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鳥瞰

中國現代學術中的古典文學研究，若從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算起，已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在新世紀伊始回顧過往，我們清楚地看到，古典文學研究不僅構成了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個重要部分，也參與了現代文化形成的歷程。作為古典文學中最輝煌的一頁——隋唐五代文學的研究，不僅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卓著成就，也集中體現了古典文學研究觀念、方法、手段的一般樣態和演變，因此可以說是古典文學研究中最值得我們反思的一段學術史。

自20世紀初中國學術走向近代化以來，隋唐五代文學的研究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那就是：(1)民國年間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的草創期;(2)50年代以后在馬克思主義文學原理主導下的隋唐五代文學研究;(3)80年代以來在現代學術思潮影響下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的全面發展。

(一)

中國是個詩的國度，唐詩是這個詩歌王國的王冠。對唐詩的研究，歷來積累了數量豐富的歷史資料和研究文獻。進入20世紀以來，研究唐詩的學者明顯分為新舊兩派。以王闿運、宋育仁、高步瀛等人為代表的舊派學者，仍然以傳統的詩話、評點的方式來闡釋和評論唐詩，產生了 《湘綺樓說詩》《三唐詩品》《唐宋詩舉要》等一批著作。而新派學者則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熏陶中成長起來的，通過對詩學傳統的清理來思考、尋求中國新詩的理論依據和發展方向。第一位對唐詩研究做出貢獻的學者是胡適。他在20年代初撰《國語文學史》講義，后修訂成《白話文學史》，從白話文學的新視角對唐代文學史作了新的詮釋和評價。首先，他以安史之亂為分水嶺，將唐代文學劃分為前后兩段，認為“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學，內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8世紀中葉以后的社會是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真實的”。李白、杜甫分屬兩個時代，“李白結束八世紀中葉以前的浪漫文學，杜甫開展8世紀中葉以下的寫實文學”。其次，他將初唐比做唐代文學的兒童期，開元天寶比做少年期，自安史之亂爆發，“從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其間的詩與散文都走上了寫實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實，由天上而回到人間，由華麗而回到平淡”，方才進入成人期，“從杜甫到白居易這一百年是唐詩的極盛時代”。第三，注意利用新發現的敦煌文獻，不僅為唐代文學史增添了王梵志這位詩人，而且從白話文學的視角發現了白居易特殊的詩史意義。這三點都影響深遠。

20世紀到30年代，唐詩研究進入第一個輝煌的時期。優秀學者兼詩人聞一多1930年開始發表《少陵先生年譜會箋》。當時，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談到自己的八項研究計劃，除《詩經》《楚辭》外，六項是關于唐詩的：全唐詩校勘記、全唐詩補編、全唐詩作者小傳訂補、全唐詩人生卒年考(附考證)、杜詩新注、杜甫傳記。聞一多將大量精力用在整理基本資料上，近年清理他留存的大量手稿，有關唐詩的計有《少陵先生交游考略》50頁、《全唐詩人小傳》553頁、《全唐詩匯補》8頁、《全唐詩補傳》88頁、《全唐詩校勘記》43頁、《全唐詩辨證殘稿》52頁、《陳子昂》42頁、《岑參詩校讀》372頁、《詩的唐朝》6頁、《說杜叢抄》75頁、《唐文學年表》21頁、《唐風樓捃錄》84頁、《唐詩》165頁、《唐詩人生卒年表》6頁、《唐詩人生卒年考》50頁、《唐詩要略》39頁、《唐詩校讀法舉例》10頁、《唐詩箋證》71頁、《新舊唐書人名引得》100頁、《璞堂雜記·唐詩》30頁。他的工作已為學科建設奠定了基礎。當時西南聯大的另一位學者李嘉言受聞一多《〈全唐詩〉校讀法舉例》(《文哲月刊》1-5，1936)啟發，寫出《全唐詩校讀法》(《國文月刊》9，1941.7)，將《全唐詩》的錯誤及原因概括為七種類型：(1)甲集附載乙詩，其題下的署名遺漏，因而誤為甲詩;(2)甲集里的詩，其詩意與甲的行事不相合，則此詩往往為乙詩誤入;(3)甲集里的詩，其詩意與題意不相合，則此詩往往為乙詩誤入;(4)多人同題，往往有誤;(5)同詩異題，致多重出;(6)形近而誤;(7)聲近而誤。他一一舉例示范，為校讀、整理《全唐詩》提供了富于啟發性的參考依據。

