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的內容·宋代散文·北宋前期散文

宋文發展經過了北宋前期、北宋中葉、南渡前后、南宋中期和后期五個階段。

宋初70年為前期。這是宋代散文的起步期，散體與駢體同步發展且文風新變，散文發展以不同流派的形式反映出嬗變軌跡。前40年相繼產生了駢體擅場的 “五代派” 與力倡古文的 “復古派”，后30年有西昆派的崛起和古文派的抗衡。

宋朝開國以文禮興邦，前朝碩學鴻儒和文學侍臣成為宋文的首批作家。這些作家受五代文風熏染和辭臣職責修煉，均精于駢體，其顯赫的政治地位、深厚的學養和獎掖后進的品德，使他們具有較強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團結、吸引并培養了一批追隨者，形成了宋代散文發展史上的第一個流派——五代派。

五代派強調“時務政理”，講功用，重文采;提出“麗而有氣，富而體要，學深而不僻，調律而不浮”，“詞贍而理勝”(徐鉉《騎省集》卷二三)的為文原則，要求自然流暢的文風。該派重要作家都學殖深厚，貫通百家，為文英華外溢而自然流麗，而趙宋初起的軍威國勢，又使文氣雄壯俊偉。如徐鉉《上說文解字表》詞語典麗，氣勢充裕;陶谷《太祖登極赦》博雅雄勁，尤有氣魄;李昉《黃帝廟碑序》描述趙宋版圖遼闊與升平景象，大筆如椽，氣魄雄偉。

核心作家徐鉉(917—992)學術精博，素負重名。他重視文章的社會功用又不忽視藝術性，認為文章“在乎敷王澤，達下情，不悖圣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務”，“至于格高氣逸，詞約義微，音韻調暢，華采繁縟”，乃作者“余力”(《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徐公文集》卷二三)。既區別了著意追求詞藻華麗而無實際內容的形式主義文風，又充分肯定了音韻、華采的自然合理性。其文“長于典雅，直而不迂，以理勝為貴”(《徐公文集》附錄)。《質論》14篇，人稱“極刑政之要，盡君臣之際”;《復方訥書》用駢語講自己個性、志向與抱負，自然流暢;《洪州華山胡氏書堂記》《送王遜序》均貴理尚實。《重修說文序》縷述文字發展衍變及重修《說文》意義，氣勢充沛，博雅雄贍。

五代派將唐代古文運動“文以載道”的傳統用于駢體創作，給駢體散文注入新活力，產生了深廣影響。風行文壇40年的西昆體散文、南渡前后的文采派、南宋后期的辭章派，都導源于此。

任何一代文化的發展，都首先是對前代文化的繼承與延續，同時孕育開拓與創新。時代與人文環境的巨變，使五代入宋的作家心態發生很大變化，由藩鎮割據小國進入天下一統的趙宋大邦，由彷徨度日到振奮進取，散文創作不能不發生質變。故五代派作品與趙宋控馭天下的軍威國勢相統一，涵納著一種雄偉氣魄。南宋周必大說“建隆雍熙之間(960—987)其文偉”(《宋文鑒序》)，正是獨具慧眼，既肯定了五代派的創作，又看到了宋文呈現的新面貌。

幾與五代派同時，出現了一批主張文風復古的散文家，他們受唐代古文運動直接影響，宗經尊韓，倡言復古，并漸成一派。復古派以柳開、王禹偁為核心，先后相繼形成了兩大作家群，高錫、梁周翰、范杲、趙湘、張景、孫何、丁謂、羅處約、柴成務等，都是這一派的重要作家。該派活躍在太宗朝，柳開以輿論聲勢著于時，王禹偁以創作實績稱于世。二人先后相望，共同推動文風復古。

復古派理論有三大特點。一是從社會學角度倡言文風復古，旨在興儒垂教，提高全社會道德文明素質，達到社會安定與發展。這是五代戰亂后人們的普遍要求和美好愿望。他們認為“主管風騷勝要津”(《小畜集》卷九《前賦春居雜興……》)，“儒之教，防亂也”(《河東先生集》卷一)，提出文須“宗經樹教”(同上卷一九《送丁謂序》)，“務將教化于民”，“咸然使至于善”(柳開《上王學士第四書》)。二是主張社會意識與自我意識并重，提出“傳道明心”說(《小畜集》卷一八)，既強調反映現實，表現社會，又強調寫心，表現自我，體現了文學發展的新趨勢。三是強調文道并重，倡導平易自然、樸實流暢的文風，要求“句易道，義易曉”(王禹偁《再答張扶書》)。這對擴大作品讀者群，充分發揮文章的社會功能，具有積極意義。

