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文獻·有關先秦兩漢文學的新出土文書·史傳諸子類出土文書

1.《春秋事語》

1973年出土于長沙馬王堆第二、三號漢墓。此段帛書長74厘米，寬23厘米，上有97行的寫本，約四五千字，分16章，無篇題，每章各記一事，互不連貫，既不分國別，也不按時代先后排列。長沙馬王堆第二、三號墓是漢朝第三個皇帝(文帝)時代的墓，出土的文書中對漢高祖劉邦的名字不避諱，可見這些帛書抄寫的年代必然早于漢朝。所涉史實最早是魯隱公被殺，最晚是韓趙魏滅智伯，大體與《左傳》起訖年代相當，估計其撰寫時間即為春秋末或戰國初。各章文字皆不長，大多先以簡單語句敘述某一事件，然后以較多的文字記時人或后人發表的意見或評論，重點在言不在事，體例與《國語》相近。據學者研究，它屬于春秋戰國時期貴族子弟所用教材中“語”的一類，也可能是一種較為初級的課本，目的是讓初學者通過故事了解一些歷史知識，懂得一點政治經驗，并掌握一定的語言文字能力，為進入更高學習階段打好基礎。原無書題，整理者根據內容定名為《春秋事語》。

所記16事，僅第2章燕大夫率師御晉不見他書，其余分別見于《春秋》三傳、《國語》或其他子書，互有詳略異同，其后議論也不盡相同，可供比較參考。如第5章，晉人使魏州余入秦誘隨會，《左傳》曾詳細記其經過。魏州余與隨會離秦時，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這句話在后世經常被引用，但其謀究竟是什么，左氏未加說明。《春秋事語》則明白交代，繞朝向秦伯提出，魏州余之來，是為了弄走隨會，咱們不能答應他。這就清楚了。帛書還寫到，魏州余與隨會回晉之后，擔心繞朝將來還會危害他們，于是使用反間計，散布謠言說，繞朝知道隨會要回國，暗中托他結好于晉。秦人信之，乃殺繞朝。這一結局為《左傳》所無，而與《韓非子·說難》所記繞朝為圣于晉而為戮于秦正好印證。從情節描寫看，這樣顯得更為完備，加強了故事性。

又如第13章所記宋楚泓之戰，古人有許多評論。《左傳》通過子魚之口，從“明恥教戰求殺敵也”的原則出發，對宋襄公愚蠢的人道主義進行了嚴厲批評。《尹文子·大道上》卻認為宋君是“正而不免于(被)執”。《公羊傳》甚至稱贊襄公“不忘大禮，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也”。《穀梁傳》則譴責宋君不知貴時行勢，“何以為人”!《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從抑儒揚法立場出發，認為宋國之敗“乃慕仁義之禍”。《春秋事語》所記土匽的意見，所持理論角度更高，反駁也更有力，尤其是指斥宋君只對敵人講道義，卻忘記了自己戰士要掉腦袋，真是一針見血之論。本章文字大體完整，語言淺顯，論述條理清晰，邏輯性強。全書風格亦皆樸素無華，不加雕琢，與《國語》文風接近，都屬于當時的語體文，而有別于典雅古奧的《尚書》式的官方文體。

2.馬王堆帛書《老子》

在長沙馬王堆西漢早期墓葬中出土了帛書《老子》甲乙本。這兩種抄本不僅文字有異，而且與傳世《老子》在編排次序和語句文字上都有不同。帛書《老子》甲乙本，據考證，分別抄寫于漢高祖時期(前206—前195)和惠帝、呂后時期(前194—前180)。其篇章次序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與《韓非子·解老》所言次序相反。其中雖有段落之分，卻無章節之分，亦與分有81章的通行本不同。

另外，凡今本“兮”字，帛書本皆作“呵”字。這使得文辭中顯露濃郁的楚風。也說明了“兮”本是象聲詞，當時的詩歌和韻文都是可以吟誦或歌唱的。在上古時，“兮”字讀為“呵”。清代音韻學家孔廣森、江聲考定之后，聞一多、郭沫若皆從其說。郭沫若在《屈原的藝術與思想》一文中進一步說明：“兮字讀成呵卻完全是白話。”這一說法今已在帛書甲乙本中得到了確證。同時，亦從另一側面說明了《老子》文體是受到了吟唱盛行的楚地民間歌謠的影響而形成的，處于口頭文學向書面文學的過渡階段。