30年代，還出現了幾部系統的唐詩研究著作，即費有容《唐詩研究》(大東書局1926)、許文玉《唐詩綜論》(北京大學1929)、胡云翼《唐詩研究》(商務印書館1930)、蘇雪林《唐詩概論》(商務印書館1934)、楊啟高《唐代詩學》(正中書局1935)。這些書都有明確的研究理念，論述的條理和邏輯性都有所加強。民國年間的唐代文學研究相對較少，除朱炳煦《唐代文學概論》等通論著作、文學史或陳柱《中國散文史》外，專門的研究只有龔書熾《韓愈及其古文運動》(商務印書館1945)一書及少量論文。而民國年間的唐代小說研究卻很有收獲，最有成績的學者當然是魯迅，他的兩項工作都對唐代小說研究意義重大，一是輯校《唐宋傳奇集》，二是編著《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史略》(1923)被胡適許為“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其中分析了唐代小說的繁榮與行卷的關系、作品題材和社會生活的關系及“假小說以施誣蔑之風”、“假小說以排陷人”的現象。他精辟地指出，“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這一結論深為學術界所贊同。馮沅君于1948年撰寫《唐傳奇作者身分的估計》(《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一文，從唐傳奇和科舉制度的關系探討了唐傳奇作者的社會地位，指出科舉制度造成了一個新社會階層——進士集團，它在三個方面和傳奇發生密切的關系，一是充當傳奇的主人公，二是決定了傳奇作者的生活態度和作品的浪漫氛圍，三是進士科試文藝刺激了傳奇作者的才能。其結論不僅使人所共知的文獻記載得到妥帖的解釋，也使學界對決定唐傳奇內容和藝術特征的文學環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194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是第一部研究唐代小說的專著，著重對故事內容作階級分析，在當時可視為一種新的探索。

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研究在整個古典文學研究中起步較晚，唐代文學理論和批評的研究也是如此，直到1934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出版，情況才有改觀。郭著重視對范疇歷史演變的研究，以問題為綱，抓住史學家的文論、韓柳古文理論、司空圖詩論等幾個主要問題，勾勒了唐代文學理論的主要線索。稍后出版的羅根澤《隋唐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1943)，搜集資料最勤，不僅注意詩格、詩論著作，凡詩文中的片言只字、筆記中的零楮碎札，甚至佛道二藏中涉及詩的文字都搜羅無遺，詳加排比，謹慎持論，揭示了唐代文學理論諸多概念的內涵，至今富有參考價值。

在具體作家作品的研究上，陳子昂、張九齡、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元結、孟郊、韓愈、白居易、賈島、李賀、李商隱、杜牧、羅隱、韋莊等，都有一些研究專著、評傳、年譜、論文發表，在研究方法和理論水平上較前人明顯有所提高。作家生平考證的成績尤其突出，如張爾田《玉溪生年譜會箋》、羅庸《陳子昂年譜》、夏承燾《韋端己年譜》、李嘉言《賈島年譜》、蘇雪林《李商隱戀愛事跡考》，都是值得稱道的業績。但從文獻研究的角度說，他們的工作還略顯粗略，尤其是與當時歷史學家的著作相比。當時，一些歷史學家從文獻學的角度對唐代文學文本作了扎實的研究，給文學研究帶來新的刺激，也為日后的唐代文學研究積累了知識。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陳寅恪。他不僅以《元白詩箋證稿》一書與若干篇論文弘揚了錢謙益開創的以史證詩、以詩證史的文史研究方式，還以高屋建瓴的文化眼光觀照唐代文學，提出了一些富有啟發意義的問題，如古文運動的散文革新和傳奇小說的關系等，在當時的唐詩學中開一代風氣，影響深遠。另一位成就卓著的唐史學家岑仲勉也在1940年前后連續發表七篇考證白居易集的論文(《岑仲勉史學論文集》，中華書局1990)，解決了不少關鍵問題和疑難點，為白居易集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同時他還積累了《讀全唐詩札記》《讀全唐文札記》《唐集質疑》三種筆記，對唐代文獻作了全面的考證，成為80年代唐代文獻研究和整理的先驅。