復古派創作以散體古文為主要體式，內容表現出鮮明的社會性、現實性和強烈的抒情性，而總體風格則弘揚并發展了韓愈散文平易的一面，以自然流暢、淺近通俗為主。首倡者柳開(947—1000)以復古自任，自稱“師孔子而友孟軻，齊揚雄而肩韓愈”(《河東先生集》卷五)。他批評宋初“刻削為工，聲律為能”的“時文”(《上王學士第三書》)，認為文章應“實而有華”，有裨政教。柳開還明確界定了“古文”的特質、內涵及要求：“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應責》)，糾正了以“辭澀言苦”為古文的錯誤認識，區別了句式千篇一律的駢文，尤其強調了文章的寓理與立意。

柳開散文以質實見長，言事明理，傳道寫心。名篇《代王昭君謝漢帝疏》借古言今，批評當軸者“安國家、定社稷、息兵戈、靜邊戍”無力無方，屈辱求和;《來賢亭記》講“欲舉天下之人與吾同道者，悉相識而相知”的理想與“化古警今”的用意;《上大名府王祜學士書》講“君子篤道而育道，懷仁而合義”;《與張員外書》論“國以民為本”，“政以仁義忠信為宗”;或切言時事，或述其理想，或論修身治國，皆宗儒道。柳開散文風格自然平易，不事雕琢，樸實流暢。《東郊野夫傳》自述資質、性格、行事與修養，語勢如注，深厚平實;《上言時政表》似對面而語，流暢自然。

高錫傳世作品不多，《諫親決庶政疏》《勸農論》均質實平易，自然流暢，與柳開為近。范杲“與柳開善，更相引重”，然“為文深辟難曉”，風格別于柳開。張景文風酷似柳開，《河南縣尉廳壁記》被宋人推為名作。

小柳開7歲的王禹偁 “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蘇軾《王元之畫像贊序》)，成就與影響均在柳開之上。他以文道自任，主張“遠師六經、近師吏部，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答張扶書》)，其散文具有較強的現實性和深刻的社會性，體現出鮮明的弘揚儒道和垂教致化傾向。名篇《待漏院記》描摹賢、奸、庸三類宰相上朝前心態思緒，褒貶規諷，乾隆帝弘歷稱“理正言明，膾炙人口，無可雌黃”(《小畜集》附《御制王禹偁〈待漏院記〉題辭》)。《唐河店嫗傳》 寫邊境老婦機智殺敵，進而議論邊政，建言御戎方略，文字簡明生動。《錄海人書》托言秦末海人，以海上奇遇之事上書天子，欲使朝廷“薄賦、休兵、息役”。《應詔言事疏》乃政治改革之大策，為后來慶歷新政之藍本。

王禹偁散文以簡雅古淡、樸實流暢、自然明快見長。名作《黃州新建小竹樓記》首言黃岡以竹代瓦習俗，次述竹樓情趣，再敘謫居情態心緒，而殿以不慕高華、“隨緣自適”的瀟灑情懷，意境清雋而思致幽邃，語言淡雅簡古，自然雋永，流走如珠，情韻優美，騷情詩趣，溢于言外。王安石以為優于《醉翁亭記》(黃庭堅《書王元之竹樓記后》)。王禹偁也精于駢體，應制文字宏麗典贍，尤喜以賦傳道明心，《三黜賦》《仲尼為素王賦》《君者以百姓為天賦》等都精深可傳。

王禹偁的門生孫何、丁謂，同年羅處約、鄉誼柴成務、師長畢士安等，也都是主張文風復古的重要作家。孫何《文箴》歷述文章衍變，高度評價韓、柳，充分肯定宋初“力樹古風”的發展趨勢和“無卑唐文”的創作實績。丁謂文風簡古，如《書異》描述自然災害：“五月乙卯，震，雨雹，大風拔木，屋瓦皆飄。”由此可窺一斑。

宋初兩派盡管在語言形態、美學觀念、創作習尚、宗法淵源諸方面有很大差異，但同時也有很多共同點，如興儒傳道、宗經樹教、聯系現實、文道并重、文風自然等，呈并行發展相濟互補態勢。五代派作家創作駢文但不排斥古文;復古派批評輕浮文風，依然贊同有內容的駢文。這種風氣，對后來散文的健康發展乃至宋文獨立風格的形成，有著積極影響。

