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經學·儒家經典與文學·《春秋》與“春秋三傳”

(1)《春秋》

今人多謂《春秋》為魯國編年史，孔子曾修改潤色。考之古代文獻，其說很難視為確論。

《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④又《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史記》卷四七)。從這些記載中可見，孔子是有感于社會動亂的現實，要在歷史記載中有所寄托而撰寫了《春秋》。《孔子世家》又引孔子的話說：“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卷四七)《孟子》書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孟子正義》卷六)。這些記載應是較為可靠的，即孔子確實在該書中投入較多的精力，并在其間表現出自己的態度、立場。《春秋》一書記載了東周特定歷史時期二百四十余年間各諸侯國的大事。這些事件的時間跨度和空間跨度如此之大，不可能是任何史官所親見親聞。孔子在撰寫時是有所依據的，即“因史記”。這后一則記載關注者較少。實際上，它在告訴人們，孔子所依據的“史記”，是史官記錄的原本，即魯國前代史官的成果，孔子則是對這些著作進行了再加工。

這原本的“史記”同《春秋》的關系，應與《資治通鑒》同其他官修史書之間的關系相仿。而司馬光也正是效仿《春秋》并且要上繼《春秋》，創作了這部曠世巨著。杜預《春秋序》云：“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余則皆即用舊史。”(《春秋左傳正義》卷一)孔子修《春秋》是否“上遵周公遺制”，姑置不論，但是，“刊而正之”云云，應較合于史實。因此，僅僅把孔子對《春秋》的作用解釋為“潤色”，未免過于主觀。正如司馬光之于《資治通鑒》那樣，孔子擁有《春秋》的著作權。

一些學者舉《左傳》中某些記載為例，證明《春秋》中的有些記載或斷語并非出于孔子。的確有這樣的例證，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齊莊公被殺，史官趕到現場，寫下“崔杼弒其君”。又《左傳》宣公二年，史官董狐書“趙盾弒其君”。這是兩則出自齊、晉史官筆下的結論。而《春秋》的記載與之完全相同。究其原因在于春秋時，諸侯國間有赴告的慣例。一國發生重大事件，便派使臣通報其他諸侯，特別是會盟諸國。魯史官依據齊、晉赴告而記下這兩個事件。孔子修《春秋》時將一些合于孔子之“吾道”的歷史記載吸收過來，這也是“因史記”的方式之一。而且，董狐面對權傾朝野的趙盾，敢于這樣書寫，還受到孔子的稱贊(見《左傳》宣公二年)。這也可以說明，《春秋》一書對歷史事件的概括及其所體現的社會觀、歷史觀，也是孔子汲取前代史官的傳統和歷史學成果，進一步提煉、升華而形成的。

《史記·孔子世家》又云：“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這受到歷代文人高度推崇的“春秋筆法”，也同《春秋》文本的撰述一樣，表現出孔子對文章藝術表現手法與表現能力方面精益求精的追求。

《春秋》一書給予后世文學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春秋》大義”和“《春秋》筆法”兩方面。

所謂的“《春秋》大義”，即對寫作態度、寫作立場的要求。它要求作者在歷史事件面前，不能漠然地對待，不能做純然客觀的旁觀者，而是要通過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記述，寓褒貶，明善惡，賢賢賤不肖，愛憎分明。堅持這一原則，就要通過歷史事件的記述，序尊卑，辨順逆，正名分。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載：“天王狩于河陽。”據《左傳》同年記載，城濮之戰中，晉大敗楚軍，于是，會諸侯于溫。召王，令諸侯朝見。在這一事件中，晉文公顯示出霸主的威嚴，不僅號令諸侯，還要對周天子頤指氣使，讓天子到指定地點接受諸侯朝拜。這在孔子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的行為，是尊卑失序、禮崩樂壞的表現。周王朝規定，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接受諸侯朝見，是當時政治的也是禮的行為，只能由天子決定。從禮的思想原則看，在這一事件中，晉文公狂妄無禮已極，同時，周天子受制于諸侯，也大失其尊嚴。于是，在《春秋》中，周天子被寫成這一事件的主導者，被寫成天子在河陽狩獵，順便接受諸侯的朝拜。事件和相關人物是要記載的，而事件中人們的關系，甚至是否會關連到事件的歷史原貌，并不重要，是否會因此而扭曲事件的性質亦在所不顧，就是要通過自己的筆，在保持事件表面真實的情況下，改變事件的性質，使之合于自己的理念。在“天王狩于河陽”的記述中，事件的真實性和歷史客觀性，被維護天子尊嚴的目的所取代，所扭曲。在維護天子和最高統治集團功利目的的驅使下，維護歷史真實性的使命便不復存在了。