20世紀初敦煌文獻的發現，為世人打開了一個唐代文獻的寶庫，其中的文學文本立即引起研究者的關注。1919到1920年間，王國維見到狩野直喜所錄敦煌文獻中的《云謠集》等文學作品，撰《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東方雜志》18-8)，開敦煌文學研究之先聲。變文的出現引發了講唱、戲曲、小說、彈詞、寶卷等通俗文學形式的研究;曲子詞的出現澄清了歷史上對詞體發生的種種疑難、猜測。唐代文學研究由此增添了一個重要的研究部門，也帶來唐代文學研究的新局面。

民國年間出現了三種唐代文學史，一是朱炳煦的《唐代文學概論》(群眾圖書公司1929)，二是胡樸安、胡懷琛的《唐代文學》(商務印書館1931)，三是陳子展的《唐代文學史》(作家書屋1944)。其中胡書內容較平實，也較一般。朱書對“文學”的理解是傳統方式的，包括經史著譯，但中心放在詩文，論述相當有條理，剖析也較細，附錄作品豐富。陳書篇幅不及朱書之半，也沒列出許多參考文獻，但看得出它吸收了前出著作的許多見解，又融入自己的心得，文字簡練而內容卻相當豐富。論小說和詞的兩章較有新意，前者將唐代小說家的生卒年、代表作及其作品為后世戲曲小說改編的情況列成表格，頗便觀覽;后者不僅詳論詞的起源，對晚唐五代主要詞家也一一作了評論，就其篇幅而言顯得較為充實。

就總體情況而言，文學批評相對文學史研究顯得落后。到40年代，一些年輕學者在現代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知識的啟發下，開始有意識地探索新的批評方式。程千帆有感于清代學者考據與批評異途，“使考據陷入繁瑣，批評流為空洞”，嘗試以“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寫出《詩辭代語緣起說》《郭景純曹堯賓〈游仙詩〉辨異》《王摩詰〈送綦毋潛落第還鄉〉詩跋》《韓詩〈李花贈張十一署〉篇發微》(《古詩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等角度和方法都很新穎的論文，為朱自清所稱贊。錢鍾書的名著《談藝錄》(開明書店1948)雖以傳統的詩話形式寫成，但批評眼光卻代表著現代水平，廣博的文學修養使他對古典詩歌藝術的認識和體會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他提出的“就詩論詩，正當本體裁以劃時期，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吻合”、“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的見解，對今人把握唐詩的特征產生很大影響。

(二)

建國后唐代文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一系列唐代別集、總集的校理、箋注和研究資料的匯編工作有計劃地開展起來。尤其是《敦煌變文集》《敦煌曲子詞集》編成出版，《全唐詩》《唐五代詞》《唐詩紀事》《太平廣記》《藝文類聚》《文苑英華》《萬首唐人絕句》等大型總集分別出版了校點本和影印本，一批唐人別集和筆記也得到初步整理，為唐代文學研究奠定了文獻基礎。這一時期出版的傳記、年譜、評論專著，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比民國年間邁進了一大步。

