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金元詞·吳蔡體與金代詞壇

對于金元詞史上的北宗體派來說，有著開宗立派意義的創作實績當屬金初出現的“吳蔡體”。“吳蔡體”一語在今存文獻中最早見于元好問《中州集》：“百年以來，樂府推蕭閑與吳彥高，號‘吳蔡體’。”

吳激(1090—1142)，字彥高，號東山，建州(福建建甌)人，米芾婿。宣和四年(1122)至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間使金被留，累官翰林待制。吳詞雖與蔡詞共稱“吳蔡體”，但二人詞作風格卻不相同。吳激詞氣格上略近婉約體，正如《金史》本傳所評，“造語清婉，哀而不傷”。善于化用前人詩句是他的一大特點，如《人月圓》(南朝千古傷心事)，詞篇全由前人詩語綴合而成，卻能熨帖自然，一如己出。又如《春從天上來》(海角飄零)，“句句用琵琶故事，引據甚明”^①。吳激詞明顯屬于北宋周秦一路，實為南宗風派的流衍。不過，北地文化環境的浸染和其特殊的身世情感，已使其創作與北宋婉約詞剪紅刻翠的風習有了很大區別，所作詞特別是其長調作品，如《木蘭花慢·中秋》等，其境界之開闊，感慨之沉郁，已與東坡言志體有了共通之處。當時還有一位與吳激詞風接近的詞人值得提到，這就是從南宋使金而被扣留十五載后返宋的洪皓，所作四首《梅花引》用有關梅花句語多達四十余處，屬于典型的清真詞風，在北地士人“爭傳寫焉”^②。金初，吳、洪等人的柔婉詞章猶如一股溫潤的“南風”吹在北方干涸的土地上，這對于新建的北方詞壇無疑是一種難得的滋補。

元好問稱吳激作詞為“國朝第一高手”，還有論者認為“伯堅(蔡松年)非彥高匹”^③。從藝術性上講，這些評價都不為過譽，但從詞史發展的進程來看，真正開啟金百年詞運的是蔡松年。蔡松年(1107—1159)，字伯堅，號蕭閑老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宣和末，從父蔡靖守燕山府，兵敗降金。天會年間，授真定府判官，仕至右丞相，封衛國公。正隆四年(1159)卒，加封吳國公，謚文簡。蔡松年與吳激一樣本為“宋儒”^④，如前所述，其創作源于北宋蘇軾一脈。吳熊和指出：“北宋滅亡之后，蘇軾詞派分為南北兩支。”北派“為蔡松年、趙秉文、元好問等金源詞人”^⑤。靖康之變，南北分治，北方金源統治者出于“正統天下”的需要，有意識地學習和引入漢文化，促使傳統儒學的復興，由此重道務實的“蘇學”適得其所，即所謂“程學盛南蘇學北”。蘇學之于金源學術，最大的影響還是在文學上，尤其在詞的創作上，直接秉承蘇軾所創立的言志之體及其所特有的剛健之氣，形成了鮮明的北宗風范。從詞體革新的角度看，吳蔡體的詞體學意義主要體現在蔡松年的創作中，“其《明秀集》追步眉山，雄爽高健，為后人提供了學蘇的第一個藍本”(鐘振振《論金元明清詞》)。

對心靈困惑和痛苦的超脫，對自由蕭散的生存狀態的向往，是詞人追步東坡的深層心理動因。那“一念猶難磨滅”^①的故園之思，讓詞人深陷于身份認同的矛盾與痛苦之中，所以在他的詞里充滿了“偶然流坎，豈悲歡人力”的無奈之嘆，他意欲忘卻過去，“莫望家山桑海變”，但實際上他又不可能做到，只有借“一醉”來暫時撫慰一下由“南北”之別刻在心扉上的創痕^②。蔡詞所展示的那倦宦倦游、向往隱逸的蕭散風神和閑逸襟懷，實際上是作者經由痛苦的心靈掙扎而追求的一種精神超越和解脫。與這種主體精神的張揚相一致，東坡豪放體所體現的闊大詞境和剛勁之氣在蕭閑詞里也得以復現和張揚。

言志性的豪放體在金源詞壇一躍而居于主導地位，與詞體傳統“應歌”功能的遷移是分不開的。由于戰亂兵燹所造成的詞樂資料和音樂人才的損失以及北曲的興盛等原因，詞在北方失去了普遍性應歌的基本條件，由此出現了詞的徒詩化趨勢，這就使詞的文化消費對象轉向了詞人自我周圍的親友，與之相伴生的便是詞體自娛與交際功能的進一步增強。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吳蔡體的產生，特別是蔡松年的創作，是決定性的一步，它標志著這種詞體的功能轉移和言志化在金源詞壇得到了真正的確立。從這個意義上講，蕭閑詞確實為金元北宗詞派的創始者，其影響甚至涉及到南宋詞壇，在南宋詞壇“異軍特起”的稼軒詞正是師承于蕭閑^③。