《春秋》大義的首要任務更在于使“亂臣賊子懼”。這一“大義”在“崔杼弒其君”事件的記載中體現得尤其充分。齊莊公見崔杼妻子貌美，便多次到崔家淫亂，還拿走崔杼的冠，賜予近臣，公然侮辱崔杼。崔杼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憤而殺死莊公。對這一事件，《春秋》書為：“齊崔杼弒其君。”(襄公二十五年)通過這樣的記述，《春秋》的作者要告訴人們，崔杼是犯上作亂竟至于弒君的亂臣賊子，他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君主永遠都是正確的。無論君主如何暴虐荒淫，人們都必須老老實實地接受他的統治，即使像崔杼那樣，自己的妻子被君主奸污，也只能忍受，而絕不能有反抗，不能用強力。在《春秋》的作者看來，忍受這樣的欺凌、侮辱，就是順，就是盡臣民義務的表現，否則就是逆，甚至是逆賊。這種記載所體現的“大義”，只能是維護君主為所欲為、無惡不作、享有充分的特權。

《春秋》不僅在如何記載事件與人物時表現出“大義”，甚至對人物身份的認定，對某些事件參與者的書與不書間，這“大義”也都體現得非常鮮明。如吳、楚在周初封為子爵，他們不甘心排序在其他諸侯之后，遂自稱為王。《春秋》在記述中往往遵循名從主人的做法，然而，對吳、楚君卻不承認他們的自稱，而書為吳子、楚子。因為王是周天子的專稱，其他人敢于稱王，就是僭越，就是犯上，是破壞尊卑秩序的逆行。又如襄公十四年諸侯之會，戎族首領駒支參與其間，而《春秋》卻不予記載。在作者看來，諸侯會盟是華夏貴族大人物的峰會，夷狄即使參加，即使有些作用，也要視而不見。如果將他們載入同一活動中，豈不混淆了華夷之辨、泯滅了尊卑等級?

所謂“《春秋》筆法”，不是單純地遣詞用字，而是與“《春秋》大義”相輔相成的對語言文字的駕馭。它要求作者在記述歷史事件時，雖然要表現出自己的態度和立場，但卻不是作者在歷史記述中插入表白自己態度的文字，而是要表現得似乎不動聲色，不帶有明顯的傾向性，要通過一系列“筆法”的運用，將自己的態度表現在字里行間。“《春秋》筆法”大體有：微而顯，文見于此而義在彼;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盡而不汙，直書其事，見文見義，丹楹刻桷;求名而亡(實?)，欲蓋而彰。

如“鄭莊公克段于鄢”，作者以“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的高超筆法，對事件中的是非曲直做出了委婉的評價。按照《春秋》記事的慣例，這類事件的發動者有時是君主，有時是國人。凡寫國人的，表明是出于公憤而采取的行動;此事寫鄭莊公，則表明事件的動因是出于鄭莊公個人的私憤。這一事件中的失敗者共叔段是鄭莊公的弟弟，如果寫作克弟，則表明鄭莊公為兄不兄，罪責完全在莊公，而段野心勃勃，伺機作亂，已成為國之禍根，故在記述時揭示出段的名字，以示懲戒。

