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領域的遷移與拓展

就研究領域而言，19世紀末以來的明代文學研究出現了研究重心的遷移和研究陣地的拓展。

(一)研究重心的遷移

所謂研究重心的遷移，指的是在19世紀末以來的明代文學研究中，出現了兩大傾向，即從正統文學向非正統文學的偏重，從主流文學向非主流文學的轉移。

在傳統研究觀念中，除了詩、文、詞以外，小說戲曲往往難以進入文學史研究者的視野，在《四庫全書總目》所體現的學術譜系中，便幾乎沒有小說戲曲應有的位置。小說戲曲即使幸運地進入文學史研究者的視野，那也是作為詩、文、詞的附庸而得以攀附驥尾的。如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文言小說附于子部的“小說類”，與筆記雜錄等混而不分。而在明清時期，戲曲則一直作為詩余之余——詞余，在文體研究中勉強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在中國古代，以詩文為主的正統文學向來是文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明代文學研究也不例外。數量繁多的詩話、詞話、文話，文集中大量的序跋，史傳中的作家傳記，目錄中的敘錄提要，以及數以萬計的總集、別集的編纂、校注、刊刻、評點等等，使明代的詩文研究，即便比之標榜興復古學的清代也頗為繁盛。但明代對戲曲、小說、說唱文學等非正統文學的研究，則除了屈指可數的一些曲話、曲目、作品評點本以及散見于筆記、文集的吉光片羽似的感興文字以外，實在岑寂蕭條。

這種情況從19世紀末開始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在20世紀中，小說戲曲研究成了明代文學(同時也是元代文學和清代文學)研究中的 “顯學”。我們可以作一隨機的抽樣研究，以1920、1950、1980、2000四個時間點的明代文學研究論文為例。據初步統計，明代文學研究的論文(包括海外)，1920年共有2篇，其中關于小說戲曲的共2篇，占總數的100%;1950年共有22篇，其中關于小說戲曲的共22篇，占總數的100%;1980年共有277篇(包括《核舟記》等中學課文的賞析文章在內)，其中關于小說戲曲的共178篇，占總數的64.5%; 2000年共有285篇，其中關于小說戲曲的共198篇，占總數的69.5%。再以近年的博士論文為例，據初步統計，近5年(1998—2002)大陸和臺灣的關于明代(包括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文學研究的博士論文共有46篇，其中關于小說戲曲的共有32篇，占總數的69.6%。另外，研究跨越明清兩代的博士論文共有13篇，其中關于小說戲曲的共有11篇，占總數的84.6%^①。

