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蜃樓志》簡介|鑒賞

清代白話長篇人情小說，又題《蜃樓志全傳》，石印本改名《蓋世無雙情中奇全傳》，二十四回。題“庾嶺勞人說”， “禺山老人編”， (嘉慶十二年刊本作“禺山老子”)首有羅浮居士序，稱“勞人生長粵東、熟悉瑣事，所撰《蜃樓志》一書”，“勞人”不僅是說， 而且是“撰”，卻未涉及“老人”，可見庾嶺勞人為本書的作者，乾嘉間廣東人，姓名與生平不詳。禺山老人僅是參加編訂而已。今存版本以嘉慶九年(1804)本衙藏板二十四卷本為最早，孫楷第先生因未見此本，故以嘉慶十二年八卷本為原刊本，系疏漏。此外，尚有“咸豐八年新鐫”巾箱本與據之而翻刻的同光本等。現有百花文藝出版社和齊魯書社整理出版的校點本。

本書以廣東十三行商總蘇萬魁的兒子吉士(乳名笑官)貫串全篇。作品由新任關差赫廣大敲詐勒索蘇萬魁而引出蘇吉士后，便敘赫廣大的貪虐驕奢，招來魔僧摩刺，摩剌接連洋匪，輕舟襲了潮州，自號大光王。蘇吉士因赫廣大威逼遠走，復因業師李匠山而于途中結識義士姚霍武。姚霍武又為貪官酷吏逼死民命抱打不平而遭監禁，于是與眾越獄起事，占領海陸豐。此時，蘇吉士持李匠山信勸說， 姚等“就了招安”， “報效朝廷”， 剿平摩剌。蘇萬魁與李匠山結為親家，蘇吉士與李御史認作妻舅，官商成姻，吉士送別，匠山飄然而去。其間以不少筆墨穿插蘇吉士的憐香竊玉與赫廣大、摩剌的宣淫弄童，受到明中葉以來的穢詞艷曲的消極影響，其頹唐沒落的一面誠不足取。但其主要內容，在為人們提供一幅真實的社會生活的廣闊畫卷。小說第一回介紹廣東洋商蘇萬魁，說他“于嘉靖三年二月充當洋行經紀”，書中某些官員也冠以明人姓氏，然反映的卻系乾嘉時期粵東的洋商與官場生涯，有著比較濃厚的時代氣息。羅浮居士《蜃樓志小說序》即表明這部小說是“生長粵東，熟悉瑣事”的庾嶺勞人所寫，記的不過是“本地風光，絕非空中樓閣也”，第一回開頭又說“見未廣者，識不超也”，借明喻清之意自明。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詔下，限令外商只準在廣州互市，乾隆二十五年又正式下令洋貨交易須經過“公行”， “海關貿易，內商涌集，外舶紛來”，“一切貨物都是鬼子船載來，聽憑行家報稅發賣三江兩湖及各省客商，是粵中絕大的生意” (第一回)。于是出現了象蘇萬魁這樣的依靠清政府特許，壟斷進出口貿易的洋商;堪與山西票號商，兩淮鹽商，江浙糧布商相比，并且是具有封建性與買辦性雙重人格，在清政府和外國商人之間充當中間人的大行商。而廣州多級官吏也乘機肥私，除抽收額外商稅外，常常接受商人的賄賂，其中尤以粵海關最為突出，因為它既系清朝的封建統治機構，又是皇帝的財源所在，海關監督也每每由與內務府有關的滿人擔任。因此， 《蜃樓志》除了文學上的價值外，還具有社會經濟史料價值。

作品通過賦予時代特征的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構成形象賴以生存的環境，同時不斷地運用虛實相間的筆法，渲染隱伏著的內禍外患，使人如臨其境，如處其世，現實感是比較強的。 “天下的事，剝復否泰，那里預定得來。我們前四年不知今日的光景，猶之今日不能預知后四年的光景也。” “當日眾人飲至下午才分手過船。吉士未免依依。匠山大笑道：‘何必如此!我們再看后幾年光景。’舉手開船而去。”全書的結尾確是意味深長，發人思索的，幾十年后廣東終于掀起了太平天國巨大風暴，敲響了封建王朝滅亡的喪鐘。它比起清代慣以大團圓結局掩蓋社會矛盾、麻醉人們精神的小說要蘊藉深刻，表現了作者的曠達遠見與藝術匠心。

作者于廣見中表現出來的識超，使他在藝術上有新的突破。作品所烘托的環境有利于題材的開掘與人物容量的包含。蘇笑官是提挈全書人事的中心人物，很多情節與人物都從第一回赫關差勒索蘇家派生開去，猶如主干上延伸出去的大小枝條一般，或象一根絲繩把大小珠玉串聯起來。落筆似行云流水，行止無定， 自然隨分，迤邐而為，較少刻意求工的斧鑿痕跡， “無甚結構而結構特妙”。其隨事見人、事過留影和似散復合、錯落有致，影響了晚清譴責小說的聯綴諸事、可伸可止的格局。

自康熙末年到清末，貪污受賄漸成世風。從《聊齋志異》的刺貪刺虐到庚子后的譴責小說，都是作家們的緣事而發，有感而作，都是窳敗的吏治與人民的呼聲留在文學上的記錄，它們猶如一部形象化的清史。這中間，《蜃樓志》居于承前啟后的地位。“枝生格外，多有意于刺譏”(羅浮居士序)。它所描繪的從海關關差到梁河泊所官員，從典史到書辦，這群大小官員的漁獵既甚，傾軋更烈，無疑開了譴責小說的先河，可以說是譴責小說的先聲。

《蜃樓志》就這樣以深邃的眼光、獨特的構思、 峭拔的風格、辛辣的筆調，反映了清中外生活，特別是它描摹的早期的洋商——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前身和海關官員的形象為中國小說中所僅見。他們之間的矛盾沖突以及作品情節所顯示出來的乾嘉的動蕩政局，對人們形象地認識中國近代史序幕拉開之前的那個時代，具有一定價值，在藝術上為種類多、變化大的清小說增添了光彩，標志乾嘉時期中長篇小說創作的繁榮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