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與社會文化·隋唐五代文學與交通·交通與行記文學的發達

晉唐間，隨著交通的開啟，出現了一種新的紀實性文體——行記，專門記述古人在祖國各地或域外的旅行見聞，史料價值高，因此最重視行記的都是史家。文學研究者認為其古拙無文，加之存世無多，研究難以深入，遂將其置于研究視野之外。時至今日，人們對它的起源、性質、類別、存佚狀況、文體特征與職能演變仍很不清楚，甚至認為它與游記沒有什么兩樣。

正因為如此，尤其應下大力氣對其展開文學研究，可以考慮建立行記文學研究這樣一個新的學科領域。鑒于行記的文學研究十分薄弱的現實，首先應積極致力于行記文學研究的基礎建設，探究行記這一特殊文體的內涵;其次應弄清它的起源、背景與它在晉唐間的發展歷程，它的流別。而行記研究的核心則是它的文體特征、職能演變、審美價值與實用價值，它對紀傳體史書、編年體史書、僧傳、志怪志人筆記的借鑒，它與山水游記、樓臺館閣記等抒情散文的區別和聯系，特別是它與游記的合與分，唐人行記與先唐行記的關系，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另外，應積極準備展開古行記的文獻學研究，全面考察唐人行記的創作總貌、存佚狀況、諸種行記之間的相互關系，文獻的流傳變異等等，為以后從事唐人行記的古籍整理做好準備。

古行記的起源、分類。不同的行旅有不同的背景、目的與任務。按照地域和記述側重點的不同，可將古行記分為三類：凡記載域外經歷者稱為外國傳志，記載中原王朝與周邊政權、南朝與北朝之間的通聘者曰交聘類，其他在國內的旅行統稱行役類。

諸種行記均起源于先唐。依時代先后，最先問世的是外國傳志類。外國指西域、中亞、南海諸國，作品從《法顯傳》始，至平居誨《于滇國行程記》止，共四十余部，涉及二十余個國家。緊承外國傳志之后的是行役記。它記載文人從駕、從征、遷謫、游歷等行程，范圍在中國王朝政區內。自郭緣生《述征記》至宋朝李用和《游蜀記》都是這類作品。交聘記晉以前很少見，南北朝時期，我國南北政權對立，后又由對立走向通和，交聘記則是南北雙方互遣使節交聘的記錄。唐宋續有撰寫，其作品自梁劉師知《聘游記》至宋人《軺車事類》共37部。

進入唐代，行記獲得了更好的發展機遇。唐人行記無論數量、種類還是創作水準都度越前古，且令宋以后各代難乎為繼。

外國傳志類別多樣，內容豐富。除舊有的僧人行記獲得大發展外，又新增了三個小類：一曰唐官奉使西域南海記，如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達奚通《海南諸蕃行記》。二曰外國僧人來華行記，如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伯3931號《印度普化大師游五臺山啟文》。三曰僧人國內游方記，如伯3973號《往五臺山行記》、斯529號《諸山圣跡志》。

奉使交聘記也非常發達。唐室一直很重視與周邊政權的關系，為此而采取和親、通商等手段鞏固發展雙方關系，經常派遣文武官員出使周邊民族政權，于是產生了大批記載通聘的行記，行役范圍主要不在域外，而在唐蕃之間，如顧愔《新羅國記》、平居誨《使于闐記》。既不記求法，也不關乎交聘，專載唐人在國內的巡幸、游幕、貶謫、奉使的作品，屬于行役記，如李翱《來南錄》、韋莊《蜀程記》。

形式的創新 隨著文學的發展，唐人行記形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首先是日記體的出現。中唐以前行記多采用綜述方式，或用筆記體去逐條記載，條目獨立性強，沒有一個中心，內容松散。至唐中葉，日記體出現，且運用的人越來越多。它記載的是距離不太長的旅行，內容較少，目標相對集中，人們就有條件運用日記體，逐日敘事或擇日記事。時間單位詳細到“天”，敘事更加清楚、細致和有條理，這正好滿足了一些人的寫作要求。于是一些長于敘事、有史才的作家首先開始嘗試使用，李翱《來南錄》就是這方面成功的范例。與此同時，僧人也采用這一體式。敦煌遺書中發現了六個卷號的往五臺山行記，其中有兩種采用了日記方式。不僅單篇作品用日記體，紀行專著如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圓珍《行歷鈔》敘述幾年的行旅也兼用日記方式。

形式創新的另一表現是韻散結合，敘事與抒情有機結合。韻散結合的形式發端于初唐，普及于中晚唐。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首創此法。其中有六處用了駢文，五處出現了詩歌。駢文出現在文末，用于贊頌;詩歌在文中，用于抒情。這種寫法直接影響了盛唐以來的行記。《唐大和上東征傳》就在作品末尾附錄了幾位日本人哀悼鑒真大師的詩歌。到晚唐，詩歌更發達，以詩入行記的做法更為普遍。王仁裕被命使高季興，作《南行記》述其自汴至荊南行程，錄道途賦詠及飲宴酬唱達百余篇。

內容的開拓 較之于形式的創新，內容上的開拓更能代表唐人行記的成就。唐人撰作行記，既有聞見之博，又據所歷為實。漢晉周隋使西、游西者無數，但都沒有留下唐人那樣清楚、詳細、質實的記載。唐人作品時空跨度大，涉及面廣，記敘體例也日趨詳明，內容可以分為政治、經濟、宗教與社會發展面貌四大類，每一大類下都有很多小類。即使敘行程，也由先唐的一兩句話的簡短概述變為對路線里程、地勢地貌、沿途風景的詳盡記載。體例的細化使得篇幅大增，《隋志》著錄的行記多在一兩卷之間，唐人行記有的則多達十余卷。

思想的時代性 唐人行記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思想內容。首先是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與種族優越感。唐前期國家疆域遼闊，萬國來朝，國勢的強盛大大提高了人們的民族自信心。玄奘、辯機、王玄策等發言吐論，事事處處體現了雄視四夷，以大唐這個大“我”為天下中心的時代精神。可到了中唐，四夷侵逼，國土日蹙，無數人民陷蕃，空前的民族危機，強烈的憂患意識，從來沒有這樣強烈地占據著文人士大夫的頭腦，無論是出使的外交官還是朝中公卿，大都留心國是，防邊御戎成了大事，中外華夷之別又鮮明起來，體現出有別于初盛唐而十分接近宋人的士風。在中唐，許多使蕃游邊的文人都曾激起過沉痛感、屈辱感，它已經是一種時代心理。唐人這種屈辱、沉痛的情感已開宋人使遼、使金行記之先聲。

文體特征與職能演變 先唐時古人尚質，行記有著很強的實用功能，所以都寫得比較簡古，用筆多平鋪直敘，絕少作增飾夸張，描寫、議論。到唐代，由于詩賦、駢文等韻文的廣泛運用，文學語言更加優美，流麗，人們樹立了更明確的寫作意識和更高的創作要求。很多人把行記當做文學作品寫，將詩賦駢文的那套手筆移到行記創作上來，行記的功能遂由專主敘事轉變為敘議結合，既能備載旅行所獲信息，又可抒情發感，功能擴大，容量增加，面貌也隨之由古樸趨于華麗。

從中唐至北宋，行記內部開始分化，部分保持晉唐風貌，比較古樸，部分開始借鑒游記的寫法，與游記在體貌上、寫法上都趨于混一。因此，行記的由唐遞宋，其與游記的聯系和區別仍然值得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