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簡介|介紹|概況

長篇小說。清吳敬梓作。關于作者：清顧云《伃山志》卷四：“吳征君敬梓，字敏軒，晚號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也。吳故全椒望族，國初以來，科第累世弗絕。群從兄弟數十人，征君與吏部檠，尤有稱于世。性閑逸自恣，既以土苴流輩矣;至所施予又多以意氣出之，不擇其人，家故稍稍落。乾隆間，再以‘博學鴻詞’薦，有司奉所下檄，朝夕造請，堅以疾篤辭。或咎之，“曰：‘吾既生值明盛，即出，其有補斯世耶?否耶?與徒持詞賦博一官，雖若枚、馬，曷足貴耶?’卒弗就。且并脫諸生籍，去居江寧，江寧雨花臺，明所建先賢祠在焉。祀吳泰伯以下五百余人，歲久，圯矣。征君與同志議復其舊，資弗繼，則獨鬻全椒老屋成之，故愈益貧困。先世門生故吏既半天下，嘗所施與，亦往往致達官，顧夷然不以屑意。日惟閉門種菜，偕傭保作雜，人不知故向者貴公子也。冬夕，元御寒具，則自今秦淮北岸曳敝裘，翹首行吟雅步，至古冶城諸山返，以為常，謂之‘暖足’，其風趣如此。歿葬清涼山麓，或曰在鳳臺門。著有《詩說》七卷，文集五卷，詩集七卷。世所傳《儒林外史》，亦征君著也，雕畫物態，如大禹之鑄九鼎，神奸無遁形。雖稗官家言，或亦通人所不廢耶!”清胡止澄《安徽通志稿·列傳》卷三：“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全椒人也。吳氏世望族，科第仕宦名于全椒。敬梓生穎異，讀書過目輒背誦;稍長，補學官弟子員。襲父祖業有金二萬余，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遇貧即施，與文士輩往還，飲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安徽巡撫趙國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鴻詞薦，竟不復廷試，亦自此不應鄉舉，而家益以貧。乃移居金陵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千卷，日夕自娛，窘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圣謨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程晉芳有族伯祖曰麗山，與有姻連，時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麗山告諸子曰：‘此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持米三斗、錢二千往視之。’至則敬梓不食二日矣。然敬梓得錢則飲歌呶，未嘗為來日計。其學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夙構者莫之為勝。辛酉、壬戌間，晉芳延至其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敬梓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貼括士如仇，其尤工者尤嫉之。緣此所遇益窮。與程廷祚為至契，廷祚好治經，敬梓晚年亦治經，曰：‘此人生立命處也。’乾隆甲戌與晉芳遇揚州，知晉芳亦貧，執其手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晉芳返淮浦，敬梓登舟話別，指新月曰：‘與子別，后會不可期。即景悢悢，欲構句相贈，而澀于思，當俟異日耳。’復七日而歿。先數日，裒囊中余錢，召友朋酣飲，飲既醉，乃高詠杜牧‘人生只合揚州死’之句，欷歔泣下。敬梓既沒，其同年王轂原又曾適客揚州，告轉運使盧見曾，殮而歸其殯江寧。享年五十有四。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詩說》若干卷，又仿唐人小說為《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士爭傳之，比于《石頭記》、《水滸傳》云。”另，清朱緒曾《國朝金陵詩征》卷四十四，清葉名灃《橋西雜記》，清楊鐘羲《雪橋詩話》等，皆載有吳敬梓生平文字，或過簡，或與上述傳記大同小異，此不錄。今人胡適著有《吳敬梓傳》、《吳敬梓年譜》二種，考辨甚詳，因篇幅過長，亦不錄;特提示之，供研究者參閱，關于《儒林外史》的主題思想，約有下列諸說：1、功名富貴說。