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的內容·清代散文·古文醇雅宗風的形成

在文學史上，某個時代的文學借用前代典范作為祖師，從而顯露此一時代的文學導向，這種情形以宋人對杜甫的選擇最稱典型。如果要舉出較為類似的例子，清代文章家對明代歸有光的選擇可謂引人注目。無疑，歸有光在桐城派的譜系中被確認為遠祖，他對桐城派性格形成的作用力是顯然的。不過，還值得考慮的是，桐城派選擇歸有光，這不僅說明了該派的取向，而且也在相當程度上透露出清代散文演變與發展的某些內在需求。

事實上，早在桐城派形成之前，清初的一些有識之士已對歸有光投注了闡揚的熱情。這與清代古文復興的歷史起點是相關的。正如《四庫全書總目·堯峰文鈔提要》所指出的：“古文一脈，自明代膚濫于七子，纖佻于三袁，至啟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sup>①問途于唐宋以謀求自立，成為清初文壇的某種共識。

敏感到一代“古文復興之機”的，應以由明入清的錢謙益為最初的代表。他個人的古文創作，經歷了由追隨明代前后七子到篤好唐宋派歸有光之文的轉變。歸有光在文壇上備受瞻仰的地位，就與他發端表彰有關^②。錢基博指出錢謙益的卓識在于：“極推歐陽修，以為真得太史公血脈，而下開歸氏;又翹歸氏以追配唐宋大家，因校刻《震川集》而序之以發其指。然后知桐城家言之治古文，由歸氏以踵歐陽而窺太史公，姚鼐遂以歸氏上繼唐宋八家，而為《古文辭類纂》一書;胥出錢氏之緒論，有以啟其涂轍也! ”^③在錢謙益看來，歸有光富于時代意義的吸引力在于，一方面是繼踵唐宋，遺貌得神，這也就隱然觸及清代古文復興所面臨的新課題;另一方面是通經汲古，以“經經緯史”之學救天下文章結習，錢氏《賴古堂文選序》稱：“近代之文章，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救者，凡以百年以來學問之謬種，浸淫于世運，熏結于人心，襲習綸輪，醞釀發作，以至于此極也?！边@種持論方式與語氣，“和清初學者有些相近了”^④。黃宗羲也特別看重歸有光學古而能出神入化：

震川之所以見重于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迂回曲折次之。

——《鄭禹梅刻稿序》

唐宋派在創作思想上優于秦漢派之處，是對古文傳統的取資較為寬博，宗法唐宋古文大家而不廢學習秦漢; 秦漢派雖高自標置，不屑于讀唐以后書，但正如黃宗羲所說：“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币龑膲慕Y果，反而是“便其不學”(《明文案序》下)。不難看出，清初文壇講求“唐宋以來之矩矱”的取向，也包含了對文章家學問背景的重視。

清初以文名傳世的“三大家”，即侯方域、魏禧、汪琬，基本上也是以取徑于唐宋而展示才華的，其中尤以汪琬對歸有光最稱篤好^①。汪氏的古文實踐與傳授也是頗見成效的。稍后而取徑相似的還有邵長蘅，曾博得“今之震川”的美譽。這種矩矱有余而不乏精粹的古文實踐，體現著清初文壇走向醇雅的方向。

盡管歸有光在清初以來贏得了不少文人的傾心^②，但最善于從歸有光的創作境界中提煉古文藝術法則的，則以方苞為最具理論深度。這一理論深度與創作上“歸方”并稱的名聲，也說明方苞在清代古文發展進程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方苞對歸有光是以異代相知者而自命的^③，他由表彰歸有光而生發出“言有序”、“雅潔”等古文審美宗尚，這些在桐城派的理論系統上成為關鍵性的命題。其《書歸震川文集后》曰：

昔吾友王昆繩目震川文為膚庸，而張彝嘆則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有見而特未盡也^①。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于俗言，其道無由。其發于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于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孔子于《艮》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狈参闹枚鴤?，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于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于繁者。

清代前期的古文家鑒于明代文學效古之失，對所謂“膚庸”之病甚為警覺，即使比較傾向于取法唐宋，仍希望是形超神越的傳承。方苞是這種思想的代表者，他特別表彰歸有光的長處在于“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自然本色之美與“言有序”、“雅潔”的人為講求得到統一^②，從而解決如何在傳統的審美格局中發展自我的問題?？梢赃@樣說，方苞對歸有光的重提，既是對古文歷史的回顧，也是對未來古文的展望，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使上代的歸有光變成了桐城派的出發點。