毫無疑問，詩文研究從中心走向邊緣，而戲曲小說研究從邊緣走向中心，這是20世紀明代文學研究領域中最為重大的變革。這一研究重心的轉移，無疑與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 “文學改良”、“文學革命”有關，也是中國進入現代社會以后整體文化格局發生變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非正統文學與正統文學的對峙，成為現代中國社會中通俗文化與典雅文化、民間文化與廟堂文化、現代文化與古代文化互相抗衡的一種藝術象征。因此，在20世紀的明代文學研究中，無論是研究觀念的變化、研究方法的創新還是研究成果的取得，都以小說戲曲研究最為引人注目，也最為可圈可點。時至今日，也許我們還不得不略帶悲觀地承認，明代詩文等正統文學的研究尚未完全走出 《四庫全書總目》 的巨大陰影，但是我們同時可以非常樂觀地宣稱，明代小說戲曲等非正統文學的研究面貌早已煥然一新，而且仍然生機勃勃。而且，即使在正統文學領域中，20世紀明代文學研究領域也出現了從主流文學向非主流文學的遷移，即從以“師古崇雅”思潮為代表的主流文學向以“師心尚俗”思潮為代表的非主流文學的遷移。早在20世紀20年代，當“文學革命”的一些宣揚者將五四文學思潮直接溯源于晚明主情文學思潮時，李贄、徐渭、湯顯祖、公安三袁、竟陵派、晚明小品文等被《四庫》館臣列入另冊、打入冷宮的非主流文學，便開始大踏步地進入明代文學研究的領地，并且越來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在革新與守舊、進步與保守的價值判斷與歷史思維框架中，非主流文學已經成為20世紀明代文學史著作中最為光彩耀人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詩文研究與小說戲曲研究、主流文學研究與非主流文學研究的易位，這實際上與明代文學的本來面貌是不相符合的。在明代文學中，無論是就作家作品的絕對數量來說，還是就文學的社會作用來說，詩文等正統文學和“師古崇雅”的文學思潮都始終占據著中心地位，聲勢最為浩大，影響最為深廣。也就是說，將小說戲曲等非正統文學和小品文等非主流文學作為明代文學的代表樣式，將“師心尚俗”思潮作為推動明代文學發展的主要動力，這是20世紀文學研究者對明代文學史的“有意誤讀”，也是他們對明代文學史的“主觀改寫”。那么，我們如何認識這種“有意誤讀”和“主觀改寫”的文學史觀和學理依據?是否有必要調整文學史理解、文學史寫作與文學史現象之間的不對應關系?是否有必要重新分布學術研究力量，以求更為全面地覆蓋明代文學研究的廣闊領域，開拓明代文學研究的闡釋空間?所有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

(二)研究陣地的拓展

20世紀明代文學研究的陣地呈現著持續性的拓展態勢。尤其是80年代以來的20年，這種拓展的態勢簡直可用“日新月異”加以形容。我們就以下三個方面略舉其要。

首先，在文學文獻整理方面，表現為從單個作家作品的資料搜集發展為集成性、群體性文學資料的整理匯編。

明代文學作品叢刊已形成規模巨大的系列。如小說作品叢刊，有大陸出版的《古本小說集成》(1990)《古本小說叢刊》(1991)《明代小說輯刊》(1993)，有臺灣的《筆記小說大觀》(1978—1987)《明清善本小說叢刊》(1985—1990)《思無邪匯寶》(1995—1997)。戲曲作品叢刊，有大陸出版的《古本戲曲叢刊》(1955—1986)，有臺灣的《全明雜劇》(1979)《全明傳奇》(1983—1996)《善本戲曲叢刊》(1984—1987)。其他作品叢刊，大陸出版的有 《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1973、1997)《明詞匯刊》(1992)《全明散曲》(1993)，以及正在編纂的《全明詩》《全明文》《全明詞》; 臺灣出版的有 《明代藝術家集匯刊》(1968—1971)《明人文集叢刊》(1970)《明人論著叢刊》(1976—1977)《中國民間故事全集》(1989)《中國地方歌謠集成》(1989、1998)等。

明代文學資料匯輯也蔚為大觀。除了20世紀前期蔣瑞藻、錢靜方、魯迅、孔另境等人編纂的以外，大陸新編纂出版的，有中國戲曲研究院《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1959—1960)、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1980)、王利器 《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 (增訂本)》(1981)、唐圭璋《詞話叢編》(1986)、蔡毅《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匯編》(1989)、錢仲聯《明清詩文研究資料輯叢》(1990)、吳毓華等《中國古代戲曲序跋集》(1990)、孫遜與孫菊園《中國古典小說美學資料匯粹》 (1991)、尤振中與尤以丁《明詞紀事匯評》(1995)、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1996)、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1997)、蔡景康《明代文論選》(1999)，以及《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的資料匯編多種，等等。臺灣出版的有葉慶炳、邵紅《明代文學批評資料匯編》(1979)、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1991)等。

