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元代南戲·元代南戲的作家及其創作傾向

元代南戲的作家，雖與早期的南戲作家相比有了一些變化，即在后期的作家中，出現了文人學士，如《琵琶記》的作者高明，但從總體上來看，仍以民間藝人與下層文人為主體。如現存最早的元代南戲劇本《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宦門子弟錯立身》為“古杭才人”所作，《小孫屠》為“古杭書會”所作。又如《荊釵記》為元代“吳門學究敬先書會柯丹邱著”^①。成化本《白兔記》的“副末開場”中也稱該劇為“永嘉書會”所作。如《寒山堂九宮十三攝南曲譜》卷首《西池宴王母蟠桃會》劇目下注云：“前明鈔本也，原題‘敬先書會合呈’。”這些書會才人都是一些靠編撰戲曲劇本、話本、諸宮調、唱賺等為生的民間藝人與下層文人。如明王驥德《曲律·雜論上》云：“古曲自《琵琶》《香囊》《連環》而外，如《荊釵》《白兔》《破窯》《金印》《躍鯉》《牧羊》《殺狗勸夫》等記，其鄙俚淺近，若出一手。豈其時兵革孔棘，人士流離，皆村儒野老涂歌巷詠之作耶?”由于元代南戲的作者多為民間藝人及下層文人，因此，在創作傾向上，仍與兩宋南戲的創作傾向有著相同之處，多能反映下層民眾的意志與愿望。

揭露社會黑暗，伸張正義，表達下層百姓的意志與愿望，這是元代南戲作家們所表現的一個重要內容。如周密《癸辛雜識·別集》載：在元初，溫州江心寺有個叫祖杰的惡僧，投靠了時任江南釋教總統的楊璉真加。祖杰奸淫婦女，無惡不作。老百姓告到官府，而“州縣皆受祖杰賄賂，推卻之”。民間藝人們“旁觀不平，惟恐祖杰漏網也，乃撰為戲文，以廣其事。眾口難掩，遂斃之于獄”。這部《祖杰》戲文不僅揭露了為元代統治者所推崇的僧侶橫行民間，為非作歹的罪行，抨擊了官府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的黑暗現實，而且還表達了下層民眾的不平之聲，最終迫使統治者將惡僧祖杰斃之于獄。又如《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之一的《小孫屠》，也揭露了官府的腐敗，草菅人命的黑暗現實，而且最后又借助想象，讓被官府冤殺的小孫屠復活，捉住真兇，報了冤仇。

反映民族矛盾，褒揚忠義與愛國，抨擊奸佞與賣國，這也是元代南戲的一個重要內容。元蒙統治者統一全國后，實行了嚴厲的民族歧視政策，把全國人民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作為既是漢人，又是南人的南方地區的老百姓，當時所受到的民族壓迫更為深重。因此，南戲作家們在劇作中不僅真實地描寫了當時的民族矛盾，而且也反映了漢族百姓的民族感情，對異族統治者的反抗與對誤國的奸臣的憤恨。如《東窗記》戲文，敷演南宋時秦檜陷害岳飛的故事，岳飛屢勝金兵，正要直搗黃龍，收復中原之時，秦檜受金兀術之命，連下十三道金牌，將岳飛召回京城，拘系下獄，并與妻子王氏在東窗下密謀，將岳飛吊死在風波亭下。岳飛死后受到上天旌表，封為天官，后親審秦檜夫婦，將其打入地獄。朝廷為表彰岳飛忠節，建廟立碑。劇作不僅反映了宋金之間的民族矛盾，而且表達了民眾對誤國害民的奸臣的憤恨，頌揚了岳飛精忠報國的精神。再如《牧羊記》戲文，敷演漢代蘇武出使匈奴被拘，堅貞不屈的故事，歌頌了蘇武保持民族氣節的高尚情操。《黃孝子》戲文，寫元兵南下，攻陷江西建昌，致仕家居的宋朝統制黃普召集義軍，欲與元兵戰，戰敗被殺，夫人陳氏被元兵所擄，子覺經年方五歲，為老仆所救逃生，成人后，歷盡艱辛，尋找母親，最終得以團聚。劇作較真實地反映了宋元之際的動亂給民眾帶來的災難。又如與雜劇同名的《趙氏孤兒》戲文，敷演的是春秋時晉靈公聽信奸臣屠岸賈，族滅上大夫趙盾全家，趙盾子趙朔、妻德安公主避于宮中，產下趙氏孤兒，為門客程嬰與棄職歸鄉的公孫杵臼所救。20年后，趙氏孤兒長大成人，便殺了屠岸賈，報了冤仇。在趙宋王朝為元朝所滅的時代背景下，南戲作者來敷演趙氏孤兒報仇的故事，其中更有深意，寄寓了漢族百姓要求恢復趙宋王朝的愿望。