宋文經過40年的發展，開始進入新階段，駢體時文和散體古文都獲得進一步發展，遂有崛起的西昆派與古文派抗衡。

西昆派是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天禧(1017—1021)前后逐漸形成的一個文學流派。該派以楊億為核心，劉筠、錢惟演、晏殊、李維、路振、刁衎等為重要成員。他們宗法李商隱，詩歌而外，文取駢體，雕章麗句，博雅富贍，辭采飛揚。

西昆中堅錢惟演(962—1034)博學能文，自言平生唯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歐陽修《歸田錄》卷二)，未嘗頃刻釋卷。代表作《春雪賦》描述春雪悖時而降的情景，駢麗自然，意境瑰奇。《寧海縣新建衙樓記》講修政、述沿革、言地輿之勝，清新典贍，文勢流暢。劉筠(971—1031)文用駢體，博雅自然，富有氣勢。奏章兼用散句，簡練自然，個性鮮明。如《禮生引太祝升殿徹豆事奏》簡潔明達而又口語化。

西昆領袖楊億 (974—1020)“以斯文為己任”(范仲淹 《楊文公寫真贊》)，論文貴駢尚麗，主張“文采煥發”、“理道貫通”(《武夷新集》卷一八)。楊億著述宏富，《武夷新集》20卷四分之三是散文，《天禧觀禮賦》《議靈州事宜狀》等都是氣勢恢宏的長篇。《答集賢丁、孫二寺丞啟》《答東京轉運使館姚啟》語勢如注，宏偉典贍。《與章廷評書》寫居處情景：“郡齋岑寂，宛在深山。獄訟甚稀，賦輸易辦。引領西月，群峰倚天。清溪南奔，淺深見底;人家櫛次，多在嵐煙中，修竹喬木，宛如圖畫。”可謂巧述妙喻，意境深遠闊大，字字趣味橫生，自然平易，格調清新。楊億《殤子述》用散句古文之體，文章情深意切，生動感人，而文字樸實質直，簡練形象，其于愛子夭亡之痛惜，溢于言表，無愧大家手筆。

晏殊(991—1055)與楊億為忘年交，“文章贍麗，應用無窮”(《宋史》卷三一一)，中年始讀韓柳集，文風大變，所作家書均用古體散句，平易自然，細膩親切，簡潔質樸，如《答中丞兄家書》談家中細事，娓娓而言，親切有味，談子女教育一段尤生動感人。《答贊善兄家書》全用古體散語，自然親切，簡潔細膩。此類作品，置古文名家集中也不失為上乘之作。

在西昆派崛起的同時，也產生了一個以穆修為核心，石曼卿、尹洙、蘇舜欽兄弟等一批作家為羽翼的古文派。該派沿宋初復古派路子推進，繼續倡導宗經尊韓、貴實向道、反駢尚散，強調文章經世致用、聯系現實、傳道明心，要求文風自然樸實。穆修仍以韓柳古文為旗幟，號召同道，批判時文，指出韓柳古文“辭嚴義偉，制述如經”(《穆參軍集》卷二)，而“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答喬適書》)。蘇舜欽提出為文應“原于古，至于用”(《石曼卿詩集序》)，“澤于物”(《上三司付使段公書》)，反映現實，補偏“救失”(《上孫沖諫議書》)。尹洙則提出“行事澤當時以利后世”“立言矯當時以法后世”“務求古之道”(《志古堂記》)。蘇舜欽《上孫沖諫議書》還詳細論述了道、德、文、詞、辯五者之間的關系，提出文章應“業問追古，放言遣懷，剖昏出明”。可以看出，古文派試圖建立自己的理論系統以增強對抗四六駢體的能力。

古文派創作以反映現實、內容質實見長。穆修(979—1032)“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為駢麗之語”(陳亮《龍川文集》卷一一)，文章“天資高邁，沿溯于韓柳而自得之”。作品自然簡古，不假雕飾，格調凄苦者為多。《法相院中記》《靜勝亭記》《上劉侍郎書》《亳州魏武帝帳廟記》等，均可窺其風格。寫于謝世前一年的《唐柳先生集后序》樸實無華，凝練自然，敬慕韓柳、傾力研讀整理和精心校勘韓柳文集而數十年如一日的感人情景，畢現于讀者面前，足可代表古文創作水平。穆修與門生李之才還克服重重困難，花了近三十年時間校訂、整理并募金刻印韓柳文集，廣其流傳，這不能不說是倡導古文的一大力舉，故朱熹稱“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后行”(《名臣言行錄》)。

