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影響

《春秋》是孔子筆削魯國舊史而成的編年體史書，兼具經學和史學的品質，影響十分深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春秋》大義。學者研究《春秋》，離不開所謂“大義”。舊史《春秋》經過孔子修訂，文辭簡略，16000多字，字字句句蘊含深刻內容，即“微言大義”，這也是大多數(shù)學者治《春秋》的方向和目標。漢代司馬遷肯定《春秋》之“義”，認為“《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世家》指出《春秋》大義的政治功用。《史記·太史公自序》稱：“《春秋》以道義……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意指社會各階層應通曉《春秋》大義。《春秋》大義內容是什么？司馬遷說：“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所持之義，關鍵在于“達王事”“明王道”。后學者繼續(xù)探尋其中大義，或著眼于學術意義的論證，如春秋學，或著眼于史學意義的闡述，如春秋筆法，或著眼于現(xiàn)實價值的發(fā)揮。

其二，春秋筆法。即書例，就是孔子修訂《春秋》的書寫原則，在文筆曲折中寄寓褒貶之義的寫作方法。司馬遷講孔子因史作《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后有王者舉而開之。”（《史記·孔子世家》）文約而指博，即在詞語運用上，蘊含貶損之義，以一字褒貶來體現(xiàn)微言大義，也就是春秋筆法。西晉杜預在注解《左傳》時，對書中的記事體例進行了總結，并著有《春秋釋例》。后來學者雖對釋例的牽強附會不甚滿意，但仍舊認同筆削含有大法，出現(xiàn)了專門研究書例的著作。春秋筆法對后世史學著作、史學理論、史學思想都有深刻影響，以至于有學者從經學角度專門探討春秋筆法，更延伸至文學、新聞、語言學等學科領域。

其三，政治思想。傳統(tǒng)觀點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或者經過孔子的修訂，寄托著孔子的政治理想。雖然在《春秋》的性質與作者方面，人們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其中包含著大量的政治思想則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被視作政治學著作。通過對歷史得失成敗的總結，以及蘊藏在字里行間的揚善抑惡的倫理評價，《春秋》對后世政治理念與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