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戒》簡介|介紹|概況

唐文篇名。柳宗元作。《三戒》包括《臨江之麋》、《永某氏之鼠》和《黔之驢》三篇寓言，另有小序。明茅坤說：“予覽子厚所托物賦文甚多，大較由遷謫僻徼，日月且久，簿書之暇，情思所向，輒鑄文以自娛云。其旨雖不遠，而其調亦近于風騷矣。”(《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清何焯云：“頗峭潔，而無甚高之論。”(《義門讀書記》)近人季羨林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指出世界各地都有類似《黔之驢》的故事，認為柳宗元是從民間傳說或從其它途徑借鑒了這種故事而加工再創造的“(《柳宗元〈黔之驢〉取材來源考》，載一九四八年《中國文學研究專號》)。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以為“采取寓言的形式諷刺當時腐敗的社會和政治”，“深刻有力地諷刺了封建剝削階級丑惡的人情世態”。中國社科院文研所《中國文學史》認為“借麋、驢、鼠三種動物的故事，來諷刺那些或恃寵而驕、或盲目自大的得意忘形之徒，并指出他們自取滅亡的下場”。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解題云：“作者在特定處境下，心情矛盾復雜，在文中也不無流露。”貝遠辰以為“辛辣地諷刺了當時那些得意忘形、外強中干、貪殘暴虐的反動官僚及其爪牙”(《柳宗元詩文選》)。臺灣學者段醒民認為“麋”代表放逐以前的柳宗元自己，幼稚、輕信，在長安不顧死活地與奸邪之輩共事，結果幾至于死。“鼠”是柳宗元的政敵，“黔之驢”是柳宗元所憎惡的自大狂妄小人(《柳宗元寓言文學探微》，臺灣，文境出版社)。陳幼石以為按段醒民的索隱式方法解釋，“不能充分掌握故事情節的真實內容，同時也忽視了《三戒》交織而成的(非單是分別諷諭的)一個共同核心問題——即柳宗元在序言中明白提出的‘不知推己之本’中的 ‘己之本’以及如何能‘明’而且‘知’的去‘推己之本’。所以研究《三戒》很中心的一個目標不在努力去求證麋、鼠的歷史人物，臆測‘主人’是指‘順宗，、‘憲宗’抑‘王叔文’，這種索隱式的探答會引出很多尷尬的問題”。“《三戒》是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研察同一現象的三個寓言，它們所提的問題是：在萬物興衰、生死、存亡的現象中，有什么重要的自然律?這自然律對人的道德觀念又有什么意義。”“《三戒》固然包含了驢之自大、鼠之暴虐”、“麋之愚弱”，但其共同點卻在于說明自然最終無感于人的偏見和人欲控制自己和別人命運的徒勞無益”。“柳宗元在分析了各種可能后，開始認識到，自然本性和自然秩序的原則——(理)——和永州的山水一樣，不能給他道德行止任何安慰和啟示”(《韓柳歐蘇古文論》)。劉大杰、錢仲聯認為高步瀛《唐宋文舉要》未收入柳宗元《三戒》等篇，是因為“他的選文標準，還不能盡脫桐城派古文家的陳舊觀點，入選者大都是所謂正統派的作品”(《唐宋文舉要》前言)。高海夫認為《三戒》通過各種藝術形象對“反對永貞革新的政敵們”“給以無情的嘲弄和鞭打”(《柳宗元散論》)。陳蒲清等選編《中國古代寓言選》認為“這組寓言是晚唐現實生活的組畫，說明了凡事須知深淺虛實，切不可得意忘形而輕舉妄為”。鮑延顏主編《寓言辭典》以為“從不同方面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社會丑惡的世態人情。”這三篇寓言作于柳宗元被貶之后，其寓意應該與他當時的處境和心情有關，所諷刺的對象應指竊據高位的政敵們，因而富于批判精神和戰斗色彩。短小精練，曲折生動，寄意深刻，幽默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