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詩歌別集·清代與近代部分· 思伯子堂詩集》新詩鑒賞

詩別集，三十二卷，清張際亮撰。際亮(1799～1844)字亨甫，號華胥大夫，又號松寥子，建寧(今屬福建)人。少年聰穎，十幾歲補諸生，后因指斥豪貴而被稱為“狂生”，鄉試屢不中。道光十七年(1837)改名亨甫才中舉，鴉片戰爭中曾隨人民一同逃難，又曾為在臺灣抵抗英侵略軍而反被誣告下獄的姚瑩辯護，姚出獄后，張病逝于北京。

張氏論詩提出有志士之詩，學人之詩，才人之詩。如曹植、阮籍、陶潛、李白、杜甫、韓愈、蘇軾皆屬志士：“惟其志不欲為詩人，故其詩獨工，而其傳亦獨盛?！?《答潘彥輔書》)對乾嘉以來流行的“性靈派”“肌理派”均表不滿，曾說他們“或以議論、考訂為詩，或則輕佻淺鄙，無與于風雅之旨”。甚至說“其負盛名如沈歸愚、朱竹君(筠)、袁子才、蔣心馀(士詮)、黃仲則、翁覃溪(方綱)、張船山諸先達，固皆一時才人，然于風雅之旨，正多未逮。袁佻、趙獷、黃輕，張介于黃、蔣之間”，“惟沈之持論頗正，惜才力不厚，故其所自著，無足感人”(《與徐廉峰太史書》)。從這些論述來看，張氏是以“志士”自詡的，但他的詩多寫其跋涉游歷、漂泊不定的生活：“一萬八千里，勞勞半載行。忍看慈母淚，倍愴幼孤情。”(《除夕》)即使登高臨遠也難以激起豪情，“岱宗積勢郁崔嵬，輦道何年青壁開。封禪詞壇變北土，明禋玉帛亦蒿萊。天橫白日滄溟動，地敞中原秋色來。絕頂誰能一登眺，秦皇漢武總堪哀?！?《望岳》)這和杜甫的《望岳》真是大異其趣，這不僅是由于個性的差異，更重要的是他們所處時代的根本不同。

張氏幾度上京不遇，寫在離京不遠的固安的詩句：“飲馬渾河流，六年經十度。嗟汝青天高，歲晚有風露。風露一何涼，短鬢日衰素。河流日滔滔，照人顏非故。北望帝王州，蒼然入云暮。我馬獨南行，踟躇在中路。海燕何東飛，夜鳥可西顧。羽翼不相謀，何處雙棲樹。”(《固安》)在極平淡的詩語中可以看出奔走于仕途的悲哀與孤獨。

作者晚年在鴉片戰爭中甚至欲渡海峽赴臺灣參加姚瑩所領導的抗英斗爭。這個時期的作品充分顯示出其所推崇的“志士之氣”。如《寄姚石甫三丈時將赴臺渡海不果》中寫到當時局勢的危殆：“君不見，樓船百道來西極，橫海波伏空嘆息。五月妖氛暗虎門，金戈玉勒無顏色。義民爭自起山東，諸將嗟誰棄河北?！辈d寫了自己報國之志難酬的憤懣：“我懷抑塞誰為開，亦欲傾倒海水酣一杯。盜多轉凜垂堂戒，病久難言濟世才。夢飛渡海是秋月，月落空床還自猜。”

張詩中還有許多抨擊投降派，揭露他們的腐敗無能和畏敵如虎，表達了詩人的愛國摯情。如《傳聞》《諸將》《定海哀》《鎮海哀》《寧波哀》《后寧波哀》都是這類作品。如《諸將》之一寫道：“嶺外嗟諸將傳聞有是非。豈矜龍種貴，不見虎頭飛。南海珠應盡，東山甲未歸。亦知恥和議，無奈逼重圍?！边@些自矜龍種的八旗子弟，在外敵入侵的緊急關頭也沒有忘記搜刮百姓，這些人怎么能打勝仗?作者也為自己不在其位，只能眼看著強敵入侵、山河破碎而無能為力感到悲哀：“我似樵夫觀棋罷，正愁柯爛苦低徊?！?《雜感》)

張詩早期風格清新，語言平易，很少用典。晚年則學杜甫，詩風一變為沉雄勃郁，并大量用典，這與時代動亂，詩人要反映重大社會問題的創作意向有關。詩人要在簡短的律詩中表現復雜的、重大的社會題材，他不能不濃縮文字，借助于典故。

張氏平生寫詩一萬余首，此書中收三千余首，因其逝世后，稿多散佚。際亮生前曾刊《松寥》《婁光》二集，當時不脛而走，頗受到一些人的稱賞。去世后，同治六年(1867)張氏門生李云浩欲刻《張亨甫全集》，不能得全本，只錄詩二十七卷，二千六百余首。存詩至辛丑年(1841)，缺三年作品。

此集刊于同治己巳年(1869)，系姚瑩之子姚浚昌據亨甫自己編訂的詩稿而編，所錄詩始于嘉慶二十年(1815)，終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錄詩三千零五十一首。補了《張亨甫全集》之所缺，但仍不全，還可以再補上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