清閑齋老人“序”說： “其書以 ‘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境。”;臥閑草堂本《儒林外史·回末總評》第一回：“‘功名富貴’四字是全書第一著眼處。故開口即叫破，卻只輕輕點逗。以后千變萬化，無非從四個字現出地獄變相，可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第二回：“‘功名富貴’四字，是此書之大主腦，作者不惜千變萬化以寫之。”今人李漢秋說：“‘功名’的概念本指功績聲名、建功立名，到科舉時代，常用以指科舉及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職。‘富貴’的含意本廣泛，但當與“功名”的后一種意義連用時，也就與科舉做官結下不結之緣。所以，‘功名富貴’作為集合概念，在科舉時代，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權勢和錢財，就又貴又富。如果說金錢資本是資產階級圍繞著旋轉的軸心，那么，可以說，功名富貴是封建知識分子圍繞著旋轉的軸心，對待功名富貴的態度是對明清文人的一個試金石，把他們放在這個聚光點上，足以燭幽索隱，顯其靈魂，使之纖毫畢露，聲態并作地現身紙上。……以功名富貴為主題，既可以統帥對科場士人面目的描寫，也可以統攝對斗方名士嘴臉的揭露，而不必牽強地把名士說成八股的‘副產品’，因為他們雖不以八股為敲門磚，但仍要附庸富貴，謀求‘異路功名’;這一主題既可以包容對士子靈魂的勾畫，也可以概括對社會陋俗的掊擊。……以功名富貴作為儒林的中心問題，這不等于說它的主題思想是批判功名富貴。如以走馬燈作比，功名富貴只是旋轉的軸心，全盞燈圍繞這個軸心展開了一代文人生活的風俗畫卷，其中有批判的畫面，也有頌美的畫面。它所批判的八股腐儒、無聊名士、訟棍劣紳、清客幫閑固然表現了沒落地主階級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包括八股科舉和程朱理學)的腐朽糜爛;它所頌揚的正面人物，有的沉抑不伸，有的憤激不平，理想都歸破滅，客觀上仍然反映了封建政教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治。這軸畫的形象總體深刻表現了封建末世上層建筑的嚴重危機，這種危機反映在儒林中，根子卻在統治者推行的反動政教里。”(《儒林外史研究資料·前言》)2.反封建說。陳獨秀《儒林外史·新敘》一文，在贊揚該書是“寫實的”文學的同時，又以鮑廷璽與王太太的婚姻為例，說“吳敬梓極不滿意于父母代定婚姻為制”;以王玉輝女兒殉夫為例，說“吳敬梓對于貞操問題，覺得是極不自然”;以倪老爹同于老者的對比為例，說“吳敬梓把‘工’比‘讀’看得重。”近人錢玄同《儒林外史·新敘》一文，也舉王玉輝女兒殉夫一事，說明“‘吃人的禮教’真正是要不得的東西”;“禮教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這些論述與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的五四精神是一致的。3.批判科舉制度說。胡適《吳敬梓傳》說：“《儒林外史》這部書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見識高超，技術高明。這部書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氣，批評明朝科舉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一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這是全書的宗旨。”4.指摘時弊、諷刺士林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謫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其成殆在雍正末，著者方僑居于金陵也。時距明亡未百年，士流蓋尚有明季遺風，制藝而外，百不經意，但為矯飾。云希圣賢。敬梓之所描寫者即是此曹，既多據自所聞見，而筆又足以達之，故能燭幽索隱，物無遁形，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書無主干，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制;但如集諸碎錦，合為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因亦娛心，使人刮目矣。