“歸方”并稱還基于兩人在創作上的某種異代相契的素質。盡管桐城派后起的中堅人物為突顯歸有光的地位仍大有所為，如姚鼐以選本形式確立其在桐城文統中的祖師形象^①，但習慣上僅見“歸方”并稱連名的情形。對此，褒之者喜言兩人之文都有經學根柢，議之者又責其文風均有謹近之失，也許都有助于從某個角度說明“歸方”并稱的緣由。曾國藩從性情的“質樸純厚”上認識歸、方之同，應該是更為擘肌分理之論：

明惟震川，近惟望溪，不受八家牢籠。震川為人疏通知遠，蓋得力于《尚書》，而為文根源全出《史記》;望溪為人嚴氣正性，蓋得力于《三禮》，而為文根源于管、荀，故文章整飾嚴峻。二人皆性情醇古，每出一語，真氣動人，其發于親屬敘述家常文字，尤質樸懇至，使人生孝弟之心，此真六經之裔也。姚惜抱文略不道家常，意在避俗求雅，然惜抱性情蕭疏曠遠，至于質樸淳厚，實不及歸、方，即便效之，亦不能工。

——《曾國藩日記》乙未六月

歸、方都是問途于唐宋的，這里卻表彰他們“不受八家牢籠”，這是桐城派傳人的明智之舉。盡管從氣質與學養上看，歸、方各有自己的得力之處，但他們都實現了儒家之文的某種審美極致，即在“真氣動人”的古文表述中展露“性情醇古”的人倫內美。這種基于性天的“質樸淳厚”之美，既來自所持道義，又出于性情需要。所以，歸、方的契合所提供的典范意義是有分量的。方苞曾特別欣賞歸有光的那些“事關天屬”而“情辭并得”的家常文字;根據曾國藩的理解，方苞本人也擅長于做到這一點。從方苞集中敘人倫之情的文字來看，確實可以證明。如其《先母行略》寫其母“臥疾逾年，轉側痛苦，見者心惻，而母恬然，時微呻，未嘗呼天及父母。既彌留，苞及小妹在側，無戚容悲言，恐傷不肖子之心也”。于輕描淡摹中寓母子深情;又其《弟椒涂墓志銘》記兒時同胞之情曰：“兄赴蕪湖之后，家益困，旬月中屢不再食?；虻霉D，弟托言不嗜，必使余啖之?！边@種家常文字中的倫常之美，體現出胎息于六經的醇厚氣韻。盡管后來具有各種學養背景的文士，都可能在筆下寫出懷念親族的感人文字，但桐城派尤其看重這種題材的文學意義。直到晚清民初，吳汝綸看到馬其昶寄示所作《先母行略》，感到不愜人意，以至嘆曰：“吾縣文脈，于今殆息矣。”(光緒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答張廉卿》)可見這一題材對桐城“文脈”的重要性。

由于方苞文章的醇雅風度，他在清代散文史上成功地占據了“一代正宗”的地位，后人尤其是桐城派傳人屢有評價。如《四庫全書總目·望溪集提要》稱之為“源流極正”;張維屏認為：在清代前、中期古文家中，最能體現“文體之正”的，應推舉方苞(《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二四二)。當然也有人在稱賞之余，指出方苞醇雅端嚴有余而雄肆宏放不足。如姚鼐四大弟子之一的方東樹評曰：“先生則襲于程朱道學已明之后，力求充其知而務周防焉，不敢肆，故議論愈密，而措辭矜慎，文氣轉拘束，不能宏放也。”(《書望溪先生文集后》)晚清吳汝綸認為：“大抵望溪之文，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于經者尤深……文章之道，絢爛之后歸于老確，望溪老確矣?！?《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肯定方苞的雅正，幾乎是為后學所公認的。

方苞的雅正，是桐城派的一面旗幟。不可否認，后學出于某種維護之心，可以在經學根柢、審美傾向等方面有所護持與開拓，這也是桐城派能夠在相當時期內富于持續性的重要原因所在。關于方苞的經學根柢，由于它是文學價值的古典依據所在，桐城后學在理解時是不乏強化之論的，這也往往關涉到“歸方”并稱的再認識問題。本來，如《明史》本傳所述，歸有光的古文是“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的。但仍有人不滿于歸有光的經術，如姚鼐對他的某些“肆訾宋儒之非者”，大不以為然^①;戴均衡認為方苞在“根柢經術，因事著道，油然浸溉乎學者之心，而羽翼道教”上，歸氏“無以及之”(《方望溪全集序》)。還有人粉飾歸有光聲名播揚的某些過程，用以維護“歸方”并駕的形象^②。手法雖可能相反，但都有雅正化的用心。其實，方苞對于歸有光文章的思想內涵，并沒有刻意拔高，且能欣賞其天真而“語無忌者”。方苞的佳作如《獄中雜記》等文，如果缺乏某種真誠無忌的立言態度，也很難想像能如此感人。

