俳句

又稱俳諧或誹諧，是日本的一種抒情詩歌形式，由17個音節組成，以5、7、5個音節的形式排列。俳句源于中世紀，17世紀至19世紀得以繁榮和發展，今天仍有人沿用這種體裁。每首俳句必須講明或暗示一個季節或新年的一個月。除了現代的創新之作外，俳句詩幾乎僅限于描述自然意象。這些自然意象的象征力以文學傳統和佛教、道教以及萬物有靈論的文化混合為基礎。有關俳句的闡述詳見“日本詩歌”。本條著重說明俳句在西方詩界的傳播與影響。

在大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之際，俳句在西方才得到人們的廣泛了解。俳句具有簡潔的特點，依靠傳統的聯想創作意象，而對俳句感興趣的西方詩人又不懂日語，這幾個因素合在一起，使他們創作出的俳句常常不成其為俳句。由于日語詩律是音節式的，若按音律和押韻形式翻譯這種短詩會產生一種韻律簡單的詩句。所以許多早期的翻譯家把俳句翻譯成自由詩體詩歌或散文詩，結果使得一些俳句的模仿者感到其各種主題的詩作都應是自由詩體，感到模仿俳句時自由詩體是必不可少的。在這種認識的影響下，大約于1905年，以模仿俳句為時髦的風尚便在法國開始流行起來。馬塞爾·雷文的重要作品《日本文學選集》(1910)顯示出俳句真正的音節詩律和自然題材，使得對俳句的模仿十分流行。《法國小說評論》于1920年發表了12位著名詩人的俳句詩作，并于同年舉行了俳句詩作比賽。這次比賽活動收到了參賽作品1000篇。約1925年，這種興趣衰退，但是俳句卻把西方對東方文化的興趣提高到認真模仿的高度。作家們一致認為，俳句最重要的特點是其洗練的形式、確切的意象和擺脫了說教評論的內客。

俳句對現代派詩人很有吸引力，其中有受T·E·休姆影響的一些英美詩人，有在1910年前后興起的意象主義運動及哈佛大學在1912年前后興起的一場獨立的運動中的詩人。他們的這種興趣最初反映了法國的思想，但是很快就有了更廣的內涵。正像在法國，人們首先被俳句的異國色彩所吸引，但是接著他們的興趣似乎越來越注重于俳句的實驗性、其自由體的形式和意象的運用。而在英國和美國，詩人們對這些方面的關注更為深切，從而對詩歌理論與實踐的影響也就更大。在這些詩歌理論家中，最負盛名的當推F·S·弗林特、埃茲拉·龐德、艾米·洛威爾和約翰·戈爾德·弗萊徹。在俳句的詩體形式上，龐德提出了“疊加式”，即使用一個生動意象與一段較為松散或較少生動性的詩節相結合的形式。他首先在其詩作《在地鐵站上》中使用了這種技巧，后來又用于他的許多短詩的創作。這種技巧在形式上略作變化后，還應用于《休·賽爾溫·毛伯利》和《詩章》等作品中。這種技巧被廣泛地加以模仿。這種模仿有時很拙劣，幾乎成了滑稽詩。在弗林特、奧爾丁頓、艾米·洛威爾、弗萊徹的作品里都可以發現這種技巧。在弗羅斯特、艾肯、斯蒂文斯、葉芝、麥克利什這樣一些非意象主義者的詩作中也能發現這種技巧。當龐德在《詩章》中用中國和日本的方塊字而不是迭加形式的常規意象時，他賦予這種技巧一種新的形式。

在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歐洲語言詩作中，都有許多模仿俳句的嘗試，通常都帶有追求異國情調的動機，但這些模仿之作幾乎都沒有什么價值。引入西方的俳句作為一種詩體形式已經變得面目全非，變得過于脫離其文化背景，總的來講難以適應西方語言的特點。艾米·洛威爾等詩人竭力想把俳句的詩律翻譯得使其能適應西方的詩歌或詩節形式，但這些努力全都沒有成功。除了詩人寫俳句外，最像俳句的詩歌就是那些把俳句技巧改用于其他目的的詩作——例如斯蒂文斯的《烏鶇十三相》。所有這些表明了由于俳句的流行產生了一種文體，在這種文體中，意象，特別是自然意象，成為表意的重要手段;在這種文體中，意象主義的技巧使得詩歌、詩節和組詩顯得井然有序。有幾位詩人(如龐德和弗萊徹)從俳句中導出了詩歌的哲理，而另有幾位詩人(如埃德蒙·布倫登、威廉·普洛默和謝拉德·瓦因斯)則借鑒日本俳句詩的意象或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