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與社會文化

文人入幕這一現象在唐代，特別是中唐相當普遍。《白居易集》卷四九《溫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判官制》云：“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權載之文集》卷三八《送李十弟侍御赴嶺南序》云：“士君子之發令名，沽善價，鮮不由四鎮從事進者。”文人入幕這一現象歷來為人們所重視。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八《唐武侯碑陰記》云：“唐諸方鎮以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聞場屋者，莫不為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為時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可見權德輿、白居易、歐陽修等對幕府制度和士人入幕的關注主要在史學方面。及至明胡震亨的 《詩藪》 已注意從文學角度去認識文人入幕的問題，他說：“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為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中葉后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要視其主之好文如何，然后同調萃，唱和廣。”

這就構成了幕府與文學關系研究的問題。在唐代文學研究中，幕府與文學之間的關系首先是在盛唐邊塞詩研究中被提出來的。大凡討論高適、岑參的邊塞詩與其經歷的關系者，都會提及他們的入幕經歷，但研究并不深入。事實上，唐代文學與幕府的關系不僅僅和邊塞詩相關，它和文學、史學的許多方面都有廣泛的聯系。

唐代幕府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一直比較薄弱，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是史學界對幕府制度的研究。唐代幕府，主要還是指方鎮幕府。研究唐代方鎮的著述有吳廷燮的《唐方鎮年表》，盡管他的研究對象不是方鎮幕僚，但他的工作為研究唐代方鎮文職僚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直接研究唐代方鎮幕府的著述有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其解決的角度是從制度入手討論方鎮使府的組織及其職掌^①。關于這方面的史學研究成果主要還有林朝巖《唐代方鎮使府僚佐任遷之研究》^②、礪波護 《唐代使院的僚佐與辟召制》^③、張國剛《唐代藩鎮使府辟署制度》^④、孫繼民《唐代軍事統帥僚屬制度及其對藩鎮形成的影響》(《河北學刊》1992年第6期)、盧建榮《中晚唐藩鎮文職幕僚職位的探討》^⑤、王德權《中晚唐使府僚佐升遷之研究》(臺灣《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第5卷)《唐后期有關方鎮使府僚佐辟署對象的限令》(《唐研究》第3卷)。

真正從全局來注意唐代文人入幕與文學創作的關系，或者說將之設計為一個學術專題來研究，應在20世紀80年代。1984年，傅璇琮在《唐代科舉與文學·序》中說：“我在研究唐朝文學時，每每有一種意趣，很想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有唐一代知識分子的狀況，并由此研究唐代社會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從科舉入手，掌握科舉與文學的關系，或許可以從更廣的背景來認識唐代的文學。如果可能，還可以從事這樣兩個專題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樣在地方節鎮內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學士。這兩項專題的內容，其重點也是知識分子的生活。我想，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特別是研究其文化形態，如果不著重研究知識分子的歷史變化，那將會遇到許多障隔。”1993年傅先生為戴偉華的《唐方鎮文職僚佐考》作序時，又做了進一步的解釋：“我這里提到的唐代社會兩類知識分子，一屬于知識分子的高層，即翰林學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們寵榮有加，但隨之而來的則是險境叢生，不時有降職、貶謫，甚至喪生的遭遇。他們的人數雖不多，但看看這一類知識分子，幾經奮斗，歷盡艱辛，得以升高位，享殊榮，而一旦敗亡，則喪身破家。這是雖以文采名世而實為政治型的知識階層。而另一類在節鎮幕府任職的文士，則是數量眾多，情況復雜。他們有的后來也躋身廟堂，但大部分則浮沉世俗，是在當時很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群體。”

唐代使府與文學關系的研究，是用傳統的文史結合的方法，從一個新的角度審視文學史，以探求文學生成的環境、作家活動對其創作的影響、文人群體行為對作品風格的制約等文學問題^①。

唐代方鎮與文學發生普遍聯系，是建立在方鎮制度轉變這一基礎之上的。唐代的方鎮使府制度以安史之亂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安史之亂前，節度使緣邊而設，數量有限，主要對付外患;其后節度使、觀察使等天下皆置，“開蓮花之府者凡五十余鎮”(符載《送崔副使歸洪州幕府序》)。除個別區域在一段時間內用于防御外患，大多方鎮的職責主要在區域治理，因此，首席長官的委任不再是軍人，絕大多數由文吏來擔任。由于方鎮職責的不同和長官性質的實際變化，僚佐的選任辟召相應也有了改變：幕職絕大多數為文人。這一點與朝廷的規定正相一致。朝廷明確提出，入幕者應有出身：“且無出身，何名入仕? ”(《唐會要》卷七九)有科第者即為文化人，方鎮使府的文化活動正是由他們共同完成的。

至德以后，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幾乎都有入幕經歷，或者以幕主身份辟召文化人在自己周圍進行文化活動。進入方鎮使府的知名詩人有杜甫、元結、李益、盧綸、劉禹錫、王建、李紳、元稹、姚合、杜牧、李商隱、溫庭筠和羅隱等，散文家有蕭穎士、李華、梁肅、權德輿、李翱、皇甫湜、韓愈、令狐楚、李德裕和孫樵等。不僅如此，如果考慮到入幕的每個作家周圍都有一批文化人，他們之間又會相互影響，那么，使府作家研究的意義已超出了單個作家研究本身。換言之，我們的注意力會更多地投向作家群體的研究。即使我們對單個作家進行研究，也會將之置于一個有豐富內涵的生動背景之中，正如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所說的，我們會去尋找和感受在藝術家周圍的齊聲合唱，去尋找和感受“群眾的復雜而無窮的歌聲”。我們也會真正理解“只因為有了這一片和聲，藝術家才成其為偉大”。

應該說，唐代幕府與文學之間的各種聯系造成了文學創作的多元和繁榮，這方面以唐代節度使、觀察使等使府最有代表性。戴偉華的《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在此做了很好的工作。這部著作對唐代文士進入方鎮使幕經歷的考索，向學術界展示了唐代下層知識分子政治、文學活動的一個重要側面，促使人們從新的角度對唐代士人的文學活動再加思考。作者在幕府與文學關系的宏觀把握下，從各類史書、文集、筆記、金石著錄中鉤稽材料，進行認真細致的考辨梳理，考出了節度使、觀察使府文職僚佐近四千人次，并盡可能地加以系年。通過這些研究成果，不僅可以了解文人在何時何地入何幕，還可以了解他們周圍的文人，他們的交往和創作活動。此書為唐代文學、史學工作者必備的很有參考價值的工具書，是研究幕府制度、研究幕府與文學關系的基礎。下面，就有關唐代文學與幕府的關系分五個方面加以闡釋。

注釋

① 參見《唐史研究叢稿》,新亞研究所1969年版。② 香港中文大學1972年碩士論文,未刊。③ 文載《唐代政治社會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年版。④ 文載《唐代藩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⑤ 文載《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下冊,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① 有關唐代文學與幕府的研究,主要參考戴偉華有關著作三種:1990年現代出版社出版的 《唐代幕府與文學》,199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唐方鎮文職僚佐考》,1998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