歷史唯物論作為一種思想方法，也給唐代文學研究帶來新的刺激。學者們由此擺脫中國固有的歷史循環論的思維模式，以進步和發展的觀念來看待歷史，以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來闡釋文學現象，不僅使“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傳統文學史命題得到合理的解釋，也使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與文體、風格研究有了基本的理論支點，使文學史敘述有了邏輯序列和系統的因果解釋，從而產生了現代意義的文學史寫作。但由于受教條主義和狹隘文藝觀念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唐代文學研究明顯帶有庸俗社會學的印跡，單一的政治標準限定了人們的視野，將眾多復雜的文學史現象拒斥在學術研究的大門外，同時也造成對文學史現象解釋的膚淺和牽強，對作家作品評價的失當。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相對民國年間的隋唐五代文學研究而言，這是個蛻變同時也是徘徊的時期，成果的積累和時間不成比例。

這一時期值得重視的成果，是有關文獻和傳統學問形式的研究。如語言學家王力所著《漢語詩律學》，可以說是從語言學角度研究古典詩歌格律、聲韻、句法、修辭等問題的經典著作，1958年由新知識出版社印行。書中討論古體詩、近體詩的部分主要以唐詩為對象，提出的一些基本定理和結論至今無以逾越。詞曲研究方面，出版了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錄》，這都是集成性的成果。作家研究則有詹锳《李白詩文系年》、孫望《元次山年譜》、施子愉《柳宗元年譜》、卞孝萱《劉禹錫年譜》是代表這一時期研究水平的著作。唐代別集校注方面，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成果，后者直到“文革”結束后方得出版。萬曼《唐集敘錄》以現存單行的唐代別集為對象，將其版本、著錄和流傳作了全面的考索，極有資料價值。在研究資料的整理方面，出版了三種著名作家的研究資料匯編，即陳友琴編《白居易詩評匯編》(科學出版社1958)和華文軒、吳文治等分別編纂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杜甫、柳宗元卷(中華書局1964)，這也是值得稱道的學科建設工作。

(三)

自70年代末學術秩序恢復正常后，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爆出耀眼的火花，成為古代文學中成績最顯著的一個研究領域。這一段學術史的可喜景觀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說明。

第一是學會和學者隊伍建設。1982年唐代文學會在西安成立，標志著中國當代的唐代文學研究進入了有組織、有計劃的規模研究時期。學會自成立之初就形成并保持了一種團結、求實、開放的良好風氣，學會的歷屆會長、副會長都承擔重任，扶掖后進，為學科建設做出了積極的努力。以蕭滌非主持的“杜甫全集校注”、程千帆主持的“唐宋詩歌流派研究”、詹锳主持的“李白全集校注”、周勛初主持的“唐人軼事匯編”為首，一大批集體合作項目和大型研究項目陸續完成，保證了不斷產生的零星成果能及時地得到總結，轉化為規模化的知識積累。分別由周勛初和周祖主編的《唐詩大辭典》《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正是這種成果的體現。傅璇琮主持的《唐才子傳校箋》，由二十多位學者合作完成，將唐代近四百位詩人的傳記資料從史源學的角度做了一番集成性的整理，為學術界提供了一份齊備而實用的研究資料。

