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論著述·懷麓堂詩話

詩話著作。明李東陽撰。該書亦稱《麓堂詩話》，一卷，一百三十多則。其詩學見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崇唐抑宋。如稱：“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真若有所自得，反復譬說，未嘗有失。”可見其理論淵源于嚴羽《滄浪詩話》。不過，李東陽還承認宋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對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楊萬里、陸游等宋代詩人，雖各有微詞，但也都有所肯定。書中充分肯定了蘇軾繼杜、韓之后對于詩境開拓和詩歌發展的貢獻，同時也指出，經過韓、蘇的一衍再衍，詩境雖開闊，“而其為格，亦漸粗矣”。后來胡應麟的“體以代變，格以代降”(《詩藪》)說，即由此而來。二是提倡“格調說”。書中強調：“今之歌詩者，其聲調有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之異，聽之者不問而知其為吳為越也。漢以上古詩弗論。所謂律者，非獨字數之同，而凡聲之平仄亦無不同也。然其調之為唐、為宋、為元者，亦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予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規矩之謂;而其為調，則有巧存焉。”“律”只是一種規矩，而“調”則大有巧妙，由其“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一聽“即能識其時代格調”，分辨何為唐音，何為宋調。這就是“格調說”的主要精神。三是不贊成刻板摹擬。如稱：“詩貴不經人道語。自有詩以來，經幾千百人，出幾千萬語，而不能窮，是物之理無窮，而詩之為道亦無窮也。”但李東陽的實踐與理論并不一致，他說自己少時曾對盛唐李杜諸人“極力摹擬，恨不能萬一耳”，而他最得意的詩作也恰恰是擬古樂府詩百首，實際上對后來的復古、擬古潮流，還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有《歷代詩話續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