，說者不一。然終以漢人所說為近古。所記之事，與《左傳》俱迄智伯之亡，時代亦復相合。中有與《左傳》未符者，猶《新序》、《說苑》同出劉向，而時復抵牾。蓋古人著書，各據所見之舊文，疑以存疑，不似后人輕改也。……案，《國語》二十一篇，《漢志》雖載《春秋》后，然無《春秋外傳》之名也。《漢書·律歷志》始稱《春秋外傳》……考《國語》上包周穆王，下暨魯悼公，與《春秋》時代，首尾皆不相應;其事亦多與《春秋》無關。系之《春秋》，殊為不類。……《史通》‘六家’，《國語》居一，實古左史之遺，今改隸雜史類焉。”清朱彝尊《經義考》引陶望齡語：“《國語》一書，深厚渾樸，《周(語)》《魯(語)》尚矣。《周語》辭勝事，《晉語》事勝辭。《齊語》單記桓公霸業，大略與《管子》同。如其妙理瑋辭，驟讀之而心驚，潛玩之而味永，還須以《越語》壓卷。”《國語》的作者是誰，至今不可確知。漢司馬遷以為春秋時左丘明作，今研究者多表示懷疑。較為可信的說法是：它和《左傳》一樣，可能與左丘明的傳誦有一定關系，后來經過熟悉歷史掌故的人排比潤色，在戰國初年或稍后編寫成書。從文學的角度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時代尖銳激烈的階級矛盾和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展現了那個時代政治變化的輪廓，描繪了當時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書中雖然雜有不少天命神鬼的迷信思想，但也有不少篇章真實而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統治者的兇殘和靡奢，揭示了廣大人民群眾處境的悲慘和生活的痛苦，為后人提供了一幅幅鮮明的歷史畫面，具有不朽的認識價值。該書長于記言，文章大都樸質而簡括，語言自然而較少潤飾。其文學成就雖不如《左傳》，但也不乏曲折生動的篇章和描寫得較為突出的人物形象，如《晉語》之寫重耳、驪姬，《吳語》之寫夫差， 《越語》之寫勾踐，《周語》之寫邵公諫厲王弭謗，都可謂形象鮮明，生動感人。對《國語》的注釋，著名的有：三國韋昭《國語解》、近人徐元誥《國語集解》和今人傅庚生《國語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