第二個方面是學風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西方學術思潮再度涌入，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也像整個當代文化的發展一樣，進入一個轉型時期。唐代文學研究中的轉型，我們認為首先表現在歷史決定論思維方式的被揚棄，在學術觀念上體現為由邏輯或徑曰形而上學向歷史回歸。學者們不再專注于作品內容的優劣取舍(精華糟粕之分)，而是首先著力于清理事實，復現文學史的原生態。總之，學術取向由價值判斷轉向認知判斷，研究方法由邏輯的轉向實證的，批評標準從政治的轉向審美的;而在整個學科的發展趨勢上，則顯示出由文學向文化的轉移。在這一轉型中，最突出的是學者們對基本史料和文獻給予了超逾以往的關注，其中成績尤為顯著的是文學作品的整理。近年來，唐詩的辨偽與輯佚一直是吸引許多學者的課題。繼前輩學者王重民《補全唐詩》104首、《補全唐詩拾遺》127首后，孫望纂《全唐詩補逸》20卷，收詩830首;童養年纂《全唐詩續補遺》21卷，收詩一千余首;陳尚君纂《全唐詩續拾》60卷，收詩四千三百余首。這些成果由陳尚君整理編訂為《全唐詩補編》一書，共收詩6327首，句1505則，新見作者九百余人，為《全唐詩》增加約七分之一的分量，成為80年代以來唐代文獻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吳企明、陶敏、陳尚君、佟培基等一批學者以不懈的努力，將清編《全唐詩》作了徹底的清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編《全唐五代詩》可以期待達到較高水平，它將為現存唐詩增加六千余篇作品，同時剔除數千篇重出誤收之作。《全唐文》的增補也在同時進行，20世紀唐代墓志大量出土，周紹良等編《唐代墓志匯編》收錄三千七百余篇;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全取石刻，頗有周書未收之作;陳尚君輯《全唐文補編》主要錄自傳世文獻，收文逾六千篇。

其他文體，詞有任二北編《敦煌歌辭總編》，收錄從樂府、聲詩、俗曲至曲詞發展過程中的各類作品，研究精邃，成一家之言;惜錄文未盡據原卷，偶有武斷。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收錄唐代全部雜言歌詞，對于研究唐代音樂文學有重要參考價值。張璋、黃畬編《全唐五代詞》收錄較林大椿書豐富，且附評語，頗有參考價值，惟所據多出轉引，詩詞界定亦多含渾不清。曾昭岷等編《全唐五代詞》在文獻溯源、詩詞界定、錄文精審等方面用力較多，可謂后出轉精。小說有王汝濤纂《全唐小說》，雖規模粗具，但在小說界定、網羅遺佚、錄文征信各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詩論有張伯偉編著《全唐五代詩格校考》，輯錄現存唐代詩格類著作，考究源流，校勘文字，是對唐代詩學著述的精心整理。敦煌文獻所存詩卷則有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系統整理，發覆良多。至于唐人別集的校注更是層出不窮，不僅李杜、王孟、高岑、韓白、李商隱等大家集子都有新校注本，其中陳鐵民《王維集校注》、瞿蛻園與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詹锳主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匯評集釋》、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劉學鍇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都是用功很深，校注精詳的力作。初唐四杰、陳子昂、孟浩然、劉長卿、韋應物、孟郊、李益、許渾等名家別集也出版了詳注本，盧照鄰、孟浩然、岑參、高適、李益、韋莊等還出版了幾種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詩小集”則匯集了一批二三流小詩人集子的校注。此外，歷代重要的唐代詩文選集大體都有了排印本，現存唐人選唐詩經傅璇琮整理，出版了《唐人選唐詩新編》。古典文學中，沒有一個研究領域像唐代這樣出版過如此眾多的選集和別集校注本，甚至還有林繼中《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這樣的古注鉤沉的力作。這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使80年代以來的唐代文學研究立足于可靠的文獻基礎上，保證了科學性的前提。

回顧近二十年唐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可以看出，基本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一直是學科帶頭人努力的方向，從傅璇琮等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開始，河南大學中文系編《全唐詩重篇索引》、吳汝煜與胡可先編《全唐詩交往詩索引》、陳伯海主編《唐詩評論類編》《唐詩匯評》《唐詩書錄》、孫琴安編《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周勛初主編《唐人軼事匯編》、程毅中《古小說簡目》、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周采泉《杜集書錄》、鄭慶篤等編《杜詩書目提要》等一批工具書和資料匯編相繼出版，《郎官石柱題名考》《元和姓纂四校記》《唐兩京城坊考》《登科記考》《唐語林》《唐詩紀事》等唐代文學研究的基礎文獻也得到了精致的整理。而這一系列史料整理工作又產生了一些更專門的文獻研究成果，包括郁賢皓《唐刺史考》、吳汝煜與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戴偉華《唐方鎮文職僚佐考》等。這一系列著作為唐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比較完備的參考資料和工具書。文獻的細致考證使許多沉埋已久的歷史問題暴露出來，最引人注目的一個例證是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證偽。陳尚君在全面清理唐代文獻的過程中，發現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不見于唐宋典籍，直到明末的幾種叢書里才被寄托于司空圖名下，很可能是后人偽托。他和汪涌豪合作的論文《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在《中國古籍研究》創刊號發表后，與楊鐮《坎曼爾詩箋辨偽》(《文學評論》1993.1)并為唐代文獻研究中兩個最有意義的發現，在學術界產生強烈反響。《中國詩學》第五輯(南京大學，1997)開辟專欄，開展對《二十四詩品》真偽問題的討論，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日本學者門脅廣文已譯成日文向日本學術界介紹。

