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文獻·魏晉南北朝詩文研究文獻·建安文學研究文獻·曹植研究文獻

作為“建安之杰”的曹植歷來是建安文學研究的重點。曹植字子建，生于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太和六年(232)抑郁而終。生平見《三國志·魏書》及曹植第11世孫曹永洛刻立《曹植墓神道碑》(開皇十一年刻立)。《三國志》本傳載，曹植“年十余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生前曾自編文集，收錄作品78篇(見《前錄自序》)。曹植死后，魏明帝于景初(237-239)中下詔編定云：“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狀、公卿以下議、尚書、秘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消除之。撰錄植前后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余篇，副藏內外。”《隋書·經籍志》著錄《陳思王曹植集》30卷，在史部雜傳又著錄《列女傳頌》1卷，在總集類又著錄《畫贊》5卷。今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嘉定六年(1213)刻《曹子建集》10卷本，合詩賦各體文章二百余篇，上海涵芬樓《續古逸叢書》據此影印。近現代曹植集注釋本較有影響的首推黃節20世紀20年代所作《曹子建詩注》。曹集的全注本有趙幼文的《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有關曹植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下列幾個方面。

1.關于曹植生平事跡的考辨

徐公持《曹植生平八考》(《文史》第十輯)就建安中曹植是否就國、奔父喪及始就國、初次獲罪事實、貶爵安鄉侯等問題發隱抉微，詳細考辨，糾正前人之失誤，啟發后人之思考，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俞紹初《關于曹植初次就國的問題》、顧農《曹植生平中的三個問題》就徐文提出的問題有所糾補^①。楊栩生《曹植事跡舉疑》就《送應氏》二首的寫作年代、延康黃初間徙封甄城、《洛神賦》的寫作時間等前人失考或史書失載的問題舉其所疑，陳其所見(楊文見《許昌師專學報》1986年1期)。經過考證，原來被忽略的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原來積疑的問題得以冰釋，從而使人們對曹植的生平有了越來越清晰的了解。凡此，均具有實實在在的價值。

2.關于曹植在政治領域內表現的評價

關于這個問題，20世紀50年代有一場小規模的討論。郭沫若《論曹植》駁斥了王通、丁晏的忠君愛國說，指出“丁晏在道德方面盡力為陳思王粉飾洗刷……總不免有點迂腐的”，曹植早年“行事未免太欠磊落”，“自尊自大不可一世”，后來受曹氏父子打擊，“委實也咎由自取”。文章一反成說，頗為引人注目。《文史哲》1955年第1期刊出賈斯榮《關于〈論曹植〉》一文與郭文商榷。賈文認為曹植是具有“浪漫不羈的天真性格的人”，“和他哥哥比較起來，他的行為卻是光明磊落得多的”。并認為郭文的“研究方法，是有些主觀片面性的”。《歷史研究》1957年第2期刊出張德鈞《關于曹植的評價問題》，維護郭文觀點，駁難賈文。張文認為曹植“終因違法亂紀失寵，和玩弄權詐術事敗，乃沒有奪去曹丕以兄長身份來應作太子繼承王位的權利”。并認為許多迫害事件與曹丕沒有關系。廖仲安在《文學遺產》增刊第七輯發表了《關于曹植的幾個問題》，文章認為高教部審定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對曹植的評價“帶有很大的片面性”。曹植“并不是一個像一般人所描寫的單純、善良的‘被壓迫者’”。以“光明磊落”許植，是“違背歷史事實的‘益價’之論”。至此，這場討論便告一段落。事隔二十余年后，徐公持于1983年在《文學遺產》第1期發表《關于曹植的評價問題》，作者首先回顧了20世紀50年代的討論，歸納了各家論點，繼而就曹植前后期的評價與曹植的文學成就的評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檢討了郭、賈、張、廖文章的得失。徐文認為，建安中“曹植總的來說沒有用權術”;后期曹植在政治上生活上受到了特別的苛待，他后期詩文中的痛苦和不滿不能僅僅以個人“野心”或“欲望”加以解釋。無疑較之于50年代的討論，徐文的立論是公允的。曹道衡1984年在《遼寧大學學報》第3期發表了《從魏國政權看曹丕曹植之爭》，文章指出：“這場王位繼承權斗爭中，曹丕其實處于壓倒優勢而曹植處于絕對劣勢……這場斗爭本來是無是非可言的。不論曹丕或曹植誰爭到了繼承權，結果也都不過當封建的‘大魏皇帝’。”這樣的見甚為精辟。胡明《關于三曹的評價問題》(《文學評論》1993年5期)對政治領域內的曹植做出了新的評價，胡文認為，曹植“在政治上是個——尤其他晚期頭腦清醒時——有才干、有雄心、有城府并善于忍讓韜晦的‘精明人’”。