3.《文子》

1973年河北定縣漢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簡書，共有殘缺不全的八種古籍，其中就有《文子》。據出土簡報，簡書《文子》有與今本不同的文字六章，有些部分或系佚文。這說明了《文子》并非偽書，今本《文子》實經后人竄亂。其佚書部分大半是對天道、仁義、功、德和教化的闡發，具有一定的特色。

定縣漢墓的墓主，據考是西漢中山懷王劉修，死于宣帝五鳳三年(前 55)。則簡書《文子》的入葬時間可定，而其抄成乃至作成的年代當更早。有研究者認為，其成書的時代當為戰國早期。

對照簡書《文子》與今本《文子》，明顯可見其中的竄亂之跡。據出土簡報，從幾個與今本相同的章節證明，凡簡文中的文子，今本都改成了老子，并從問答的先生變成了提問的學生，這無疑是傳播者意欲把文子之言歸于老子而標榜黃老學說的正統性和增強其影響力所為，從而也為后人疑其偽書提供了誘因。

就文體而言，《文子》既有語錄體，又含議論文，近于《墨子》。但仍有明顯的詩化特征，許多段落富有韻味，但較《老子》的詩體特征而言則更為散文化了。修辭手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提高，文字更加審美化，文辭也更加藝術化了。其中雜有較多的議論文段落，顯示了散文的發展趨向。

4.《孫子兵法》所附佚文

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發現了竹簡本《孫子兵法》，其后附有5篇佚文，大部分內容不見于現存史籍，文體風格與孫子13篇亦不相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吳問》篇。這篇文章可能寫作于智氏滅亡、韓趙魏三家自立為侯之后的戰國初期，不一定出于孫武本人之手，但可以反映他的思想。孫武從田畝制度和農業稅收制度的不同推論政治成敗，認為“公家富，置士多，主驕臣奢，冀公數戰”者先亡;“公無稅焉，公家貧，其置士少，主斂臣收，以御富民”者可以固國。這表明，他反對剝削太重、養士卒太多、急功好戰，而主張“厚愛其民”。這和春秋戰國之際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大致接近儒家，而與稍后的法家大相徑庭。“四人幫”時期有人把孫武說成法家，顯然牽強。此文采用對話體，層次分明，文字淺顯，不避重復，風格頗近《墨子》。

另一篇《黃帝伐赤帝》，是以“孫子曰”開頭的獨白式論文，講述黃帝伐赤黑白等四帝，以及湯伐桀、武王伐紂的歷史經驗，其共同點是“右陰、順術、倍沖”。這是當時陰陽家的術語，《尉繚子·天官》《韓非子·飾邪》曾批評過這種觀點。然而古代兵家差不多都受陰陽家的影響，孫武也不例外。

另一篇《見吳王》，屬于記敘文，文體不類竹書《孫子》，基本內容與《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所記孫武見吳王闔閭，以兵法試婦人的故事大致相同，唯中間關于斬吳王愛姬以殉軍一段缺損，開頭和結尾多了兩段關于軍事理論的文字。看來司馬遷很可能參考過這篇文章。

5.《孫臏兵法》及其他兵書

史載孫武之孫孫臏也有兵法傳世，《漢書·藝文志》 曾著錄，但后來亡佚。失傳一千七百多年后，1972年在銀雀山漢墓中被重新發現，從而證明它確是不同于孫武兵法的又一部兵書，解決了今本《孫子兵法》作者是誰這個長期爭論的懸案。

《孫臏兵法》共16篇，其思想顯然繼承而又發展了孫武，然而由于出土的竹簡嚴重殘缺，難現原書全貌，整理過程中是否部分摻雜了其他失傳兵書的章句，也尚難斷定，故其文體多樣，風格不一，語句錯綜不齊，又與《孫子兵法》有所不同。

