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閑話》簡介|鑒賞

志怪小說集。五代景煥撰。成書于乾德三年。 《太平廣記》錄有佚文。原本五卷，《說郛》、《五朝小說》本均不全。

景煥一生很不得志，自稱“野人”。所謂“閑話”，皆“記孟蜀時事。”由于官場落拓，使得他對下層人民的生活比較熟悉，并能寄予同情。在《野人閑話》中，有很多故事從側面反映了當時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特別是乞丐的生活，這在唐代傳奇小說中是不多見的。如《擊竹子》篇所寫的乞丐，他沒有自己的家，以在成都酒肆間擊竹賣唱為生，晚上就宿于橋下;他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沒有，人們唯以其所操之業呼之。又如《蜀都婦人》寫的也是一個女乞丐，她不但乞而無所得，而且還遭人叱罵，以至“將加毆擊”。作者通過這些乞丐形象的描寫，深刻揭露了在晚唐五代這個特殊的混亂年代里，即使是在西蜀這樣的號稱為天府之國的地方，一般的窮苦人仍免不了淪為乞丐的厄運。但是作者雖然看到了痛苦的現實，卻無法把人們從這苦難中真正解救出來，他象封建社會許多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一樣，只能把解脫的希望寄托于幻想之中，所以在《擊竹子》中他為乞丐安排了一個死后火化變仙的結局，并以此勸告那些有錢有勢者說：“大凡不可以貧賤行乞之士而輕易者焉。”這樣的勸告自然軟弱無力，但它反映了作者對窮人的憐憫和同情。 《楊子度》描寫的也是一個下層勞動人民的形象。楊子度以弄猢猻為業，有一手弄猢猻的技藝，他飼養的猢猻“會人語”， “或令騎犬，或參軍狀，則呵殿前后，其執鞭驅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時。”從這些描寫中，我們可以得知當時社會的一些風貌。

作者受當時崇信方術的風氣的影響，在《野人閑話》里也記載了不少方士術士的故事。不過，與這一時期的同類作品相比， 《野人閑話》所記的這些故事又有自己的特點，它大都與為民除病滅災有關，并非單純渲染神異鬼怪。如《趙尊師》篇，寫趙尊師能“飛符救人疾病”，“故所居前后百里內，絕有妖怪鬼物為人患者。”又如《掩耳道士》篇，寫一道士有術，到集上賣葫蘆種子，極夸其大，人皆笑其假，終不買;突然，道士又說風水之聲何其兇猛，人又笑其瘋癲。至來年秋，嘉陵江水漲，“漂數百家”，唯有道士坐葫蘆瓢飄水上得救。原來道士有先知先覺，故賣葫蘆種子以期救人。這些故事雖然奇異，但在濃厚的浪漫氛圍中卻包含有積極的意想，作者首先想到的和關注的，不是個人的得道升天，而是一般百姓的疾苦災難的解脫，這對于一個封建文人來說，是很值得肯定的了。

《野人閑話》的作者還常常設幻為文，通過一些神異的故事，勸人去惡從善，教誨意味相當突出、明顯。如《譙本》篇，寫一不孝之子常無端毀罵寡母，一日忽變為虎，被蜀主命人射之， “正中其口，眾人分而食之。”這個故事就是勸誡人們要孝敬父母的。在這則故事中，作者注意到了用富有特征的細節來勾畫人物性格。如寫譙本罵其母： “一日，歸自晚，其母倚門而迎，本遙見，便罵。”這里，“倚門而迎”四字寫出了這個母親的愛子之情，而“遙見，便罵”四字則把譙本的兇惡無情揭露了出來，寥寥數語，十分傳神。當然，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作者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封建意識的影響，因而他的善惡觀也常常是帶著封建的烙印的。如《孟德宗》篇，寫孟德宗“脫略傲誕”，“攜妓而往太湖行香”，認為這是對神的一種嚴重褻瀆，因此便給了他一個早死的下場。這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

《野人閑話》大部分作品都有志怪色彩，但也有一些作品擺脫了怪異的套子，而在情節的構思上轉向了現實的真實。由于在這些作品中作者采用了“巧合”等藝術手法，所以故事讀來同樣曲折有味。如《章邵》篇，章邵是一個大商賈， “巨有財帛，而終不舍歧路，貪猥殊求。”邵夜間劫路，看見一人在路邊憩歇，便刺其喉、取其衣物逃，天明方知殺死者是自己的獨子。這里的巧合，自有它的現實可能性，所以讀者會信其真，而這樣的故事對于那些財迷心竅、心毒手狠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警告。

《野人閑話》中還有少量作品是記述文人軼事的，如《黃筌》寫的是黃筌改唐吳道子“鐘馗畫”的故事。其它還有《八仙圖》、 《應天三絕》等，這些作品篇幅雖短，亦有閱讀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