3.關于曹植文藝思想的評價

傳統觀點認為，曹丕將文章提高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是文論的正格;而曹植則聲稱“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忽視文學的作用，是文學批評的變調。所以曹植的文藝思想是保守的，退步的。20世紀后半期，許多學者反對此論，認為所謂“辭賦小道”云云只是曹植的憤激之辭，并非全盤抹殺文學的作用。我們不能根據曹植那幾句激憤的言辭說他輕蔑文學。曹植對詩歌的藝術特征和社會功能、創作原則和批評標準、詩人的修養、寫作經驗等方面有明確的認識，比較系統地反映了這種文學上的美學認識，對于中古詩學的發展具有提綱挈領的開創意義^①。

4.關于曹植文學創作的研究

郭沫若《論曹植》一文認為，曹植作品的“形式多出于摹仿”，“開了六朝駢儷文字的先河”，“曹子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識湊成了他”。多數學者不同意此論。徐公持《關于曹植的評價》主張，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從藝術形式看，曹植在創作上的成就不能低估”。此論代表了大多數學者的共同認識。當然也有例外者，如黃昌年《曹植是建安時期最杰出的代表詩人嗎》認為曹植詩歌不符合反映動亂與民生疾苦的要求，不能視為建安時期最杰出的詩人(《荊州師專學報》1983年3期)。較多的學者將曹植創作分為兩個時期進行探究，認為以曹操去世為界，曹植前后期的創作有明顯的差別。他后期的大多數作品包含心靈深處巨大的哀痛，展現著他悲傷的生命流程，因而，悲劇性就成了他文學創作的基本特征。當然，在承認前后期有所不同的同時，又認為不能將前后期斷然分裂成兩截，前后期之間依然有內在的邏輯的聯系。就曹植一般的生活經歷和政治遭遇來說，前后期確實有很大的不同，但就其政治抱負及其實現來說，則前后兩期基本上是一致的^②。關于曹植詩歌的思想內容，20世紀中期多重視其現實性，常以他的《送應氏》《泰山梁甫行》等詩為例來析論曹詩內涵。20世紀后期則多能客觀地審視其詩歌內容，大多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個人，二是國家，三是人民。而寫“個人”又是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對其游仙、雜詩、詠史、宴游、贈別、從軍、出塞、田園、山水等多種題材展開論述。對曹植詩歌藝術成就的爭論也是頗為熱烈的，多數學者認為，曹植的詩歌藝術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雅好慷慨;二是詞采華茂。具體來說，一、善于運用寄托、象征的手法;二、語言優美而樸素;三、節奏、音韻和諧、婉轉;四、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而加以細膩深刻的描寫，不管是寫景或抒情都深切逼真動人^①。近年來學者多從美學的角度透視曹植詩歌藝術，認為從漢代樂府到魏晉南北朝樂府歌詩，發生了深刻的變異，建安時期是變異關捩，曹植樂府詩代表了樂府變異的趨勢。曹植繼承并融合了漢樂府民歌與文人古詩的傳統，形成了獨特的風貌，有強烈的抒情性，使抒情主體得以多方面的展現;曹植樂府‘詞采華茂’代表了中古詩歌的審美傾向，這種審美傾向多表現為陰柔之美。當然，曹植詩歌的審美性是多樣的，從曹植詩歌的意境來看，博大遼遠、空闊蒼茫的意境，使作品呈現出動人的壯美;展開想象的翅膀，讓思緒飛翔在仙境里，把人們帶進一個夢幻、神話般的藝術情境，使作品呈現出可人的優美。因此，以曹操、曹丕詩風為參照體，可以這樣認為：曹植詩歌呈現出“雄奇之美，飄逸之美，婉約之美”^②。

游仙詩是曹植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曹植游仙詩的評價存在著歧見。五六十年代學界對曹植游仙詩多持否定態度。《文學評論》1983年1期推出陳飛之《應該正確評價曹植的游仙詩》一文，結束了無專文論述曹植游仙詩的歷史，對長期以來否定曹植此類作品的現象提出了批評。作者在《廣西師大學報》1991年2期發表《再論曹植的游仙詩》，從曹植游仙詩的文學淵源、指導思想和藝術寄托等方面申述己見。作者認為曹植游仙詩主要源于《楚辭》及楚巫文化，詩人創作的主導思想是漢魏名理學，其動機是詠懷，其藝術寄托包括暗示性、意向性、反襯性、比擬性等多種方式。1987年第6期《文學評論》刊出張士驄《關于游仙詩的淵源及其他》和張平《有關曹植游仙詩的幾個問題》二篇文章，與陳文商榷。張士驄認為曹植游仙詩是他信奉長生之道的藝術反映。張平認為如何理解曹植的游仙思想是評價其游仙詩的基本出發點。

