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繡球》簡介|鑒賞

社會小說， 三十回。頤瑣著，二我評。初載《新小說》第十五至二十四號，清光緒三十一年 (1905) 三月至十二月出版，共刊二十六回，未完。其中原第十回“演說怪象抉盡弊端，感觸親情陳其原委”誤刊為第十四回。光緒三十三年(1907)新小說社出版單行本，續完三十回。

小說女主人公，乳名秀秋，因她發誓“將來把個村子，做得同錦繡一般，叫那光彩激射出去，照到地球上，……日后地球上各處的地方，都要來學我的錦繡花樣”， 所以改秀秋為“繡球”， 即將地球錦繡一新之意(第三回)。而她從丈夫的“黃”姓，本喻指作為黃色人種的中華民族。小說以她的姓名名之，正寓含了創作的主旨所在。

小說的主要內容是寫黃繡球為女界光明而奮斗的光輝歷程。她原本是一個舊式婦女，因受羅蘭夫人影響，覺悟起來，獻屋辦學，帶頭放足，“參酌時事”，組織義勇隊和女軍，爭民權，求自由，成了婦女解放的先鋒和組織者。

小說塑造了一個受西方婦女解放思想影響而成長起來的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新女性形象。

黃繡球本是“世代書香”之女，但因“從小兒就歿了父母”，由一個“房分嬸娘”帶去撫養，這嬸娘既非嫡親，又很刻薄，將她“當作丫環使用”，且經常為纏小腳而把她“打個半死”。奴隸般的生活使她深感“真正女孩子不是人!”她渴望“世界上女人也同男人一般”，能出面，能做事。她為此而耽思成夢，夢中得羅蘭夫人指點：“男人女人，又都一樣的有四肢五官，一樣的是穿衣吃飯，一樣是國家百姓，何處有個偏枯?”羅蘭夫人還講授了記載有二十五位杰出人物的《英雄傳》，這使她“仙佛點化似”地獲得頓悟，決心干一番事業。

于是，她先自放了腳，又勸誡別的婦人放腳。雖然因此以“行為詭秘，妖言惑眾”而獲罪，但出獄后，她更以北美的農家女美利萊恩為榜樣，堅決走教育救國之路。她與丈夫合計，獻出三間大房作學舍，請出過洋的女醫生畢去柔到上海采辦書籍和儀器。她還親自感化了王老娘、曹新姑兩個尼姑，讓她們自愿捐出廟宇作學堂，又“把女人纏足不纏足的利害同那婚姻衛生、體育胎教、養成做國民之母才能遺傳強種的道理”編成白話彈詞，讓她倆到處去說唱，使得那些豪紳之母、太太小姐都來捐錢辦學，有的甚至直接兼做教習。

大辦教育使得黃繡球所在的自由村變得“花團錦簇，煥然一新，迥非前幾年的模樣”。她還不滿足，又配合思想開化的新官施有功到封閉愚頑的鄰縣去辦教育，使那兒一改舊貌。但自由村卻發生了變故，原來繼施有功上任的是綽號叫“豬大腸”的旗人，他施展種種手段摧毀了自由村的教育，還逮捕了黃繡球的丈夫。黃繡球在“泰西歷史”上那些敢伸民權而獨立的榜樣鼓勵下，聯合大眾，組織義勇隊和女軍，斗敗豬大腸，實現了一個縣的獨立自治。

倦極而生夢幻的黃繡球，自信地請羅蘭夫人在那本《英雄傳》上，“附上一筆，叫二十世紀的女豪杰黃繡球在某年某日出現了。”

小說通過黃繡球的描寫，抨擊了專制制度和守舊思想，表現出對西方民主制度和婦女解放運動的極大推崇。

小說還提供了一幅變革年代新舊雜陳的社會圖景，特別是描寫了某些人假“維新”而嗜故舊的丑行和某些流弊，如畢去柔就說到上海女學生高談女權，實則浪蕩浮薄，“那誤認天賦之權的，剽竊外國哲學的皮毛，借著愛國保種為口頭禪”，“把酒色財氣看為英雄豪杰的份內常事，甚而借著妓女優伶，講求運動”(第十回)。 又如，安慶地方官把“地理”作風水學， 洋人聽了不吱聲，還以為問住了洋人而自得(第十一回);蘇州辦武備學堂時， 堂中提調大人托人買地球儀，實價四、五十元，卻開了四百兩的賬(第二十回);云南改寺院開學堂，一定要尼姑出嫁，致釀成命案(第二十三回);等等。

不過，在改造中國的具體方法上，作者主張溫情的慢慢感化，對于新舊的理解，作者認為“其實有舊學的， 方能窺見新學;真維新的，無不從舊學中考察折衷而來” (第七回)。阿英認為“這顯然是反映了當時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這是維新運動中最穩健和平的一派。”小說“就是這種思想的實踐”。(《晚清小說史》)

小說對婦女問題發表了許多意見，既講了中國舊時代婦女生活、男女關系的種種情形，又主張“成群結黨”地去“爭出個做女人的權來”(第二十二回)。

和當時不少作品慣用隱喻表述自己的社會見解一樣，《黃繡球》在第一回就將黃繡球家的房子隱喻為當時的中國，說它“東倒西歪， 外面光華， 內里枯朽”，必須改造。但怎樣改造呢?族人主張“先用木架子支他幾年”，因為“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得了一天算一天”。而黃繡球的丈夫則認為“要成個樣兒，索性一齊破壞了他，不是修飾修飾可以保得長住的”。似這種以隱喻來表達思想見解的手法，更直露地表現在人物命名上，“黃繡球”自不待說，和她志同道合的丈夫叫“黃通理”，為得數千金家產而告密使壞的本家叫“黃禍”，同樣堅決辦學的女醫生叫“畢去柔”，只會要錢、不干好事的旗人叫“豬大腸”，還有作者所贊賞的“張開化”、“施有功”等等，都無不明顯地表露出作品的傾向和愛憎。

也正因過于直露的功利目的，小說的人物顯得概念化，甚至成了某種政治理念的圖解。一個夢就使舊式婦人陡然變為時代先鋒，也缺少現實生活的依據。日本學者澤田瑞穗認為，當時“政治小說的原則通常采取理想主義的立場”，而在藝術上常用寓言式，比喻式的敘述手法來寫作，“他們缺乏嫻熟的技巧，但卻是發議論的行家，把平時的政論帶進了小說”(《中國的文學》，1948年學徒援護會出版)，《黃繡球》所體現的，也正是這樣一些特點。

《黃繡球》在近代小說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阿英稱它“是那個時期婦女問題小說中的代表作”，“是當時婦女問題小說的最好作品，主要由于這部書保留了當時新女性艱苦活動的真實姿態，當時社會中新舊的斗爭經過，反映了一代的變革。”(《晚清小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