《春秋》體現出嚴正的寫作態度和鮮明的立場，將其貫穿在行文中。在不動聲色的記述中表現出自己的態度，這是《春秋》為后世文人確立的萬世不易的法則。這對中國文人在進行文學創作或史學撰述時明確自己的立場，在寫作中體現出較高的人文關懷，是有積極意義的。中國歷代涌現出崇尚氣節，褒獎道義的文學家、史學家，無不以《春秋》為寫作的最高典范，甚至有些志向高遠的文人以能上繼《春秋》為自己的偉大的人生理想。

(2)《春秋公羊傳》(以下簡稱《公羊傳》)

以講授《春秋》而創立自己學派的始作俑者為子夏的弟子公羊高。據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其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序》徐彥疏。)”《四庫全書總目》謂《公羊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于公羊子”。據此可見，孔子再傳弟子公羊高開始講授《春秋》并形成自己的學派特點，而完成于公羊壽。

《公羊傳》以問答方式解經，特別是在問答之際，引申聯想，多方闡釋《春秋》經的微言大義，借以表達出自己的主張。如《春秋》于隱公下云：“經元年，春，王正月。”即這一月無事可記。然而，《公羊傳》卻不然。對“王正月”三字解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

其實，夏商周各有自己的歷法，此外還有豳歷、顓頊歷等，都是一些古老部族自己的歷法。《春秋》記事標明王正月，在于以魯君世次、周之歷法記載天下大事，避免在時間上造成混亂，也使人們知道所記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不至誤解。而《公羊傳》卻從記時的整齊劃一，引申出“大一統”說，公羊后學更將此說引申為政治的“大一統”。

中國古代歷史紀年的慣例，以君主執政的第一年為元年，首先應書即位，然后書其在位間的大事。隱公元年，《春秋》不書即位，原因在于先君惠公未嘗傳位于隱公，他只是攝政。《左傳》詳細地記載了隱公、桓公的身世，使人明了隱公攝政的始末。《公羊傳》則說，“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又針對長又賢，何以不得立，云：“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闡述了古代宗法制的核心準則。

又隱二年經云：“九月，紀履��來逆女。”《公羊傳》云：“‘外逆女，此何以書?’ ‘譏。’ ‘何譏爾?’ ‘譏始不親迎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 ‘女在其國稱女，在涂稱婦，入國稱夫人。’”(《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公羊子對這一則記載的六個字逐一進行解說，諸如：紀履��的身份，發出迎娶使命的人，書寫此事的原因，稱謂的變化等，意在告訴人們，這一事件只能這樣寫，才顯得嚴謹，才符合《春秋》記事的通例。

僖公十七年經云：“夏，滅項。”《公羊傳》云：“‘孰滅之?’‘齊滅之。’ ‘曷為不言齊滅之?’ ‘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一)在這個問題上，《春秋》的確書寫得不夠清楚。僅只“滅項”二字，固然可以知道項這一小國的命運已經結束了。但是，何人在什么情況下滅了項國，卻無從知曉。通過公羊子的解說，雖對細節還不甚明了，但已知其為齊所滅，并且知道《春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疏漏。作者是出于為齊桓公的行為進行掩飾而故意寫得含糊不清。

公羊學派以闡發微言大義著稱。然而，從上述解經狀況看，早期公羊學家還是較為直接地對《春秋》進行解說，雖有引申，也并不甚遠。漢代公羊學家卻不然。他們通過對《春秋》的闡釋，提出了一系列闡揚微言大義的說法。最著名的為“三世說”、“三統說”和“三科九旨”說。

所謂“三世說”原本是就孔子著《春秋》的資料來源劃分的，以孔子為中心，將《春秋》所記載的魯國十二君主劃分為三個時期，孔子生前能夠見到的為一個時期，距孔子較近的為一時期，距孔子較遠的為一個時期。如何休“以昭、定、哀為所見之世，宣、文、成、襄為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為所傳聞之世”(《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徐彥疏)。學者將三個階段的所見、所聞、傳聞演變為“三世說”，即“衰亂之世”、“升平之世”、“太平之世”。

何休《文謚例》還提出了“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的說法，其中以“三科九旨”為最突出。《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春秋說》宋氏注對此卻有不同的解說，他認為：“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在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以上并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徐彥疏)經過這樣的引申概括，公羊學派就從對《春秋》的解說中獲得了充分發表自己見解主張的自由。