明代文學目錄也層出不窮。在20世紀下半葉，大陸出版的小說目錄，有袁行霈與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書目》(1981)、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總目》(增訂本，1982)、江蘇省社科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1990)、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1996)、陳桂聲《話本敘錄》(2001)等;戲曲目錄，有傅惜華《明代雜劇全目》(1958)和《明代傳奇全目》(1959)、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1982)、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1997)、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1997)等。還有臺灣出版的陳萬鼎《明代雜劇一百五十四種敘錄》(1972)、連文萍《明代詩話考述》(東吳大學博士論文，1998)等;香港出版的有羅錦堂《中國戲曲總目匯編》(1966)、吳村《200種中國通俗小說述要》(1988)等;日本出版的有山根幸夫《增訂日本現存明人文集目錄》(1978)、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1987)等。

其次，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表現為從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發展為次重要或次要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或群體研究。

重要作家作品研究始終是文學史研究的熱點，在明代文學中也是如此。例如，據陳大康統計，在1950年前的明代小說研究論文中，有關《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與《金瓶梅》的論文分別占總數的31.98%，16.6%、18.22%與10.53%，共計77.33%，若加上《封神演義》與“三言”、“二拍”研究，其比例高達86.64%。而從1950年到2000年，有關 《水滸傳》《三國演義》《金瓶梅》《西游記》 的研究論文分別占總數的39.11%、19.33%、18.07%與11.48%，共計87.99%，若加上馮夢龍、凌濛初作品的研究，其比例則增至95.59%(詳見本書下編第五章)。但是一個趨向也不可忽視，即近二十年來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次重要或次要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和作家作品的群體研究。這里僅以近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出版的學術專著為例，略加說明。

作家研究，如徐朔方從《湯顯祖年譜》(1958，1980修訂)入手，拓展到《晚明曲家年譜》(1993);章培恒主編《新編明人年譜叢刊》，已出版的有鄭利華 《王世貞年譜》(1993)、陳廣宏 《鐘惺年譜》(1993)、陳正宏《沈周年譜》(1993)等。此外尚有八木澤元《明代劇作家研究》(1959，1966、1977出版中譯本)、任訪秋《袁中郎研究》(1983)、吳金娥《唐荊川先生研究》(1986)、駱玉明與賀圣遂《徐文長評傳》(1987)、張新建《徐渭論稿》(1990)、朱萬曙《沈璟評傳》(1992)、李慶立《謝榛研究》(1993)、任遵時《明代劇作家周憲王研究》(1995)、鄭利華《王世貞研究》(2002)、胡益民《張岱研究》(2002)等。

流派研究，有龔顯宗《明七子派詩文及其論評之研究》(臺灣中國文化學院博士論文，1979)《明初越派文學批評研究》(1988)、周質平《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展》(1986)、章偉《明代七子文學思想論稿》(復旦大學博士論文，1990)、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1994)、陳書錄《明代前后七子研究》(1994)、黃毅《唐宋派新論》(1997)、鐘林斌《公安派研究》(2002)。

斷代文體史著作，有朱尚文《明代劇曲史》(1959)、[日]吉川幸次郎《元明詩概說》(鄭清茂中譯本1967)、陳萬鼐《元明清戲曲史》(1974增訂本)、曾永義《明雜劇概論》(1979)、朱承樸與曾慶全《明清傳奇概說》(1985)、王永健《中國戲劇文學的瑰寶——明清傳奇》(1989)、陳竹《明清言情劇作學史稿》(1991)、周偉民《明清詩歌史論》(1995)、陳書錄《明代詩文的演變》(1996)、蔣松源與譚邦和《明清小說史》(1996)、嚴迪昌《元明清詞》(1997)、齊裕焜《明代小說史》(1997)、王增斌《明清世態人情小說史稿》(1998)、郭英德《明清傳奇史》(1999)、王星琦《元明散曲史論》(1999)、陳大康《明代小說史》(2000)、李圣華《晚明詩歌研究》(2002)等。

