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祖筆記》簡介|鑒賞

筆記小說集。十二卷，作者王士禎，參見附錄小傳。自序中稱其于康熙“壬午后急還京師，偶有見聞，筆之簡策”，又據(jù)作者好友宋犖為此書所作序中稱王士禎“又輯癸未迄甲申兩年筆記，屬校訂為序”，以及宋犖序作于康熙乙酉來看，這部書主要為作者康熙四十二至四十三年(1703——1704)所作，刻行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本書有康熙乙酉家刻漁洋全集本，宣統(tǒng)二年(1910)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一九二四年掃葉山房石印本、申報館叢書續(xù)集本，清代筆記叢刊本、筆記小說大觀本，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湛之校點本較為完備。

自序云：“適所居邸西軒有蘭數(shù)本，花時香甚幽淡，昔人謂蘭曰香祖，因以名之。”書中不分門類，內(nèi)容“或辯駁議論得失，或闡發(fā)名物源流，或直書時事，或旁及怪異” (宋犖序語)。可見這是一部內(nèi)容很雜的筆記。其小說部分即為宋犖所說“直書時事”和“旁及怪異”者。

清初志人小說有兩種類型，一是歌功頌德型，二是遺民型。前者多為得意知識分子對清王朝感恩戴德之作，后者則主要是明末遺民借懷念明代事件抒發(fā)一點民族情緒。王士禎的《香祖筆記》顯然屬前一種。有趣的是，作品中真正具有小說價值的倒不是王士禎歌頌清王朝的故事，而是作者在沒有顧忌的情況下寫出的一些傳聞故事。這些小說的客觀意義已經(jīng)超出作者的主觀意圖。如書中卷四“趙遜”條，記順治時京師賣水人趙遜窮困，同輩湊錢為其買一婦人，回來才知是個老嫗。趙遜竟以母事之。后老嫗解囊使趙遜又買一婦人歸，則為老嫗之女。母女相抱痛哭。原來清兵入關(guān)后搶掠中母女失散，至此方合。二人在悲喜中成婚。作者的本意，是欲以此勸人行善，他是站在倫理角度寫的，卻因之使人認識到清兵入關(guān)后殘暴的擄掠行為，以及這些行為對人民家庭生活所造成的創(chuàng)傷。這種效果實非始料所及。書中還有一些批評科舉的小說，從中可以看出，王士禎并不想從根本上觸動科舉制度，但作者憑直覺卻感到一些科舉害人之處，這對我們認識科舉制度仍有幫助。書中卷三“唐時知貢舉”條載“親知權(quán)要皆得薦其私人，乃至榜貼亦屬他人為之”，這就說明，從科舉制誕生的唐代開始，它的弊端也隨之產(chǎn)生了。它發(fā)展到明清兩代，就逐漸成為扼殺人才，阻礙社會前進的消極因素。其中最為嚴重的是考試內(nèi)容的枯燥僵化和考試方法的煩瑣。王士禎筆下披露唐代科舉弊處，實際是不滿于明清兩代舉業(yè)的害人之處，如：

萊陽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又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 “渠是某科進士?”曰： “漢太史令， 非進士也。”遽取而觀之，讀未一二行，輒抵于案，曰： “亦不見佳，何用讀為?”荔裳時方髫髻，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卷八)

人生可悲者，莫過于可悲而不自知，文中老甲科正是如此。一個滿腹八股的文人，不但不知司馬遷和《史記》為何人何物，而且讀后竟覺不屑一顧。可見其麻醉之深。作為進士出身的王士禎，能洞悉科舉弊處并能入木三分地揶揄之，足見他認識之清醒;而能寓悲哀于揶揄、嘲弄之中，以喜寫悲，尤能發(fā)人深省。

這類客觀意義大于主觀意圖的作品還包括一些婚姻愛情故事。如書中卷二寫武林女子王倩玉，才貌雙全，已嫁人。與表兄沈遹聲相愛并私自結(jié)合，被訟官后賣于駐防清營中。沈生百方贖回。文中載王寄沈《長相思》詞云： “見時羞，別時愁，百轉(zhuǎn)千回不自由，教奴怎罷休?懶梳頭，怯凝眸，明月光中上小樓，思君楓葉秋。”王士禎對此評曰： “雖淫奔失行，其才慧亦尤物也。”作者一方面認為王沈二人的私自結(jié)合大逆不道，另一方面，又深深為《長相思》一詞所打動和感染，贊不絕口。其實這首詞之所以感人，正是由于它真實、細膩、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禮教高壓之下的青年男女，不能自由選擇自己愛戀之人的不幸境遇，以及由這種不幸而帶來的煩惱和哀怨。

第二類作品屬于說教型。儒家的文藝思想十分重視文學藝術(shù)的社會作用。作為儒家信徒和清王朝忠臣的王士禎，自覺不自覺在小說中流露出某些說教意味。其中又分三種情況，一是以因果報應(yīng)來勸善懲惡。這類故事多寫作惡者遭到惡報，以此勸人行善。如卷七“雷擊流民”條和“侯二不孝”條等。二是根據(jù)作者的人生經(jīng)歷，從故事中發(fā)現(xiàn)值得汲取的教訓，向人們提出善意的規(guī)勸。其中主要對知識分子而言，或批評“文人相輕”，或譏諷知識分子輕薄妄誕。卷三“滄溟在關(guān)中”條和卷八“盧沆為舉子”條均屬此類。三是在一些平凡的故事中，隱含著作者的某些說教。其中或言道德，如書中卷四“趙遜”條;或談處世，如卷七“天然日晷”條。這些說教性的小說瑕瑜互見，既有封建糟粕，又對人生道路和處世方法不無建設(shè)性意見，可資借鑒。

第三類小說是作者主觀上沒有什么思想寄托的比較純粹的奇聞軼事。有的在記敘名人軼聞中，隱含著對人生情趣的一種追求和體味。如書中卷七記史忠訪沈周不值，見堂中絹素未染，竟揮筆作山水，不題姓名而去。沈周歸即度為史忠，急追留家中三月而返。使人們體會到二人確為真情知己。這種知己是心有靈犀的心照不宣，是一種感情上的默契，是情操的格調(diào)之美。有些故事記載些奇異之事，以廣見聞，如卷五“鄧公廟”條寫一樵夫為盡孝戰(zhàn)勝山中猛虎，表現(xiàn)了人定勝天的氣概。在這類小說中，王士禎沒有明確的寫作目的，他只想記敘奇聞異事，以增長讀者見聞。可是，正因為這些故事沒有經(jīng)過他的主觀過濾，才更顯得貼近生活，令人信服，也顯示出耐人尋味的生活底蘊和形象生動的生活畫面。

《香祖筆記》在情節(jié)上比較單一，但卻具有一定的凝聚力。作品在語言上比較含蓄、凝煉，有一定的意境美，這與作者詩歌上標舉“神韻說”不無關(guān)系。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王士禎了解到筆記小說篇幅短小，不可能大力渲染人物，所以他常用對比的手法來突出筆下人物。如卷三“吳六奇”條寫鐵丐吳六奇“無酒容”，突出他的海量，反映其名士氣質(zhì)，沒直接寫吳本人，而是通過與之對飲的查繼佐已經(jīng)酩酊大醉來反襯吳的海量。這種方法以少勝多，又簡單明了，在《香祖筆記》中比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