尹源、尹洙兄弟師承穆修，致力古文。尹源《唐說》議論“唐之亡非君之為，臣之為也”，以為宋鑒;《敘兵》建言邊防，提出“稍革舊制，大募豪勇”，均以議論見長，語言古雅質樸，自然流暢。尹洙散文大都關涉社稷民生，《兵制》述戰守之要，提出訓士兵而代戍卒，為御戎長策;《敘燕》《息戎》極斥時弊，以古為鑒，建言朝廷提高軍備意識。

蘇舜欽作品多論議時政、建言治國，如《乞納諫書》《論西事狀》《上執政啟》等，皆直言警勸當軸者，無所顧忌。晚年所寫《滄浪亭記》先言罪廢南游，次敘購地建亭，再述徜徉真趣，最后議論人生與情性，全文優美景色與悲憤心情相統一，形成深沉悲壯、雄奇瑰麗的意境，表達對朝政的不滿和對現實的抗爭。寫景用柳宗元山水游記筆法，議論又有韓退之韻味，“字句凝練簡潔，風格勁峭拗折”(王水照《宋代散文選注》)。另如 《蘇州洞庭山水月禪院記》《處州照水堂記》《浩然堂記》諸篇，也都極有氣勢，意境闊大雄奇，寓理深刻雋永，文筆優美壯麗。

穆修群體尚有姚鉉、李之才、祖無擇、劉潛、李冠等人。姚鉉編《唐文粹》“以古雅為命”，影響頗大;李之才與穆修共同校錄、刻印韓柳文集;祖無擇為穆修編集作序。

總之，古文派在輿論聲勢與創作實績方面，已形成了抗衡西昆的局面，為古文的進一步發展興盛并超越時文，做了充分準備。

由上可知，北宋前期是駢體散文與古體散文同步發展且文風新變的時期，駢、散呈現著雙軌并轍平行發展而駢體略占優勢的狀態，《宋史》說“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文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正是從駢、散兩條線索勾勒描述了北宋前期散文的發展。

北宋前期又是宋文丕變的醞釀期，各派作家共同探索著宋文發展的新路子，在不少方面形成共識，如宗經樹教，濟世致用，寓理尚實，自然平易等。尤其是各派作家都表現出較強的歷史意識和群體意識，重要作家無不以斯文自任，從而使該期散文發展充滿開創新局面的活力，在文體、文風和氣象諸方面，顯示出新變化。南宋周必大稱“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圣明道之辭古……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宋文鑒·序》)，揭示了宋前期散文內在的變化線索和流派不同而風神相同的實質，充分肯定了該期散文的新風貌、新成就。

北宋前期散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從整個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史的角度看，又實在難以抗衡前賢，依然沿襲多于創新，故蘇軾說“宋興七十余年……斯文終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六一居士集敘》)。

其一，就文章體式言，五代派、西昆派崇尚駢偶，而復古派、古文派又“獨為古文”(蘇舜欽《哀穆先生文》) ，氣象雖不同于前代，終覺囿于一體，如長江、黃河各為一系，并流而東，源頭不一而又不能相互涵納融會，欠缺文體改造意識，故各派均處于“因陋守舊”狀態。

其二，藝術境界偏低而藝術活力偏弱。藝術境界和藝術活力決定文學作品的藝術生命。這種境界和活力是由作品內容、形式、結構、語言、表現手法等多種因素構成的綜合力，且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參與、欣賞乃至再創造。北宋前期散文反映現實，議政論道，記敘抒情，題材豐富，但各派均過于強調和注重文章的實用性、功利性和現實性，又偏重體式，忽視了藝術的錘煉與升華，多數文章有其現實意義而缺乏持久的藝術生命力，作者與讀者都被囚禁在“傳道”的框架里。這種定向思維方式，使藝術發揮受到限制，造成藝術境界偏低而藝術活力、張力變小變弱，讀者只能被動接受不能積極參與，降低了作品的吸引力。這同后來歐、蘇散文那種將宇宙、社會、自然、人生與自我融合為一，綜合表現和精心錘煉的情形相比，其視野封閉而局面偏窄的狀態更明顯，故蘇軾認為“論卑氣弱”。

其三，該期散文沒有出現一批膾炙人口、廣為后世傳誦的藝術精品，尤其沒有出現類似韓愈那樣起衰濟溺、領袖群彥、雄踞一代的散文大家，各派代表作家都不具備開創并樹立一代風氣的大家素質和雄偉氣魄。如楊億才力雄贍而文囿一式，且“率意而成”，不喜錘煉;柳開、穆修立志復古，而地位偏低，影響力和號召力十分有限，所謂“志欲變古而力弗逮”。王禹偁駢、散兼善，文學主張與創作實績均有較大影響，惜為文“多涉規諷”(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九) ，又“無師友論議”(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九)，終于難副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