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織》簡介|介紹|概況

文言短篇小說。選自《聊齋志異》。清蒲松齡作。關于此篇的取材來源：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四：“我朝宣宗最嫻此戲。曾詔蘇州知府況鐘進千個。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呂毖輯《明朝小史》卷六：“(宣德)帝酷好促織之戲，遣取江南，其價騰貴，至數十金。時楓橋一糧長，以郡督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蟲，必異，竊視之，乃躍去。妻懼，自經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今人馬瑞芳說：“《萬歷野獲編》所述，言簡而意淺;《明小史》已有較完整的故事和深刻的意義。以一只蟋蟀導致一對夫婦雙亡的故事控訴皇帝罪行，是較典型而又突出的。經過蒲松齡的妙筆改造，《促織》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個性鮮明，鞭撻黑暗入木三分，愈加尖銳、深邃。與《明小史》所載相比，《促織》脫胎換骨的改造在于：其一、把以駿馬易蟋蟀改為成名因為人老實，被猾胥報充里正役，為求促織，絞盡心計。幸得巫者指引，在佛殿捕得。極顯來之不易。且描寫委曲，引人入勝。其二、將妻子好奇‘竊視’而導致雞啄死蟋蟀的情節(按《玄覽堂叢書》本《明朝小史》所載無此情節)，改為兒子好奇地偷看，不小心弄死了促織。這樣改動，更加自然合理。因為好奇乃兒童特點。兒子闖禍后投井，成名悲痛欲絕。但看看促織已失，又不復以兒子為念。這樣復雜而細致的心理描寫，將封建重壓對人民的威脅，刻劃得入木三分。其三、《促織》還增寫蟋蟀斗敗大公雞的情節。既顯得神奇，又富諧趣。其四、將夫婦自縊的悲劇改成浪漫主義的喜劇收場：兒子幻化成蟋蟀，在宮中屢戰屢勝，甚至斗敗雄雞，應節而舞。成名一家因而致富。撫臣、令尹并受促織恩蔭。小小毛蟲，有如此之‘威力’，只因皇帝喜好而已。這就將皇帝的昏庸寫得力透紙背。而數次斗蟋蟀的描寫更具神態畢肖之妙。”(《蒲松齡評傳》)考辨甚詳，分析具體。關于《促織》的思想意義：清呂湛恩《詳注聊齋志異圖詠》：“莎雞遠貢九重天，責有常供例不蠲。何物癡兒偏致富，生生死死亦堪憐。”清但明倫說：“‘不復以兒為念’，兒不如蟲矣。催科征役，兒號女哭，雞犬不安;至于茅舍無煙，向隅默對，聲吞氣斷，不復以兒女為念，誰實使之然哉?而儼然為之父母者，方且于宴歌之暇，乘醉登堂，嚴限追比。小民至死將誰訴耶?甚而鬻妻賣子，以足其盈。而卓異之薦，大吏陳書;緞馬之榮，九重受命。悠悠蒼天，民則何辜，而忍使之至此?況乃以嬉戲微物，甚于賦役之殃民乎?幸逢盛世，凡聲色狗馬嬉戲之弊，取鑒前朝，即戶役錢糧，亦皆斟酌盡善。有牧民之責者，上存體國之心，下盡保赤之道，太平之福，億萬斯年矣。”(《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今人薛洪績、李偉實《元明清短篇小說選》：“它描寫了為了向最高統治者皇帝供奉蟋蟀，各級封建官員及其走狗借機在民間橫征暴斂的情形。他們在逼得善良的勞動人民家破人亡、走投無路的同時，自己卻大飽私囊、官運亨通。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荒淫、貪暴、黑暗腐朽。據有關資料記載，促織之戲是從宋代傳下來的一種宮廷和達官貴人們的玩樂，到了作者所生活的康熙年間仍在盛行。為了逃避政治迫害，作者標明故事發生在明宣德年間，實際上反映的卻是清代所謂康乾盛世時期。因此，作品不但有較高的認識價值，而且有較強的戰斗性。”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說：“它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迫害人民的殘酷性”，“深刻地表現了人民所遭受的從肉體到精神的迫害已經到達這樣的程度：走投無路，不得不化為異物，去充當腦滿腸肥的寄生者取樂消遣的玩具。”此篇通過成名一家因皇帝征收促織而造成的悲慘遭遇，揭露了封建社會官吏的升官發財、統治者的歡樂，都是建筑在人民極端痛苦基礎之上的殘酷事實。小說雖指明為“宣德間事”，實際上它對統治階級荒淫無恥生活的描述是具有概括意義的。但結尾寫成名由于“長厚”而竟得到官府的賞賜并致富入庠，沖淡了故事的悲劇性。全篇圍繞促織的得而復失、失而復得這條主線，寫主人公成名從悲到喜、喜極生悲、悲而復喜、悲喜交替、禍福轉化的過程，情節發展波瀾起伏，曲折離奇，極富有吸引力。運用浪漫主義的藝術手法，構思新奇。成名子魂化促織一筆，辛酸沉痛，觸目驚心地反映了如此可怕的社會現實：人們在逼得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不變為異類去充當精神空虛的統治者的玩物，寓意深刻，諷刺尖銳。通過細節描寫來刻畫人物的內心活動，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是其主要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