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概述

關于《春秋》名稱的由來及其含義的變化，許多前輩學者都有過考證分析。目前學界已形成一些基本共識：春夏秋冬四時之名之義均見于《說文解字》，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指出，“春夏秋冬四時并本字本義”。四時之名的出現大概在西周之前，春秋二季的分法基本源自商代。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認為春秋時代以前只有兩季，卜辭中稱為春秋。西周時期經常連用“春秋”二季，如“春秋修其祖廟”（《禮記·中庸》）、“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周禮·地官·州長》）等。

以時節之“春秋”命名典籍史冊，較早見于《國語·楚語上》，當時太子傅士亹就關于如何教育太子的問題請教申叔，申叔認為：“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這里的春秋、世、故志、訓典等屬于歷史典籍，有不同的功用，而“春秋”居首位。《國語·晉語七》提到“羊舌肸（叔向）習于春秋”，“春秋”記載各諸侯行為，“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所以，晉悼公命叔向為太子傅。可見，“春秋”是史書的通名。《墨子·明鬼篇》甚至載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即四國國史的說法。《左傳·昭公二年》，晉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魯春秋”即為魯國編年史。

“春秋”由通名變成魯國史書專名，見于《孟子·離婁下》所云：“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乘”是晉國的國史書名，“梼杌”是楚國國史書名，依《墨子》說法，即是晉國“春秋”與楚國“春秋”。魯國國史沒有特別的名稱，直接稱為“春秋”。隨著儒家學說的發展與影響，“春秋”的概念范圍縮小，最終成為魯史的專稱。

今本《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書中所記，始自魯隱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終于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包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共242年。

《春秋》16000余字，從所載內容看，包括侵伐、朝聘、會盟、雜事，以及其他國家向魯國做過正式通報的大事情。這些內容按年分若干條，每條或幾個字，或100字左右，類似于現在的報紙標題。因此，后代有學人稱《春秋》為“斷爛朝報”，或視《春秋》為“流水賬簿”。

關于《春秋》的作者，有學者認為不是孔子所作或所修，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近代古史辨派的錢玄同、顧頡剛，以及現代學人楊伯峻、趙伯雄等；有學者認為是孔子所作或所修，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范文瀾、白壽彝、衛聚賢、沈玉成、劉寧等。筆者傾向于孔子修訂、整理過魯國舊史，由魯之《春秋》筆削為儒家后學所傳《春秋》，即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春秋》。

最早記述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一處是《滕文公下》，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一方面指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另一方面指出《春秋》的作用。一處是《離婁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一方面講晉國、楚國、魯國的國史內容相近；另一方面，魯之“春秋”經過孔子的整理則“義”在其中，這是與晉國、楚國國史不一樣的地方，也是孔子成《春秋》而讓亂臣賊子有所懼的原因。

至于孔子是如何取魯國史《春秋》之“義”而成今本《春秋》的，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做了進一步說明：“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可見，孔子依據舊史記載而作《春秋》，具體方法是“筆則筆，削則削”，即是對舊史的重新處理，有保留，有刪減，標準則是“義”。現在來看，與其說孔子作《春秋》，不如說孔子編訂、整修魯國《春秋》而成今日所見《春秋》更精確一些。經過孔子筆削整理，《春秋》成為亦經亦史的文化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