歌頌青年男女的愛情，提倡婚姻自主的內容，在元代南戲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元代，由于元蒙統治者推崇佛教與道教，動搖了長期以來被漢族統治者奉為統治思想的儒家思想的地位，和傳統的封建倫理道德對人們思想的禁錮。因此，原來被認為是違背傳統禮教的青年男女自主婚姻的行為，在元代也能被搬上戲曲舞臺，并加以歌頌。如《司馬相如題橋記》《祝英臺》《風流王煥賀憐憐》《崔鶯鶯西廂記》《崔護覓水記》等，這些劇作中，男女主角沖破封建禮教的阻撓和束縛，大膽地追求自由幸福的愛情。作者對于他們的行為傾注了極大的同情與贊揚，并通過他們的行為，傳達了封建社會中青年男女渴望婚姻自主的要求。

另外，宣揚傳統倫理道德也是元代南戲的一個重要內容，這方面內容大多是元代后期的一些劇作，如五大南戲中的 《殺狗記》《琵琶記》以及《王祥臥冰》《黃孝子尋親記》《馮京三元記》《薛包》《閔子騫單衣記》等戲文，皆以父子、母子、兄弟、夫妻之間的故事，歌頌了子孝妻賢、兄睦弟順等傳統倫理道德。

與同時期的北曲雜劇相比，元代南戲在內容上雖有許多共同之處，但在創作傾向上，兩者有著明顯的區別，即南戲劇作中作者的主體意識不明顯，而北曲雜劇作家的主體意識十分強烈。而這一差異是由作家身份的不同所造成的。從當時所處的社會地位來看，元代的南戲作者與雜劇作者沒有區別，但從所具有文化素質上來看，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如“元曲四大家”中的關漢卿曾參加過“玉京書會”，馬致遠曾參加過“元貞書會”，《西廂記》的作者王實甫也曾生活在下層，與妓女藝人為伍，但這些作家原來就是文人學士，有較好的文學與藝術修養。如關漢卿一生多才多藝，他自稱：“我也會圍棋、會蹴鞠、會打圍、會插科、會歌舞、會吹彈、會咽作、會吟詩、會雙陸。”^①再如馬致遠早年也曾專心功名，自稱：“且念鯫生自年幼，寫詩曾獻上龍樓。”^②又如白樸，父親白華是金代著名詩人，白樸幼年因戰亂隨其父親的好友、金代著名詩人元好問生活，元好問除在生活上對白樸加以關心照顧外，在學問上也悉心教誨，故在弱冠之年，便以博學多聞、才華出眾而聞名。又如石子章，是石晉之后，曾隨從出使西域，又與元好問相交甚密。如果說沒有元蒙統治者的入主中原，如果元初不廢除科舉，他們就會像前輩一樣通過科舉走上仕途，只是在當時“這壁攔住賢路，那壁又擋住仕途”，仕進無望的情況下，才被迫流落民間，將自己的文學才華投入到雜劇創作之中。然而一旦恢復科舉、仕途有望后，他們還是走上了仕途。如馬致遠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前后做了江浙行省務提舉。也正因如此，在元雜劇作家中多有為官者，如李文蔚曾任江州瑞昌(今屬江西)縣尹，高文秀為府學生員，李直夫官至湖南肅政使，尚仲賢曾任江浙行省務官，李壽卿曾任將仕郎、縣丞等職，鄭光祖“以儒補杭州路吏”^①，宮天挺曾任學官、釣臺書院山長，金仁杰曾任建康(今南京)崇寧務官，楊梓曾任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谷子敬曾任樞密院掾史，李唐賓曾任淮南省宣使。由上可見，元雜劇作家流落民間，編撰雜劇，按照現在的話來說，是文人“下海”，出于時勢所迫。正因如此，元代趙孟��認為雜劇皆出于文人學士之手， 曾云：“雜劇出于鴻儒