第一篇《擒龐涓》屬于記敘文，主要情節與《史記》《戰國策》大致相同，但也有不同之處。司馬遷記龐涓在桂陵之戰13年后的馬陵之役中被殺，竹簡本則說“擊之桂陵，而擒龐涓”。以時代論，后者似更可信。其余各篇，有3篇是對話體，記孫臏與齊威王、田忌的對話。有時亦能表現語氣和神情。有3篇是語錄，由若干段“孫子曰”組成，體裁有如《墨子·兼愛》等篇。其中《八陳》篇說明王者之將應具備的條件，行文利落，語言簡勁。

還有幾篇是長篇獨白，皆以“孫子曰”開頭。其中《兵情》篇以矢喻士卒，弩喻將帥，射者喻君王，認為只有三者協調，才能勝敵。文章先列總綱，然后分論，比喻生動有趣。又如《延氣》篇，首先提出“合軍聚眾，務在激氣。復徙合軍，務在治兵利氣。臨境近敵，務在厲氣。戰日有期，務在斷氣。今日將戰，務在延氣”。然后再分別論述五氣之所由來。《五教法》篇也是如此。這種章法，顯然仿效《孫子兵法》。

同時出土的還有不知書名和作者的論兵論政之書。其中15篇曾收入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孫臏兵法》下編，后來經過研究辨析，發現它們與孫臏著作不是一本書，所以1985年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一)沒有收入重新厘定的《孫臏兵法》中。但是這部分著作無論思想和文字都是值得注意的。它們都是專題論文，與《孫子兵法》都有淵源關系。其中《十陳》篇論述戰斗隊形，先列十陳名目，然后分論十陳方法，寫法與《孫子兵法》之《形》《九地》篇相同。《五名五恭》篇前半段論述用五種方法對付五種不同敵軍，后半段論述軍隊進入敵境后，“恭”、“暴”兩種手段要交替使用，是對孫武觀點的補充發揮。《將義》篇提出將帥應該具備的品質，是對《孫子兵法》所謂“將者，智、信、仁、勇、嚴也”的發揮。五段皆用排比句，每段皆用頂真格，最后皆用身體作比喻，井井有條，文字明晰而形象鮮明。又如《將失》篇分析將帥作戰失利的種種情況，一連列舉32項“可敗也”，寫法與《韓非子·亡征》列舉47項“可亡也”相同。這些文章分析都比較深入細致，充滿了辯證法，文字技巧都相當成熟老練。

6.《黃老帛書》

1973年出土于長沙馬王堆第三號漢墓，是帛書《老子》乙本卷前4篇佚文的合稱。4篇分別為《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共一萬一千余字。4篇古佚文在語言運用上比較統一，同一詞語往往在各篇中都有出現;在思想闡發上比較一致，都是本《老子》要旨而融通諸說以論治理天下之道;顯然為同時寫就，其思想體系屬于黃老學派，構成一部比較完整的書。據學者研究，其寫作時代可能在戰國中期，這部佚書的發現，為研究古代思想文化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首篇《經法》約五千字，包括《道法》《國次》《君正》《六分》《四變》《論》《亡論》《約論》《名理》9篇文章，都屬于專題論文，每篇中心明確，哲理性強，散句為主，間或用韻。全書主旨是提倡農戰，強調法治，主張統一。

《十六經》約四千五百字，共14篇，均有小標題，多采用黃帝君臣問答形式，談論刑名和陰陽、刑德之說。其中記載了一些古代神話和歷史傳說，如：

黃帝遇之蚩尤，因而禽之，剝其□革以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賞。□其發而建之天，名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為鞠，使人執之，多中者賞。腐其骨肉，投之苦醢，使天下㗱之。

這些神話傳說，反映了遠古部落戰爭的殘酷性。《觀》和《果童》篇記敘了黃帝令力黑、果童周游四國，私行察訪，考察社會現象的故事。皆假托古人以宣揚作者的政治主張。此外還有 “黃帝四面”，遠古大庭氏之時，“不辨陰陽，不志四時，而天開以時，地成以財”等傳說的片段。《十六經》在敘述神話故事時，也同時闡發觀點，采取夾敘夾議的方式來說明道理、議論觀點，這也成為帛書的一大特色。《十六經》基本上是語錄體散文，許多篇章都采用對話體行文。而且，各篇問答的內容大體是圍繞著一個中心題旨而展開，帶有專題論說的特點。

