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編輯出版·史官

即掌管書籍之人。我國古代把掌管文字記錄的專職人員通稱為“史”。史官既要記錄帝王言行和軍國大事，又要負責管理政府的各種檔案圖籍，還要從事宗教事務，負責占卜、祭祀等迷信活動。因此他們身邊積累了大量檔案文書資料，他們是當時最博學的人，修史重任自然落在他們身上。史官產生年代很早，傳說中造字的倉頡就是黃帝的史官。三代之際史官人數漸多，分工更加細密。我們可以從甲骨文、金文及早期典籍中找到眾多的史官名稱，如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貞人、作冊、史、太史、內史，周代的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這些史官各有所職，如“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史通·史官建置》)。各諸侯國也設有史官，開始由周王室委派，所記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崛起，王室衰微。各諸侯國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紀年來記載歷史，以示獨尊。于是出現了魯國的《春秋》、晉國的《乘》、鄭國的《志》等上百種史書。孔子曾派他的弟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公羊傳疏》)。墨子也自稱“吾見百國春秋”。可見當時各國官修史書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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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的職位是世襲的。世守其職的家族，通常有一個與書籍或記錄保管相關的氏名。諸如簡、籍、史、董等。秦漢之際，太史令實掌史職，秦有胡母敬，漢有司馬遷等。東漢又有蘭臺、東觀之設。這兩處既是中央的檔案、圖書館，又是官修著述之所。漢明帝曾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國史。與《史記》、《漢書》并稱為“三史”的《東觀漢記》就是我國第一部由眾多史官集體編修的史書，它開創了政府組織史官集體編史書的先例，為后世史館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曹魏明帝太和年間，始置著作郎及佐郎，專掌國史。到北齊時，改稱史閣，又稱史館——國家專門修史機構，后經唐代的發展完善，形成較為完善的史館修史制度。宋代史館分置有國史院、實錄院、日歷所、會要所等機構。史官有修撰、直館、編修官、檢討官等名目。元、明、清三代改置翰林院，史官則設修撰、編修、檢討等掌修國史。除常設機構外，還有臨時性特開史館，名目繁多。我國古代形成了為前朝修史的傳統，“國可亡，史不可亡”(《元史·董文炳傳》)。歷代統治者非常重視歷史的連續性和繼承性。各類史籍品種繁多，體例多變。其中，以《史記》為首的紀傳體正史綿延數千年。一部二十四史，篇帙長達3 259卷，上下五千年，是舉世無雙的一部通史百科全書。又如在編年體史書中，歷代共修實錄116部，僅《大清實錄》一種，就有4 355卷。史官在我國一直受到極高的尊崇，歷代最高統治者非常重視修史活動，并把它制度化，其原因有四：一是為借鑒前朝經驗，以史為鑒，垂訓后世，以達到繼往開來的目的。二是前朝修史，證明新朝的合法地位，自圓其正統之說，以爭取民心。三是為點綴升平，鋪張門面，籠絡士人，特別是那些“不食周粟”的前朝遺老，消磨他們的敵對意識。四是為控制褒貶大權，懲惡揚善，壟斷輿論，為本朝統治者歌功頌德，樹碑立傳，以鞏固王朝統治。歷代相沿的修史制度，保證了我國史書上下銜接，綿延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