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論·詩論· 詩藪》新詩鑒賞

詩論，二十卷，明胡應麟撰。應麟(1551～1602)字元瑞，號石羊生，又號少室山人，蘭溪(今屬浙江)人。萬歷間舉人，久不第，隱居山中，受知于王世貞，被列為“末五子”。

此書為系統評論、品藻歷代詩歌的詩話，是一部小型詩歌史。

內編六卷，按照體裁時代品評各代作品，前三卷為古體，后三卷為近體。

外編六卷以時代為序評論周、漢、六朝、唐、宋、元詩作。

雜編六卷，前三卷為“遺逸”，考訂前散佚詩作;后三卷為“閏余”評論五代、南宋、金代詩作。

續編二卷，評論明初至嘉靖詩作。

胡氏基本承襲王世貞等“后七子”復古主義詩論和文體退化論。認為每一種文體的創作都是“窮”而變化、變化實際上是退步的表現：“曰風、曰雅、曰頌，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操、曰辭、曰曲、曰謠、曰諺，兩漢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絕句，唐人之音也。詩至于唐而格備，至于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詞勝而詩亡矣，曲勝而詞亦亡矣。”他不認為新體裁的產生是文字形式的豐富，應該是一種進步的表現。與此相反，他對不從事創造，只一味因襲的前、后“七子”卻評價極高：“明(按：實際上指一些復古流派)不致工于作，而致工于述;不求多于專門，而求多于具體，所以度越元、宋，苞綜漢、唐也。”實際上他們只從事于模仿，只制作“假漢贗唐”的偽劣產品。

應麟對于宋詩雖有所肯定，但又認為“宋人詩最善入人，而最善誤人”，學宋詩易流于“外道”。作者這種論點，雖然是受到前、后“七子”的影響，也因為他對詩的各種體裁有一整套看法。如言“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有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絕句之構，獨主風神”。而宋人對這些多有改變，他說：“宋人專用意而廢詞，若枯枿槁梧，雖根干屈盤，絕無暢茂之象。”批評江西詩派學杜“得其骨不得其肉，得其氣不得其韻，得其意不得其象，至聲與色，則并亡之矣，神韻遂無毫發”。這些論述實際上也提示了唐、宋詩的異同之處，只要不是心存軒輊，也應承認它有一定道理。

胡氏精于藝術鑒賞，他對許多詩人藝術風格的把握和一些詩作的藝術分析還是相當準確的，并給讀詩者一定啟發。如他說：“清者超凡絕俗之謂，非專于枯寂閑淡之謂也;婉者深厚雋永之謂，非一于軟媚纖靡之謂也。子建太白人知其華藻，而不知其神骨之清……杜陵人知其老蒼，而不知其致意之婉……”在近似的概念中應麟辨析得十分清楚。

書中還提到神韻問題：“詩之筋骨，猶木之根干也;肌肉，猶枝葉也;色澤神韻，猶花蕊也。筋骨立于中，肌肉榮于外，色澤神韻，充溢其間，而后詩之美善備。”他還把“神韻”作為評價詩歌的標準。這對清王士禛有一定影響，不過士禛對“神韻”的理解又比胡應麟狹隘了一些。

此書對明代詩人評論雖然篇幅不大，但多言簡意賅，頗能道中其特點。如對明初以地域為分野的五大詩派(即吳、越、閩、江西、粵)的分析評價，對高啟、楊基等人作品藝術特色的把握都是很準確的。

總之全書對于詩史上重要作家、詩歌創作中的重要問題多已涉及。因為王世貞于作者有知遇之恩，故對王多諛詞，不足為訓。

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