傅璇琮在1980年出版的《唐代詩人叢考》，是新時期學術恢復和起步時期在唐詩研究中首開作家生平考證和作品辨偽風氣的著作。作者受岑仲勉治史方法影響，廣泛全面地占有文獻，注意史料的主次源流，強調作者本人的作品最為可信。史書、方志、石刻、縉紳錄中的記載每較詩話、筆記的記載更為可靠。由此駁正了許多廣為流傳的軼事傳聞，以作品為中心勾勒出一批詩人的生平履歷，使唐代詩人的傳記資料由傳聞走向信史。影響所及，80年代對唐代作家尤其是詩人生平的考證，形成空前的熱潮，發表了一大批專題論文和不同層面的考訂著作。重要作家的生平考證有繆鉞《杜牧年譜》、周勛初《高適年譜》、郁賢皓《李白叢考》、朱金城《白居易年譜》、卞孝萱《元稹年譜》《劉禹錫叢考》、賈晉華《皎然年譜》、傅璇琮《李德裕年譜》等，二、三流詩人的考證除《唐才子傳校箋》外，尚有譚優學《唐詩人行年考》及《續編》、王達津《唐詩叢考》、韓理洲《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吳在慶《唐五代文史叢考》等。 周祖主編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作為集成性的成果，對唐五代作家作了竭澤而漁式的網羅，凡有作品存世或曾從事文學寫作者一概收入，人數超過四千，很大一部分作者的生平和著作屬首次被鉤稽出來。

第三個方面是研究思路的拓展。學術觀念的變革，使唐代文學研究改變了過去單一的價值判斷傾向，而代之以對文學史現象、過程及意義的關注，將以往點的研究擴展到面;80年代“文化熱” 和方法論的討論則開闊了研究的范圍和思路。比如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研究唐代的文學生活;任二北《唐聲詩》、陳華昌《唐代詩與畫的相關性研究》從唐詩與音樂、繪畫的關系入手研究唐詩的音樂性和繪畫性內容;陳允吉《唐音佛教辯思錄》、孫昌武《唐代文學與佛教》、張伯偉《禪與詩學》從詩與佛教尤其是禪宗的關系入手解釋唐代文學理論中的佛學影響;鄧小軍《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從唐代文化的歷史展開來看文學中涌動的時代精神;戴偉華《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從唐代文人與幕府的關系入手探索唐代文學的獨特文化品格。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出思路的開拓和探索的深入，同時也顯示出專門化與個性化的色彩。至于李浩《唐代園林別業考論》，程薔、董乃斌的《唐帝國的精神文明》，雖不以文學為論述中心，但采用了豐富的文學資料，同時也對文學問題作了廣泛而深入的考察。這類著作從不同角度切入問題，對問題做出獨到的透視，同時又能從廣闊的文化背景來把握問題，給人以多方面的啟示。