斷代文學批評史著作，有張健《明清文學批評》(1983)、王先霈與周偉民《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1988)、劉明今與袁震宇《明代文學批評史》(1991)、[日]橫田輝俊 《中國近世文學評論史》(1992)、陳文新《明代詩學》(2000)、丁放《金元明清詩詞理論史》(2000)、朱易安《中國詩學史(明代卷)》(2002)等。

而且，一些過去一直受到冷漠的研究領域，如明代的詞、中篇傳奇小說、文言小說等，在近十年里也得到了新的開拓，出版了陳益源《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研究》(1990)《元明中篇傳奇小說研究》(1997、2002)、李康化《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2001)、張仲謀《明詞史》(2002)等著作，還有市成直子《論明代文言短篇小說的歷史地位》(復旦大學博士論文，1994)、王冉冉《明代文言傳奇小說研究》(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0)、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臺灣東吳大學博士論文，2001)等博士論文。

第三，在文學規律的探討和文學理論的總結方面，大量的明代文學專題研究，如斷代研究、思潮研究、文體研究、類型研究等成果陸續問世，對明代文學史的發展規律及其所揭示的理論內涵，都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索。

僅舉其犖犖大者，如張敬《明清傳奇導論》(1961)、陳萬益《晚明性靈文學思想研究》(博士論文，1977)、龔顯宗《明洪、建二朝文學理論之研究》(1986)、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1988)、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成化嘉靖中期篇 (1465—1544)》(1989)、陳國球《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1990)、郭英德《明清文人傳奇研究》(1992)、龔鵬程《晚明思潮》(1994)、吳兆路《中國性靈文學思想研究》(1995)、饒龍隼《明代隆慶、萬歷間文學思想轉變研究》(1995)、孫一珍《明代小說的藝術流變》(1996)、左東嶺《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想》(1997)、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1998)、徐子方《明雜劇研究》(1998)、孫立《明末清初詩論研究》(1999)、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文觀研究》(2001)、朱萬曙 《明代戲曲評點研究》(2002)。而吳志達的《明清文學史(明代卷)》(1991)和徐朔方的《明代文學史》，則是明代文學通史中學術分量頗重的著作。

此外，還有在一些文論史(文學批評史)、文學史的通史著作中，明代部分都有自成體系、各具特色的論述。前者如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1979)、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編《中國文學批評史》(1981)、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1981)、葉長海《中國戲劇學史稿》(1986)、成復旺等《中國文學理論史》(1987)、方正耀《中國小說批評史略》(1990)、陳洪《中國小說理論史》(1992)、譚帆與陸煒《中國古典戲曲理論史》(1993)、方智范等《中國詞學批評史》(1994)、劉良明《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1997)、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1999)、陳運良《中國詩學批評史》(2001)等。后者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文學史》(1962)、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1963—1964，2002修訂版)、葉慶炳《中國文學史》(1987增訂本)、馬積高與黃鈞主編 《中國古代文學史》(1992)、章培恒與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1996)、張炯等主編《中華文學通史》(1997)、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1999)等。另外，一些分體文學專史中對明代詩詞、辭賦、散曲、散文、詩話、戲曲、小說等也有論及。

那么，這些數量眾多的文學研究成果為明代文學研究的進展做出了哪些突出的貢獻，給我們哪些有益的啟發，又存在著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呢? 以下我們將從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這兩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的理論層面，對19世紀末以來，尤其是近20年的明代文學研究狀況進行一番扼要的總結和理性的思考。

注釋

① 另據周明初 《二十五年來明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樣本分析——以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所選印論文的統計為例》,從1978年至2002年25年中,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選印明代文學研究論文一千八百多篇,其中詩文為235篇,占12.7%;戲曲為170篇,占9.1%;小說為1408篇,占75.4%;其他為61篇,占3.3%。值得注意的是,從1996年以來,小說研究論文略呈下降之勢,每年發文量保持在50%—60%之間;而詩文研究穩中有升,每年發文量約在20%—30%之間。文載《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年3月第1期第58—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