曹植的辭賦研究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鐘優民《曹植新探》指出：“作為辭賦家的曹植，在建安諸子中亦堪稱卓越代表。”并從內容上將曹植賦分為紀功序志、哀離述怨、感時詠物、男女戀情四類。一些學者將曹植一生分為建安、黃初、太和三個階段，分別探究了曹植賦與屈原賦的關系，而《洛神賦》尤其是探討的中心。傳統的看法認為，賦中抒發了對甄后的愛慕以及對其慘死的深切同情。近年來，許多論者突破舊說，提出了新見。認為洛神是子建抽象的理想抱負的化身，《洛神賦》是表現作者對于美好理想的熱烈追求，以及追求失敗、理想破滅后悲憤凄苦心情的作品。認為《洛神賦》是一次幻覺經驗的記錄，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古老原型在曹植時代必然流露的一個實證。作者寫美女、寫洛神，實以此而自況，抒發的是自己抑郁不得志的孤獨之感^①。

此外，曹植與其他詩人的比較研究也是學術界熱烈討論的課題，包括橫向比較與縱向比較。橫向比較是同時代詩人之間的比較，主要指曹植與曹操、曹丕、王粲、劉楨等建安詩人的比較，尤以三曹比較為多。縱向比較是異代詩人之間的比較，論者常以曹植與屈原、曹植與阮籍、曹植與陶潛等詩人進行比較^①。所有這些，可以看出一個世紀以來曹植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績。其間既有宏觀的審視，亦有微觀的解剖;既有新方法的探測，也有傳統方法的深入。研究者的整體素質在日漸提高，研究者的視野在逐步擴大，特別是進入新時期以來，曹植研究和整個古代文學研究一樣打開了新局面，創出了新氣象。

注釋

① 俞紹初文載《鄭州大學學報》1984年3期;顧文載《揚州師院學報》1993年1期。① 參見顧農《曹丕曹植文藝思想比較觀》,《許昌師專學報》1985年1期;張可禮《三曹論稿》;陳飛之《論曹植的詩學思想》,《文學評論》1988年3期。② 參見王寬行《從曹植贈送詩看其前期的政治處境與思想》,《鄭州大學學報》1986年1期。① 參見徐公持《略論曹植及其創作的特點》,《中國古典文學論叢》1984年1輯;鄭盂彤《建安風流人物》,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② 相關的論文有:張晶《論曹植詩歌的抒情性》,《遼寧師大學報》1993年5期;萬云駿《從“文氣”說看建安詩歌》,載《建安文學研究文集》;李洲良《三曹詩歌的意象與風格》,《北方論叢》1991年4期;裴登峰《曹植詩歌的陰柔之美》,《西北師院學報》1991年1期;裴登峰《曹植詩歌的陽剛之美》,《西北師院學報》1992年2期;裴登峰《曹植詩歌意境美探析》,《西北師大學報》1993年4期。① 參見鐘優民《曹植新探》。類似的論文有:周建忠《曹植對屈賦繼承與創新過程》,《江西社會科學》1989年4期;張亞新《略論洛神形象的象征意義》,載《建安文學研究文集》;吳光興《神女歸來——一個原型和〈洛神賦〉》,《文學評論》1989年3期;陳良運《三曹三辯》,《南昌大學學報》1994年1期;徐天祥《論曹植的政治悲劇及其對創作的影響》,《江淮論壇》1994年3期。① 相關論文有:王夢鷗《從典論殘篇看曹丕嗣位之爭》,《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胡明《關于三曹的評價問題》;傅正義《三曹詩歌異同論》,《重慶師院學報》1993年2期;趙福壇的《略論曹氏父子和他們的詩》,《廣州師院學報》1981年1期;王昌猷《論三曹詩“氣”及其風格差異》,《安徽師大學報》1984年2期;李南岡《論曹植詩歌的審美特征》,《東北師大學報》1983年2期;李洲良《三曹詩歌的意象與風格》,《北方論叢》1991年4期;小星《曹植與屈原文學創作之比較》,《延安大學學報》1990年3期。虞德懋《曹植與阮籍詩歌意蘊比較》,《揚州師院學報》1990年4期;虞德懋《曹植與陶潛詩歌淵涵比較》,《揚州師院學報》1991年4期;虞德懋《曹植詩歌藝術影響摭論》,《揚州師院學報》198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