碩士、騷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輩所作，娼優豈能扮乎?”^②而同樣是書會才人，元代的南戲作家們本來就不是文人學士，屬于市民階層，他們一直身處下層，無所謂上，也無所謂下。如南戲《拜月亭》的作者施惠，是杭州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賈為業”的小商人。換句話說，不是像元代雜劇作家由于元朝統治者廢除科舉，仕進之路被堵住后才流落下層的。因此，這些書會才人沒有受過較好的文化教育，沒有像文人學士那樣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

劇作家身份的不同，也就造成了創作劇本的目的與創作傾向上的差異。北曲雜劇作家編撰劇本的目的之一，就是像作詩、作詞及作散曲那樣，抒發自己的志趣。在當時，由于元蒙統治者廢除科舉，堵住了雜劇作家們的仕進之路，時運不濟，只得淪落下層，心里也就充滿著憤怨不平之氣。因此，當他們在編撰雜劇時，也就必然要將心中的憤怨不平之氣抒發出來，正如明代胡侍在《真珠船》中所說的：“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舒其拂郁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王國維也謂：“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彼以意興之所至為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①也正因為如此，北曲雜劇在內容上，一是抒情多于敘事，故事情節簡單，人物形象除了主唱的正末或正旦外，其余的性格不鮮明，形象單薄。二是作家的主體意識十分強烈，雜劇作家往往通過劇中的主唱人物來抒發自己的志趣。雖然雜劇作家所抒發的志趣有的與下層百姓的道德觀、社會觀也是一致的，但由于作家把劇中人物作為自己主觀情感的一種寄托形式，因此，在劇中人物身上，往往能看到劇作家本人的精神氣質。如關漢卿《竇娥冤》第三折竇娥所唱的【滾繡球】曲，與其說是劇中的竇娥在痛斥天地的不公，倒不如說是作者本人在對當時黑白混淆、是非顛倒的社會現實加以抨擊。又如馬致遠的《薦福碑》第一折書生張鎬所唱的【幺篇】曲：“這壁攔住賢路，那壁又擋住仕途。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了癡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則這有銀的陶令不休官，無錢的子張學干祿。”這也分明是作者本人在被元蒙統治者廢除科舉、堵住了仕途后所產生的憤怨之情的流露。可見，雖然雜劇作家在劇作中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并且也表達了下層百姓的愛憎與愿望，但讀者與觀眾在雜劇中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作家本人的志趣。

南戲作家編撰劇本的目的只是供演員演出用，通過演員的演出讓觀眾觀賞。為了能使觀眾喜愛自己的劇作，以獲得較好的經濟收益，故十分重視劇作的故事情節與人物形象，以豐富曲折的故事情節與形象生動的舞臺人物來吸引觀眾。因此，南戲劇作在內容上具有敘事性強而抒情性弱的特征。而且南戲作家在劇作中所表達的“情”，也不是作者個人的“情”，而是下層民眾所共有的“情”，因為只有充分反映了下層民眾的情感與愿望，才能夠引起他們心靈上的共鳴，從而贏得他們的認同與熱愛。如《癸辛雜識·別集》所載的《祖杰》戲文，直接將老百姓對貪官污吏的憤恨表達出來，伸張了正義。《東窗記》戲文，表達了民眾對誤國害民的奸臣的痛恨，最后又借助想象，讓秦檜夫婦遭到懲罰，借以表達下層百姓的愿望。因此，南戲作家雖然也在劇作中抒發了“情”，但作家個人的主體意識不強烈，具體來說，在劇作的主要人物身上，看不出作者本人的影子。

注釋

① 清張大復《新定九宮十三攝南曲譜》卷首“譜選古今傳奇散曲集總目”《王十朋荊釵記》劇目下注,清抄本。① 【南呂】《一枝花·不伏老》散套,《全元散曲》第173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② 【黃鐘】《女冠子》散套,《全元散曲》第273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① 元鐘嗣成《錄鬼簿》卷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二冊第119頁。② 明朱權《太和正音譜》引,《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三冊第24頁。① 《宋元戲曲史》,《王國維戲曲論文集》第105、106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