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詩歌總集· 唐詩評選》新詩鑒賞

唐詩選本，四卷，清王夫之選評。夫之有《楚辭通釋》已著錄。

王氏論詩本之“興、觀、群、怨”，注意到詩歌的教育感化作用，但他反對有意為之，而是主張這應處于“有意無意之間”。他認為只要即景會心，有所觸發，這樣形成的作品讀者既能從中得到審美享受，也可從中受到感化。

他強調“興以遠愈邁”，愈不想感化人愈能感化人，因此他對政治思想傾向較強的作品則不滿意，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三吏”“三別”都受到他的批評：“工部(指杜甫)譏時語開口便見。”但這有什么不好呢?船山還是從維護皇帝和在上位者的權威來立論的。他贊美李賀《昆侖使者》說：“此以刺唐諸帝餌丹暴亡者，今且千年，人猶不解，況當時習讀問傳之主人，長吉長于諷刺，直以聲情動今古，真與供奉為籌，杜陵非其匹也。”一首諷刺詩，一千年來除了王夫之外誰都讀不懂，它的意義何在呢?看來朦朧的諷刺詩是不如明快的諷刺詩的。

編者在此書的評語中充分表達了自己的美學觀點，對許多詩篇作了中肯的藝術分析，表現出很高的藝術鑒賞力。他對一些選家舞文弄墨十分不滿，說：“康樂(謝靈運)何開合承轉之有?”尖銳地指出：“一開一合，惡詩之訣。”他強調“情深文明”“興致酣適”。關于“情”“景”關系，他說：“意外設景，景外起意，抑如贅疣上生眼鼻，怪而不恒矣。”用這些和金圣嘆對照，可見二人深淺之別。

全書從選詩到批語都貫徹了選者的論詩主張。在選目上他注重初唐、盛唐，中、晚唐入選較少。

有民國初年湖南船山學社刻本，后太平洋書局民國二十二年(1933)排印《船山遺書》收入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