相對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來說，學風轉變在文學史研究中更引人注目。由邏輯向歷史回歸的學術轉型，在文學史研究中意味著對描述文學現象發生、發展的過程及構建其時間序列和邏輯關系的重視。這種意識決定了作家群體和時段研究將成為突出的研究類型。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是首開作家群體研究風氣的重要著作，書中有意識地對那些以往被人忽視的、作為大作家之和聲與背景的小作家進行研究，使我們對杜甫以后白居易以前的詩史開始有了稍為清晰的認識。葛曉音以自己的研究重新審視作家的創作，從內容的更新和藝術的獨創性兩方面衡量作家或流派在文學史上的作用和貢獻，確定其文學史地位，從而在修正以往不適當評價的同時建立起自己的詩史序列，在80年代的唐詩研究中起了積極作用。趙昌平的研究可以說是傅璇琮思路的推進和深化，他的《“吳中詩派”與中唐詩歌》(《中國社會科學》1984.4)一文將大歷、貞元年間生活在江東的一批身份、作風相近的詩人作為一個群體來討論，揭示了他們在盛唐到中唐的過渡階段中的詩史意義;蔣寅的《權德輿與貞元后期詩風》(《唐代文學研究》第五輯)在仔細梳理貞元八年前后詩壇人物代謝、盟主代興的細節后，發現貞元中曾出現以權德輿為核心的臺閣唱和及由此而興起的游戲詩風，通過揭示權德輿對貞元詩壇不同尋常的意義及對元和詩壇的影響，使一段湮沒已久的貞元詩史重新又浮現出來。這樣的工作不是對一個詩史常識的再認識，而是對被湮沒了的詩史的發掘，具有“知識考古學”的意義。80年代后期，一批博士論文，包括蔣寅《大歷詩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尚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文津出版社1993)、蕭占鵬《韓孟詩派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徐尚定《走向盛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曾廣開《元和詩論》(遼海出版社1997)、杜曉勤《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東方出版社1997)、孟二冬《中唐詩歌之開拓與新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等，都以專題或時段研究的形式，多角度多層次地透視一個詩史時段，著重描述和闡釋詩史的流變，將以往作家研究的積累上升到整體性和歷時性的高度，使零碎和片斷詩史知識逐漸變得完整和系統化。這一層次研究成果的積累無疑將豐富乃至改變我們對文學史的認識。

(四)

隨著學術轉型的逐步完成，唐代文學研究也日益走向成熟，積累一批成果。作家研究是收獲最豐富的方面，較受好評的著作有羅宗強《李杜論略》、裴斐《李白十論》、朱東潤《杜甫敘論》、陳貽焮《杜甫評傳》、孫昌武《柳宗元傳論》、閻琦《韓詩論稿》、陳鐵民《王維新論》、程千帆等《被開拓的詩世界》、董乃斌《李商隱的心靈世界》、莫礪鋒《杜甫評傳》、陳順智《劉長卿詩論》、蕭瑞峰《劉禹錫詩論》、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等。

文章研究方面的成果，顯得較為薄弱，主要有孫昌武《唐代古文運動通論》、劉國盈《唐代古文運動論稿》、孫昌武《韓愈散文藝術論》、于景祥《唐宋駢文史》、馬積高《賦史》的有關部分。唐代詞曲和音樂文學研究在敦煌文獻研究的積累上，有長足進步，發表了不少論文。專著主要有任二北《唐聲詩》、楊海明《唐宋詞史》、劉尊明《唐五代詞的文化觀照》、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劉揚忠《唐宋詞流派史》。唐代小說研究，是唐代文學研究中進展較大的一個領域，無論是文獻學研究還是文學研究都全面地得到深化。程毅中的《古小說簡目》、周勛初《唐語林校證》《唐人筆記小說考索》是值得重視的文獻研究。程毅中《唐代小說史話》由小說素材入手，研究唐人小說取材、主題的演變及對后代文學的影響;卞孝萱《唐代文史論叢》關于唐代政治與小說的研究從特定的歷史背景中探索小說的政治內容;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從文體學的角度闡發唐代小說的文學史意義;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從故事學的角度，研究唐代小說題材被后代戲曲小說取材、改編的過程及其規律，雖視角不一，方法各異，但都有發明創獲，使唐代小說研究在短時期內有了較大進展。