《稱》篇約一千六百字，匯集了許多類似格言的話，言簡意賅，互不連屬。與《文子·上德》篇、《說苑·談叢》篇體例相近。

《道原》篇約四百六十字，是一篇獨立的哲學論文，主旨是論述道的性質以及如何掌握運用。以四言為主，雜以五、六言，大部分有韻，文字清麗流暢，風格與《韓非子·解老》篇解釋“道”的一段十分接近。戰國至秦漢之際，描述“道”的文章很多，如《莊子·大宗師》《管子·白心》《文子·道原》《鹖冠子·道端》《新語·道基》《淮南子·原道》等等。比較其間思想觀念的變化和文字風格的異同，將是很有意義的。

7.《晏子》

1972年出土于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一號漢墓。整理出來的《晏子》共有102枚竹簡。是由數百枚殘簡綴連而成的。其內容分為16章，無篇題。散見于今本8篇之中的18章。據出土簡報，該批竹簡長約27.6厘米，寬約0.5—0.9厘米，厚約0.2厘米，每簡書寫字數一般在35字左右。簡上下兩端各空出1至2厘米，為天頭地腳。簡本《晏子》除第15篇《仲尼之齊》章篇首無“○”外，其余14篇篇首都有“○”號，表示一章之始。此外，簡文中有統一的重文符號和標讀符號。簡本《晏子》的篇章分合與今本也不盡相同，如簡本第10章，今本析為《內篇問上》之《景公問忠臣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和《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愚君所信也第二十一》兩章。簡本第11章，今本析為《內篇問下》之《叔向問意孰為高行孰為厚晏子對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和《叔向問吝嗇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兩章。劉向《晏子》敘錄云“定著八篇二百十五章”，今本亦8篇215章，簡本僅存16章，疑當為節選本。

《晏子》竹簡的出土解決了人們長期的懷疑：可以肯定其為先秦古籍，而不是偽書。

8.《尉繚子》

1972年，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尉繚子》殘簡一批，與今本相同者共計6篇，即《兵談》《攻權》《守權》《將理》《原官》及《兵令》等篇。此書《漢志》雜家著錄29篇，兵家著錄31篇，皆與今傳24篇之數不合;又今傳首篇《天官》為梁惠王與尉繚子答問，與《孟子》首章仿佛。故自晁公武以下，姚鼐、姚際恒、錢丙四諸先賢于其真偽價值，頗多疵評。根據出土報告，銀雀山漢墓為漢武帝初期的墓葬。那么，這批出土的兵書的書寫年代應該為時頗早;又從富有篆體味道的隸書字體以及不避漢高祖劉邦名諱，可見抄書年代應在漢朝統一以前。而著作時代，根據學者研究認為，大致不出梁惠王年間，即公元前370—335年間。則后人臆斷《尉繚子》為假托之辭，實有疑古過勇之嫌。其價值當重新估量。

《尉繚子》全書以對話體為主，主要記錄了他向梁惠王講道理，獻教令的過程，其間不斷有“聽臣言，其術……”、“聽臣之術，是使……”、“聽臣之言，行臣之術……”、以及“臣聞”、“臣謂”、“臣以為”等保留其向梁惠王獻說時的身份語句。其次，《尉繚子》議論多喜引證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有很鮮明的時代特色。所引人物上自黃帝、堯、舜、文、武，下訖齊桓、孫武、吳起，而以提及吳起的次數為最多。就引歷史事件而言，以引證吳起以法治軍、與士卒共甘苦為最多，最詳細。再者，《尉繚子》一書多處明引暗用《孫子》、襲用《孫子》理論，以及詞匯、句型及觀念，在很大程度上繼承《孫子》的軍事思想，且有所發揮，反映了當世的軍事思想。

