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科舉·宋人之好議論與科舉變革

科舉考試內容的變更，當然會對學風與文風起到引導作用。這種影響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促使宋人形成好議論的作風。

宋人好議論，在各種體裁類型的創作中都有明確體現。就詩歌創作而言，宋人已經意識到當時“以議論為詩”的創作風氣。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評蘇軾詩歌，也以此為其主要創作特色，說：“子瞻以議論作詩。”錢鍾書《談藝錄》說“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則是更加具體形象的描述。宋詩屢屢被后人詬病的，也集中在這個方面。楊慎《升庵詩話》卷一稱：“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人們通常認為，議論是散文筆法，詩歌則以抒情為主。明人屠隆說：“宋人多好以詩議論。夫以詩議論，即奚不為文而為詩哉?”(《由拳集》卷二三《文論》)其實，具體到宋人的散文，其喜歡議論的成分也要遠遠超過前人。唐代柳宗元的山水游記，旨趣在山水風景，個人的情感或心境也總是通過山水景色的描寫折射出來。宋代的山水游記，往往喜歡通過景色瀏覽來揭示一種理趣。如蘇軾的《石鐘山記》最后得出結論：“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游歷石鐘山的見聞，使作者領悟了一種生活哲理。王安石《游褒禪山記》最后引發出來的也是大段議論，與前人的山水游記之作迥然有別。即使以抒情見長的宋詞，也不乏出色的議論之作。如“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秦觀《鵲橋仙》)、“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柳永《雨霖鈴》)、“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蘇軾《水調歌頭》)，等等。至辛棄疾更是形成“以文為詞”的創作特征，將議論手法在歌詞創作中運用得淋漓盡致。

宋人作文好議論，原因是復雜的。其中，科舉制度的推動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因素。

誠如前文所言，宋代士大夫多科舉出身，尤其是中上層官僚集團，絕大多數都出身于科舉。唐代官僚集團中科舉出身的比例不大，身居高位者數量就更少。即使到了中唐科舉逐漸被社會看重以后，科舉出身出任宰相者，尚不到總數的一半^①。唐代著名文人進入朝廷權力核心階層的，幾乎沒有。即使像高適這樣個別仕途通達者，官做大了以后就沒有出色的文學創作。與唐人相比，宋代文人往往同時又是士大夫，且多仕途通達者。宋代著名文人進入朝廷權力核心階層的也很多，如晏殊、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而且，宋人仕途通達之后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欲望，屢屢有名篇問世。換一句話說，唐代文人，可以保持相對的在野身份，批評朝政。他們往往不參與朝政決策，所以，他們對現實的批判更多的是一種富有詩人激情的抨擊，而少有具體細致的措施與建議。宋代文人士大夫，不僅僅是朝廷政策的執行者，往往還是朝廷政策的制定者與革新者。他們沒有了唐人的在野身份，不能靠“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一類的大話了事。唐人盡可以隨意夸張自己的政治才華，“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李白《上李邕》)。宋人則往往都是更加切合實際的討論。他們必須關心現實問題的每一個具體細節，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斷，提出自己的應對主張。宋代文人士大夫因此喜歡揣摩當前時事，喜歡倡言朝政變革，喜歡在詩文創作中發表議論。王安石評價歐陽修的詩歌創作，就是從這樣的角度著眼，其《次韻歐陽永叔端溪石枕蘄竹簟》說：“公材卓犖人所驚，久矣四海流聲名。天方選取欲扶世，豈持仗以詩文鳴。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①歐陽修的詩文，是他“扶世”的手段之一，他必然要以“正議”立足，好議論是不可避免的。宋人詩文之好議論，首先與科舉制度的改變而帶來的身份改變相關。

宋代官員的來源既然主要依賴科舉考試選拔，那么，宋代的諸多決策者就期待科舉考試內容與形式的變革對人才的培養起到導向作用。各級官員每日面對的是紛雜的政務，更需要的是政治與經濟等方面的才干。因此，宋代科舉考試便由唐代的重文學逐漸轉向重經義、策論，其最終目的是要實現范仲淹等人所說的“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其間，王安石的變革是顛覆性的，對以后的科舉考試影響深遠。

策論，主要是針對現實問題發表議論，在分析對比等基礎上提出個人的觀點。是否擅長議論，關系到士子的能否科舉中第。翻檢《蘇軾文集》，卷二有《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御試重巽申命論》《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等，都是蘇軾參加各級考試時留下來的文章。卷八又有蘇軾作為考官給考生所出的試題，如“職官令錄郡守而用棄材”、“關中戰守古今不同與夫用民兵儲粟馬之術”、“賞功罰罪之疑”、“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等等，涉及的方面非常廣泛。蘇軾本人就以擅長策論著稱。蘇軾的策論，通今變古，善用史實，議論精辟縱橫，文筆活潑流暢，在千篇一律的命題作文中非常容易獨標一格，脫穎而出，獲得考官的青睞。所以，蘇軾的文章被當時的士子奉為創作學習之范文，乃至有“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的俗語流傳。

宋人詩文之議論，頗多成功之作。如被人們時常列舉的兩首詩：其一是張俞的《蠶婦》，詩云：“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其二是梅堯臣的《陶者》，詩云：“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皆精辟扼要，鞭辟入里。宋詩因議論而獲得之“理趣”，往往警策動人。如蘇軾的《題西林壁》就是宋詩“理趣”的成功之作，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但是，科舉考試內容的變革，給文學創作帶來更多的是負面作用。宋人之議論屢屢被后人詬病，都是有根有據的。尤其是王安石的變革，對文學創作的打擊更大。北宋杰出的文學家絕大多數都出于熙寧、元豐之前，熙寧、元豐之間出的一位文學大家周邦彥，也不是由科舉正途出身，是由于特殊的文學才華而得到神宗皇帝的特殊錄用。宋詩的全面衰退，與科舉的變革關系密切。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沈作喆《寓簡》卷五也說：“(本朝)自廢詩賦以后，無復有高妙之作。”而且，科舉考試內容的變革，還使得考生的文化修養普遍下降，“從根本上動搖了文學發展的社會和文化基礎”^①。

注釋

① 詳細數字統計與比較,參見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第八章《科舉在選舉中地位的變化》,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① 《王荊公詩注補箋》卷七,巴蜀書社2002年版。① 鞏本棟《北宋進士科舉改革與文學》,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有關北宋科舉變革對文學創作的諸多影響,亦請參閱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