作為清代文壇振起醇雅之風的早期標志，“歸方” 連稱無疑具有樹立正鵠的意味，同時還應該指出的是，這種醇雅或正宗的要求仍是有一定彈性的。表現在一方面肯定“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的自然之美，這與清初諸大家不甚刻意講求技法格調的傾向也取得了潛在的呼應;另一方面，由接續歸有光而喚起了對古文傳統的較為寬廣的理解，可能引發介于奇正之間的審美趣味。清中葉思想開朗的袁枚說：“文學韓，詩學杜，猶之游山者必登岱，觀水者必觀海也。然使游山觀水之人終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復知有匡廬、武夷之奇，瀟湘、鏡湖之妙，則亦不過泰山上一樵夫、海船中一舵工而已矣?！?《與稚存論詩書》)以“游山者必登岱”來比喻“文學韓”的必然性，這意味著清人在此已形成的一種共識，也是清初以來推進散文醇雅化的一種自然結果。歸有光除了搭起通向唐宋諸大家的橋梁，他更是以善學《史記》而著稱的?？梢赃@樣說，《史記》 的意趣風神通過歸有光而在清代文壇得到了多樣的闡揚與繼承。就《史記》的文學精神而言，除了深具搖曳生情的氣韻，也有恢詭奇崛的意趣，這后一點有時是與正統氣氛相抵觸或補充的。

注釋

①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三,中華書局1965年版。② 錢謙益《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謂:“啟禎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薄赌笼S有學集》卷一六,《四部叢刊初編》本。案,歸有光曾孫歸莊傾心于唐宋派傳統,孜孜以光大歸有光道德文章自任,乃至他拜師錢謙益,也是因為贊佩于錢氏推尊歐陽修、歸有光一脈的文章宗尚。參見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第151、15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③ 《明代文學》自序第2頁,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④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第45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① 參見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撰述考》第66、90頁,《安徽古籍叢書》本,黃山書社1989年版。② 文家在命名文集時亦體現此意,如張符驤《依歸草》、薛熙《依歸集》。更有選編、精校歸集者,如張士元有《震川文鈔》、俞岳精校歸有光集等。參見《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同上。③ 《與劉大山書》曰:“自古文之不敝于永久者,往往當其時則郁焉。韓、杜之文,其暴見而大行,乃在北宋中葉。近世歸有光,同時人亦不相知。”《方苞集》集外文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① 于此可見王、張二氏對方苞的啟迪。關于方苞受師友影響的情形,日本學者狩野直喜指出:“方苞成為古文宗師,如其傳記所述,多受師友影響,有萬斯同等是其受益之人,其他如魏叔子門人且以文著稱的王源(昆繩,有《居業堂集》)、張自超(彝嘆)等,在他入京師后相與知交; 居鄉時的友人則有兄長方舟、同為桐城人的戴名世(《南山集》)等?！薄肚宄沃贫趣任膶W》第141頁,みすず書房1984年版。② 曾國藩所作的祖述更明確了這一點,其《書歸震川文集后》曰:“然當時頗崇茁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為力追秦漢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涂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薄对恼募肪矶?《四部叢刊初編》本。① 姚氏《古文辭類纂》于明僅錄歸氏一人,當代僅方、劉二氏,可窺其宗派觀。序跋類錄歸有光2篇、方苞1篇、劉大櫆2篇,贈序類錄歸有光8篇、方苞4篇,傳狀類錄歸有光7篇、方苞2篇、劉大櫆3篇,碑志類錄歸有光7篇、方苞2篇、劉大櫆1篇,雜記類錄歸有光8篇、劉大櫆3篇,哀祭類錄方苞2篇、劉大櫆3篇。《四部備要》本。① 其《張貞女傳》曰:“昔歸熙甫作貞女論,以為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為終守,不合于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薄断Пк幵娢募肺募硪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關于歸有光寫作《張貞女獄事》《貞婦辯》等一組文章的事因,參見沈新林《歸有光評傳》第89頁,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② 有文獻記載徐渭因途中嗟賞壁間所寫歸有光文,以至延誤宴會。但方東樹以為事出杜撰,認定他“非能深解熙甫之文者,恐好事者為之”。近人李詳《愧生叢錄》評方東樹此舉“輕慢”,《李審言文集》第511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