9.《戰國縱橫家書》

1973年出土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高約23厘米，長約192厘米，共325行，每行三四十字不等，共約一萬七千字，首尾基本完整，后面留有空白。分27章，其中11章與今本《戰國策》《史記》大致相同，另外16章不見于其他古籍。其中史實大都發生在戰國后期，主要內容是縱橫家的言論和活動，所以整理者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據學者研究，其寫作或編定年代至遲在秦統一以前，而且大部分為司馬遷、劉向所未見，故《史記》《戰國策》未能采錄。其體裁包括書信、游說詞、對話記錄等等，以記言為主，少數兼記事實。絕大部分篇章無作者或游說者姓名，編排次序也不按事件的時間先后，每篇文字長短不一。內容基本完整，大致可分為三組。

第一組：1-14章，都是關于蘇秦的史料，有12章像是蘇秦寫的秘密書信。有的研究者認為，也許就是早已失傳的縱橫家書《蘇子》的一部分。關于蘇秦其人，漢初已有許多傳說附會。《史記·蘇秦列傳》說：“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所以《戰國策》中有些托名蘇秦之文，年代和人物關系相抵牾，難以契合。近人甚至因而懷疑蘇秦其人是否存在。這批帛書的發現，訂正了現存古籍的訛誤，有助于恢復蘇秦的本來面目。舊說蘇秦與張儀是同學，現在看來此觀點肯定有誤。這批文章也頗有特色，處處表現出毫不掩飾的縱橫捭闔的作風。從第六章可以看出，蘇秦當時實際上是為燕謀齊的間諜，齊王未能識破，故把燕將攻齊、齊將從攻宋前線撤兵的情況告知蘇秦和薛公，蘇秦馬上密報燕王，勸燕王暫勿攻齊，并且不要把他的身份暴露出來。這封信把蘇秦如何為燕王分析形勢，出謀劃策，又如何說明自己的處境，希望保全等心理狀態表現得十分真實具體，語言真率，不加修飾，有的話竟似密室而敘，能見出蘇秦這個謀士的本來面目。

第二組是15—19章，除第17章外，均已見《戰國策》或《史記》。第18章左師觸龍說趙太后是文學史名篇。“觸龍”，今本《戰國策》作“觸詟”，《史記》與帛書均作“觸龍言”，可證是連寫之誤。解決了版本上的懸案。

第三組是20—27章，前5章已見《戰國策》或《史記》，后3章是新發現。第25章《李園謂辛梧》尤為重要。從中可知李園殺春申君后曾任楚相，關于文信侯受燕城之事亦可補史闕。其中描述燕國使者蔡鳥帶劍脅迫文信侯的場面，氣氛緊張，人物神態畢現，堪與《戰國策》唐雎見秦王、《史記》毛遂盟楚王等故事相比。

《戰國策縱橫家書》所表現的思想傾向與《戰國策》是完全一致的，但文章風格卻很少有《戰國策》那種鋪張揚厲、駢偶排比的情形。句子大都參差不齊，以達意為宗，而不以能文為尚。這說明，今本《戰國策》中一部分騁詞使氣的華麗之辭，不可能是當時談話的真實記錄，而是經過后人修飾加工的結果。

10.《儒家者言》

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漢墓出土的《儒家者言》共27章，除4章佚失外，其余23章，在先秦和西漢時期的十多種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和它相對應的相同或類似的記載。從竹簡形制和書寫的情況來看，這部分竹簡平均長11.5厘米、寬0.8厘米，厚薄也基本一致;每章都從簡首開始，首尾無符號標示，亦不見篇題和尾題，每簡的字數和字體一致，滿行14個字，字體規范，大小間距一律;“而”字多假為“如”字。《儒家者言》的內容，上述商湯周文仁恩德澤，下及樂正子春的言行，其中以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最多。共22章，所言多為仁、信、忠、孝、禮、智以及對孔子的稱頌。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貫穿全書，體裁類似劉向的《說苑》和《新序》，一章便是一篇完整的記言或敘事，前后章在內容上沒有必然的聯系。文字短小，一般在百字左右，短的二三十字，最長不過三四百字。從思想、內容到體裁也都是完全統一的。