唐代文學理論的研究，首先是學術視野和研究領域明顯擴大，比如唐宋詩之爭這種詩學史上的重大問題有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加以論述，關于佛學與晚唐詩格的關系張伯偉《禪與詩學》發覆良多。還出現了一些集成性的著作，如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的注釋詳博，周祖編《隋唐五代文論選》的收輯完備，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的考校精審，周裕鍇《唐代詩學通論》的體密思精，都是代表著當代唐代詩學研究水平的著作。王運熙、楊明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充分吸收了近年的研究成果，內容詳實，結論平允，全面反映了唐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的深度。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將批評史與思想史、文學史相結合，形成一種獨特的范式，即融文學觀念史、文學發展史于一體的文學思想史研究模式，實現了一個時代文學理論與創作實踐的互相發明，極有意義。

隨著文獻研究的積累和作家研究的深入，作家群體和流派研究、時段研究的成果積累，新的文學史著作相應而生。李從軍《唐代文學演變史》 以文學觀念中主客觀關系的變化為主線，通過各個時期作家的文學觀念來看文學創作，使唐代文學研究由現象深入到哲學層次。林繼中《文化建構文學史綱》從中唐到北宋之際文化的轉型著眼，將文學史的運動放到文化構建的框架中加以審視，提出唐宋間文學觀念的演進是一個由雅入俗和化俗為雅的過程，從而對中唐以后文學的走勢做出了獨到的闡釋。90年代以來陸續出版的羅宗強主編《隋唐五代文學史》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文學通史系列中的《唐代文學史》都是集體合作的成果，前者作為教材詳略適當，附注較多，便于初學;后者卷帙較富，論述綦詳，微覺遺憾的是由于寫作時間拉得較長，出版時部分內容也許讓人覺得距時下的研究水準有了距離。最近，傅璇琮主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業已出版，這部篇幅逾二百萬字的煌煌巨著產生于大量考證成果的積累之上，不僅總結了現有唐代文獻和作家傳記研究的成果，對唐代文學的發展也做出了全新的描述。

90年代初，學術史思潮在大陸學術界悄然興起。唐代文學領域，作為對學科發展的總結和對前景的瞻望，也出現了陳伯海《唐詩學引論》這樣的深度思索。具體課題研究史和唐代文學研究史正逐漸為人關注，并著手研究，初步成果已出版了朱易安《唐詩學史論稿》、張忠綱等《中國新時期唐詩研究述評》、陳友冰《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杜曉勤《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隋唐五代文學卷》等，從不同的角度總結了上個世紀唐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業績。清理既有成果，又反思學術史，有助于我們認清現有研究的不足，找到新的學術生長點，在更高的起點上超越。實際上，政治運動和商業寫作下產生的許多虛假成果已成了污染學術肌體的積垢，它們非但無益于知識積累，還遮蔽新知識的呈現，湮沒真正有價值的研究。這些塵垢亟須學術史研究的淘汰和洗刷，不經過一番披沙揀金、去偽存真的工作，就很難把握學術發展的脈搏，也難以建樹良好的學風。

隨著社會的日益開放，海內外學術交流日益頻繁，海外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的新成果不斷被介紹、翻譯進來，如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入谷仙介、梅祖麟、高友工、興膳宏、斯蒂芬·歐文、顧彬、松浦友久、川合康三、柳晟俊等的著作已有中譯本，其他學者的譯文散見報刊。唐代文學的傳播和影響史研究則剛進入收集資料的階段，學者們已充分意識到這一學術領域的國際性質，正在作相應的努力。不可否認，由于歷史的原因，大陸學界對海外的研究了解甚少，研究中存在課題、內容重復的情況;近年來商業性的寫作更大量增加，致使這一研究領域的出版物水平良莠不齊。這是與學術發展的階段水平有關的，相信在今后的努力和與海外同道的交流中會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