金世宗、章宗時期是金詞繁榮發展、名家輩出的階段。王寂(生年不詳，卒于明昌年間)為這一時期年代較早、存詞較多的詞人。所作長調頗有氣勢，豪雄之風自屬北宗風范，但與蕭閑之清逸超邁又有所不同。吳蔡詞中的那種身份認同的痛苦已不復存在，有的作品直接以時事為題，表現金宋對峙局勢下金軍的勇武和將帥的雄姿，如《瑞鶴仙》(上高節度使)“氣壓群雄，虹飛千尺”和《水調歌頭》(上南京留守)“平安千里烽燧，臥聽報云窗”一類的描寫。其令詞，寫景抒懷，也別有情致。趙可(1154年即貞元二年進士)也是此時詞壇頗有特色的一位作者。其詞筆力遒勁，風格“健捷”^①。寫北地山川風光氣象宏闊，如《雨中花慢·代州南樓》等;抒人生悲歡情懷，風調健朗，如《望海潮·發高麗作》《卜算子·譜太白詩語》等;其《席屋上戲書》一作，詼諧打趣，近曲體風味，值得注意。與辛棄疾同學于蔡松年的黨懷英(1134—1211，字世杰，號竹溪)，當時卓有文名，詞風蘊藉清新，運思巧妙，語境高華，與辛作之豪放悲慨迥然有異。詞雖僅存五首，然篇篇精品，足稱名家。王庭筠(1151—1202，字子端，號黃華老人)小令“間涉幽峭之筆，綿邈之音”^②，獨成一格。若推舉這一時期詞風的代表作家，非趙秉文(1159—1232，字周臣，號閑閑老人)莫屬。閑閑老人詞中所展現的那種高蹈遺世、超軼絕塵的風調，實與蔡氏蕭閑詞一脈相承，為東坡詞中超曠清逸之風的光大。元好問稱其“所制樂府，大旨不出蘇、黃之外”。正說明了這種淵源關系。今存詞10首，其中《缺月掛疏桐·擬東坡作》《大江東去》(秋光一片)等作品，明顯模擬東坡，氣象亦類似;《水調歌頭》(四明有狂客)則學山谷語調，寫超逸狂放之態，也頗逼真。 徐謂《大江東去》一詞似東坡原作，“信在伯仲間”^③。不過閑閑詞雖得坡仙之神韻，然內容略有空泛之嫌。

金宣宗貞祐南渡至金亡，是金詞邁向其藝術峰巔的時期，除代表北宗詞最高成就的元好問之外，金詞作者仍多有可稱道者。李俊明(1176—1260，字用章)是其中一位多產作者，今存詞七十余首，多詠梅、祝壽、贈答之作，景物人事輒寓抗志遁荒之意。其中十首《謁金門》，以聯章體形式詠梅花，十詞各詠一題，前后相貫，總分有致，實為元詞聯章體蔚行之先兆。此組詞立意雖雅致，造語則較為俗白，顯示了金元詞俗化的跡象。“二妙”詞是金末詞壇的一個重要收獲。“二妙”即段克己(1196—1254，字復之，號遯庵)和段成己(1199—1279，字菊軒)兄弟二人，文集合刊為《二妙集》，存詞134首(克己六十九，成己六十五)。入元后二人皆不仕，為“儒林標榜”。“二妙”詞多作于易代喪亂之際，“值故都傾覆之余，悵懷今昔，流露于不自知”^①。吳澄評“二妙”所作“蓋陶之達、杜之憂，兼而有之者也”(《二妙集序》，《四庫全書》本)。沉郁蒼涼的黍離之悲與風勁骨翔的首陽之志，構成了“二妙”詞內容的兩個方面，為金末遺民心態的寫真。相比之下，遯庵詞顯得更為深曲沉重。如《滿江紅·過汴梁故宮城》寫金亡之時“長戈裊，飛鳥絕。原厭肉，川流血”的慘狀，語極沉痛，讀之悚然。遯庵小令也多涉時事，以比興手法寓亡國之悲和避世之懷。成己之詞與其兄迭有唱和，也多感時抒懷之作，不過詞風與乃兄有異，紀事寫情多真率之語，直書無隱，如“初未識，名為累。今始覺，身如寄”(《滿江紅》)、“殺人四海知多少，留得頭皮貧亦好”(《木蘭花》)等句，用語明快直白而感慨極深摯。其詞中也不乏騷雅俊逸之筆，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三稱其《月上海棠》“于情中入深靜，于疏處運追琢，尤能得詞家三昧”。

注釋

① 金元好問《中州樂府》按語,《四部叢刊》本。②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排印本。③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三,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④ 金元好問《中州集》,《四部叢刊》本。⑤ 吳熊和《唐宋詞通論》第215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① 《念奴嬌》(倦游老眼),《全金元詞》第9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② 《念奴嬌》(小紅破雪),《全金元詞》第20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③ 詳說見趙維江《稼軒詞與金源文化》,載《江海學刊》1998年第3期。① 劉祁《歸潛志》卷七,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本。②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三,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③ 《詞苑叢談》卷四,中華書局《詞話叢編》本。①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八八,大東書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