《儒家者言》的絕大部分內容雖然都見于古代著作中，但是從匯集成冊的情況看，這是一部佚書當無疑問。簡文與今傳各書相比較，語言通順樸實，保存了比較原始的面目，其中很少有抽象的泛議道理，很多都是通過具體的故事或事例以闡述相關的倫理的。敘事生動，饒有風趣。如《孔子之楚》之“漁者獻魚”不是為了敬賢獻媚，而是因為天暑得魚，賣又賣不出去，才來獻送的。孔子不但不拒絕，反而再拜接受，引起弟子的發問，致使他說出了“務施不腐余財”的道理。文字短小，敘事曲折。又如《子貢將行》，向仲尼告辭，本是一件極為平常的事，但他不直接講出孔子的贈言，而是插進一句：“贈若以車乎? 言乎? ”引人深思。

另外，簡文中還發現了與《孔子家語》10章相同的內容，但分章不同，文字差別也比所有其他各書都大。因此，《家語》的真偽也可以探討。

11.簡書《論語》

1973年出土于河北省定縣40號漢墓。《論語》簡文約有傳本《論語》的一半。其中有的篇章，簡文幾乎達到傳本的百分之六七十。《學而》篇只有1枚簡，20字，是最少的了。另有尾題殘簡10枚。簡文《論語》與傳本仍然有不少差異，比如以分章而言，不僅尾題所記的章數很少有相符的，而且分章也不一樣。簡文分為一章的，傳本分為兩章或幾章，簡文分為兩章的，傳本卻分為一章。在文字上與傳本不同的地方就更多了。如《為政》“攻乎異端”，攻作功;《述而》“夭夭如也，”作“沃沃如也”;《衛靈公》蹈水火章中兩蹈字均作游字。如把“之”、“也”、“矣”等虛詞都算在一起，幾乎每章每節都有所不同。這次發現的簡文不僅是時代最早的、保存文字最多的古本《論語》，而且還是魯論、齊論、古論三論并行時的一個本子。它的發現為研究三論流傳、演變的情況，校勘傳本《論語》，都提供了極好的依據。

12.馬王堆帛書《周易》

1973年出土于湖南長沙東郊馬王堆三號墓，墓主可能是西漢初期長沙國丞相利蒼的兒子。帛書《周易》寫在整幅的帛上，包括《六十四卦》《二三子問》《系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諸篇。帛書《系辭》文同今本《系辭》相比，無今本《系辭》上大衍之數章，其他所缺章節，見于今本《系辭》下者，又分別見于帛書本，其他部分見于《子曰易之義》中。

帛書本《系辭》文與今本相比，有些文句的差異較大。突出者如“易有大恒”，“圣者仁勇”，“古物定命”和“易之馬(象)也”四條。有學者認為，此或系出于筆誤，或系另有傳本。

13.雙古堆漢簡《周易》

1977年出土于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夏侯灶墓。阜陽漢簡《周易》共整理出752片，計3119字，其中屬于經文的有1110字，包含卦畫5個，卦名、爻題、卦辭、爻辭等內容，屬今本《周易》沒有的。卜辭有2009字。阜陽《周易》為竹質，殘破不堪，且字跡模糊。保存最長的簡寬0.5厘米;長15.5厘米，存23字。其余均長短不一，存字多少不等。

阜陽漢簡《周易》與今本和帛書本的顯著區別，是在卦、爻辭的后邊保存了許多卜問具體事項的卜辭。卜問的事項很廣泛，有卜病情、婚嫁、夫妻、產子的，有卜罪囚、逃亡以及攻占、軍旅、出行的，有卜居家吉兇、居官是否升遷的，也有卜雨霽星否的。這些占卜的卜辭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羅萬象，為今本和帛書所不見，反而與睡虎地和放馬灘秦簡《日書》所占卜的語辭相類，與《史記》里由褚少孫增補的《龜策列傳》傳文中所列卜事更接近。

阜陽漢簡《周易》保存下來的卦畫僅5個，它們是：大有卦、林(臨)卦、賁卦、大過卦、離卦。這五組卦畫里被稱為陰爻的都寫成八字形，圖形與今本不同。

阜陽漢簡《周易》經文與今本《易經》亦有不少異文，多為通假字。如《豫卦》中“盱豫”的“盱”字作“歌”，諸如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