《公羊傳》的重要特點表現為對政治的親和，以學術干政。因此在歷史上曾產生過特殊的作用。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在漢代，即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公羊學者對政治與思想的進言; 而另一次在清末，即劉逢祿、康有為等對清代漢學的批評，康有為更進而成為這一時期變法維新的代表。

(3)《春秋穀梁傳》(以下簡稱《穀梁傳》)

《穀梁傳》 的作者為穀梁赤，戰國時人，曾受學于子夏。《四庫全書總目》云：《穀梁傳》 中 “又引 ‘尸子曰’，尸佼為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于蜀。其人亦在穀梁后”。這表明穀梁赤創立獨具特點的 《春秋》穀梁學派之后，也有個別學者對他進行了補充。

《穀梁傳》行文多以答問釋疑方式構成，并且多直接解釋《春秋》經字里行間的問題，是經師回答弟子問題的整理與總結。如桓公元年《春秋》云：“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傳》就“王正月”展開，其文云：“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三)這是逐字逐句地將發問與解答兼收并錄，而且是較為直接地解經。

(4)《春秋左氏傳》(以下簡稱《左傳》)

《左傳》的研究從基本傾向方面分為兩派。一派認為它是闡釋《春秋》，為之作傳的書，故稱為《春秋左氏傳》。這種觀點當以杜預為代表。另一種意見認為，《春秋左氏傳》并不是依附于《春秋》，為之作傳的著作，它與《春秋》是分別記錄同一歷史階段的著作，是一部獨立撰寫的歷史文獻。這一觀點以清代的劉逢祿為代表。

《左傳》一書原名《左氏春秋》，又稱之為《春秋》，為編年體史書。戰國時已多見于引述，楊公驥考論甚詳，這里不贅敘^①。

《左傳》和《春秋》都以魯史為藍本，今人看到的《左傳》，既與《春秋》有關系，也與魯史有關系。如晉公子重耳返回晉，《春秋》并未記載，《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云：“不書，不告入也。”這是解釋魯史對這一事件何以“不書”的原因。《左傳》以魯史為綱，寫成了較為詳盡的編年史。而《春秋》大行于世，后人遂將《左氏春秋》附會為與《穀梁傳》《公羊傳》同樣性質的傳經之作。

《左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以禮義順逆評價人和事;記載當時一批杰出政治家的遠見卓識;賢賢賤不肖，彰表善惡。

《春秋》三傳在解經方面也具有不同的特點。鄭玄《六藝論》云：“《左氏》善于禮，《公羊傳》善于讖，《穀梁傳》善于經。”(《春秋穀梁傳序》楊士勛疏，十三經注疏本)范寧《春秋穀梁傳序》云：“《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傳》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傳》辯而裁，其失也俗。”(《春秋穀梁傳注疏序》，十三經注疏本)

“《春秋》三傳”的不同特點，從該書記事之始就可看出差異。隱公元年是魯隱公實施統治的開端。依《春秋》記事的慣例，魯國每位君主即位都要準確記載，然后再寫這一君主統治的每一年所發生的大事。可是，隱公元年卻沒寫魯隱公即位。對此，“三傳”做出了不同的解釋。《公羊傳》認為是“桓貴而幼，隱長而卑”，進而闡述了中國古代宗法原則：“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十三經注疏本)說明桓公因母仲子血統高貴，故惠公要立他為君。同時又講出所以立的原因，即宗法原則。《穀梁傳》解釋這段歷史時說，隱公要讓位于桓公，是“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一)。在這樣的闡釋中，并沒有涉及貴與賤的問題，只有君位的讓與奪。《左傳》則對此事的前因后果記述得很清楚，對惠公的夫人、繼室和仲子都作了交代，從中可以看出，隱公與桓公的生母確實存在著地位差異，并進而指出，“不書即位，攝也”(《春秋左氏傳記疏》卷一)。這段文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三傳”的不同特點。

注釋

④ 焦循《孟子正義》卷六第266—271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① 參見楊公驥《中國文學》第4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