敬梓又愛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則尤嫉之’(程晉芳作傳云)。故書中攻難制藝及以制藝出身者亦甚烈”;“此外刻劃偽妄之處尚多，掊擊習俗者亦屢見。”另，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海世界書局版《儒林外史》，編者從思想和藝術兩方面指出該書“十大特點”，并列于卷首，說： “是書‘婉而多諷’，又能指謫時弊，秉以公心，在一切諷刺小說中實可首屈一指的，這是特點一。科舉制度下的八股時文，不知困死了多少人!是書獨能揭其隱，加以批判，這是特點二。是書在批判舉業之處，又能示人一種做人的新途徑，在社會中建立了一個新的心理：虛浮的富貴不可貴，所足貴的乃為健全的人格;八股時文不足貴，所足貴的乃為真實學問，這是特點三。在封建的禮教下面，不知冤屈死了多少青年婦女!此書作于距今二百多年前，已能批判這個問題，可謂目光如炬，卓極一時!這是特點四。是書明為描寫明朝時事，實則是清雍乾間的文壇寫照。如果加以考證，大都實有其人，呼之欲出，別有趣味，這是特點五。是書寫泰伯祠致祭一節，禮行樂備，盛極一時，彌可仰見前賢之文采風流;又寫琴棋書畫四士，使人知儒林之外，市井中也正多奇才，并不是專以描寫社會的黑暗為能事，這是特點六。描繪時文士，直如鑄鼎象物，魑魅魍魎，畢現尺幅，其寫一切世故人物也同此情形，這是特點七。在描寫方面，以真切為尚，求其能寫一人肖一人，并無過與不及的毛病，這是特點八。是書自始至終，無一淫穢語，實為我國小說中所創見，最適合青年學生閱讀，這是特點九。是書有一部分材料是從其它書中摭取而來，然化腐朽為神奇，正足見文學手腕巧妙。這是特點十。”今多數研究者認為，該書通過一些既聯系又相對獨立性的故事，猛烈地抨擊了腐蝕士人靈魂的八股科舉制度，深刻地揭露了虛偽吃人的封建禮教和封建道德，無情地暴露了官僚、地主及其幫閑者們的丑惡嘴臉。另外，作者也塑造了一些正面人物，如王冕、杜少卿、沈瓊枝、荊元等，企圖以這些理想人物，來為那些名教中的敗類樹立一個敦品矯俗的典范。通過這些人物的塑造，雖表現了作者對新思想的向往和探索，但由于時代和作者自身的局限，這些人物形象還都具有不少的封建色彩，未至“一代新人”的境地。作者為了避免清廷的文字獄，把故事假托在明代，實際小說批判的對象，正是十八世紀清朝的“康乾盛世”。在藝術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它杰出的諷刺藝術。作為中國古典諷刺小說，它是空前絕后的。對待諷刺的對象，作者態度嚴肅，寓意深刻;字面上不加褒貶，諷刺意味通過情節發展或人物對話自然地流露出來，意在言外，含蓄而不淺露。魯迅在論述這一特點時說，“秉持公心，指謫時弊”，“戚而能諧，婉在多諷”，“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不象《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辭氣浮露，筆無藏鋒”，“常張大其詞，又不能穿入隱微”，所以“《儒林外史》是諷刺，而那兩種都近于謾罵，只能稱作“譴責小說。”(《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第六講)其次，在結構上，沒有連貫全書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故事，而由十幾個故事連串組成，“雖云長篇，頗同短制”。這種結構，有利于在廣闊的畫面上。通過對各種人物和事件的描繪，多方面地揭露儒林的種種丑惡現象，全景式地描繪當時的社會狀況。此書語言生動、精練、自然、質樸。尤其是人物的語言作為表現人物性格的方法，作者運用得特別成功。此書對后代文學有深遠的影響，它的諷刺藝術在文學史上有繼往開來的作用。如晚清的譴責小說，魯迅的一些小說、雜文以及今人錢鍾書、張天翼等人的小說，都明顯地受到它的影響。此書目前已有英、法、俄、越、日等多種文字的譯本。英、法、美、日等國的大百科全書或事典，均對此書及其作者有概括的介紹和中肯的評論。亨利W·韋爾斯《論儒林外史》一文中將此書與外國文學名著比較研究后，得出這樣的結論：“《儒林外史》是一部極為出色的著作，為不爭之實，其風格活潑生動，刻畫中國文人階層廣泛眾生相，實無出其右者。全書充滿濃郁之人情味，足堪躋身世界文學史杰作之林，它可與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萬提斯、法國巴爾扎克或英國狄更斯等人作品相抗衡。”(王麗娜《〈儒林外史〉在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