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詩經》·《詩經》的流傳與《詩經》學

《詩經》中所收錄的作品，從時間上講，跨度久遠;從空間方面看，地域遼闊;從作者的分布看，涵蓋了社會各階層和各部族。從這樣原初狀態的眾多歌詩里，選擇匯編成一部只有305篇作品的詩集放到讀者面前，這同漫長歲月中到處都飄蕩著歌聲的創作狀況是很難相合的。

這說明，上古時期的詩篇從原初創作、第一次歌唱，到早期流傳，到整理成三百篇之卷，其間經歷了漫長的流傳、匯集、有意識編輯整理的過程。

古人有“獻詩說”、“采詩說”，這是他們對《詩經》中作品由來的一種闡釋。《國語·周語上》說：“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①《國語·晉語六》也記載：“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國語》卷一二)這就是所謂的“獻詩”。《漢書·藝文志》載：“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補注》卷三○)《漢書·食貨志》載：“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漢書補注》卷二四)這就是所謂的“采詩”。

應該說上述記載是比較可信的，即當時的政治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因而提倡、鼓勵人們廣開言路，以批評、完善王朝的統治。這樣的措施自然會為詩歌創作提供一個較為寬松的環境，也會使一些詩人的創作積極性得到更好的發揮。

然而，這僅僅是從政治方面著眼，而不能視為對文學動因的合理解釋。有些詩人的確創作了批評社會現實、批評王朝政治的詩篇，但更多的創作，卻不是植根于“獻詩”制度。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構成文學的條件之一，而不是根本要素。詩人的詩情以其對社會、人生的理解、感受為基點，朋友的歡聚、離別，親人的奉養、眷戀、思念、傷悼，自己處境的順逆、生命歷程中的榮辱得失，都深深地震撼著他們的心靈，觸動他們的詩情，促使他們將這感受化作長吟短詠的歌詩。即使上層社會把這些詩篇當作了解社情民意的調查報告看待，也僅僅是文學接受中的特例而已，在更多的場合，歌詩的演唱，多出于人們愉情悅性的需求，如《禮記》《左傳》中記載的各種情境下歌詩、奏樂、賦詩的實例，都不以所謂“觀民風”之類的“高尚”動機為出發點。應該說，獻詩、采詩作為政治統治的措施之一，也曾經起過一定的作用。但是，詩歌從創作到匯集于王朝樂師手中，這僅僅是其從屬性的動機，更重要的在于賞心悅目的功能。如《儀禮·鄉飲酒禮》記載在宴飲間，樂師歌《鹿鳴》等詩以助酒興^②。孔子以《詩經》為教材教育弟子，也只是說“不學詩無以言”^①，而不管那些詩篇的政治意義如何。

《詩經》的匯集、整理以至于定本也是古代學者津津樂道的重要話題之一。《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②《史記》這一說法被很多學者接受，但也引起一些學者的思考和懷疑，其中重要的疑竇之一是： 當孔丘尚在幼年之時，吳公子季札出使魯國，魯國樂師為他演唱周樂，其次第為15國風、《小雅》《大雅》《頌》，與流傳下來的《詩經》次第完全相同。這表明，當時詩三百篇的整理工作已經基本完成(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很顯然，季札所欣賞的周樂同當時的孔丘沒有關系。這也說明，由前代眾多詩篇中選編為三百余篇，并不出于孔子之手。但是，孔子又確實對周代的詩樂進行了整理。《論語·子罕》記載孔子自己的話說： “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注疏》卷一○)同時，孔子又以 “詩三百”來進行教學。

如前文引述的《周禮·大師》中說“教六詩”，《周禮·大司樂》中說，“以樂舞教國子”^③，“以樂語教國子”。這都從一個側面說明周代樂師要收集并掌握樂詩，用以教育貴族子弟，培養他們的文學藝術修養，以便在日后的社會生活中能夠在一系列重要場合演奏、欣賞音樂，特別是懂得在祭祀、會盟等活動中如何應用音樂。于是，那些經常演唱、演奏和應用于重要場合的作品便流傳下來，一些很少欣賞、應用的作品，就漸漸為人們所淡忘，進而失傳。這也是文學藝術的自然淘汰。藝術生命力強的作品會經受住時代的檢驗，為一代又一代人所接受。

孔子以《詩三百》教育眾弟子，弟子們也繼承這一傳統，世世相傳相承。至漢代遂將《詩三百》《周易》《尚書》等，同其他文獻區別開來，奉之為“經”。從此，這些文獻被罩上神圣的靈光，一代代的經師從三百篇詩中引申出精深的哲理、高尚的道義乃至社會理想。于是，這些曾經激動過商周詩人的詩歌，被附會到圣人身上，變成了“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①的圣經法典。西漢王朝設立專門講授儒家經典的官職即博士。其中以研究、講授《詩經》著稱的學者有齊人轅固生、魯人申培、燕人韓嬰，他們“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②。也有的學者沒得到西漢王朝的承認。戰國后期魯人毛亨為《詩經》作故訓傳，以授趙人毛萇。毛萇在河間傳授《詩經》。這些人對《詩經》的解說各有特點，遂形成不同的學派，稱為“四家詩”。西漢后期，毛詩學派的影響日漸增大，到鄭玄為《詩經》作“箋”，毛詩學派終于壓倒其他三家，得到王朝和學術界的認同。流傳到現在的《詩經》，就是毛詩學派的傳本和解說。

在《詩經》的流傳中，做出重要貢獻的學者很多。以毛傳、鄭箋為代表的漢代《詩經》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古訓，對相關的文物制度頗多闡釋。但毛詩于每首詩前有小序，以解說作詩宗旨，頗多牽強。鄭玄《詩譜》也出自臆斷。宋代從歐陽修、王安石起，便對毛詩學派提出非議，鄭樵、朱熹等則力斥小序之非。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成果是朱熹的《詩集傳》。清代初期，學者兼采漢學、宋學;乾隆年間，學風一變，重考據，崇尚征實，不務空談;嘉慶、道光以后，西漢今文經學得到發揚，學者強調研究中的人文關懷。清代在《詩經》研究中出現了一批可貴的成果，陳奐的《詩毛氏傳疏》、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等為其杰出代表。

進入現代社會以后，《詩經》研究的課題很多，學科分化也更明朗，大體可分為四大類：文本的研究，語言文字的研究，《詩經》學的研究，名物的研究。四類的研究欲深入一步，雖在選題方面有所差異，但又不能割裂，甚至還要借助于其他學科的新的進展與發現。如本文的研究，不通過對語言文字的準確把握，不建立在對名物制度的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其說便會流于臆斷。對文本的解說是發掘不盡的，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考古學的發展，也必然對當時人的精神、文化、文學藝術取得新的認識。其他如古文字的出土，古遺址和古文物的發掘，也都會對《詩經》的語言文字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

《詩經》是中華民族早期文學創作的優秀成果。歷代人民都喜愛它，學習它，欣賞它。《詩經》中所表現出的文學修養、文學表現方法和文學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影響了無數詩人、作家和文學愛好者。它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學遺產，也是世界人民寶貴的文學遺產。

注釋

① 《國語》卷一第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② 《儀禮注疏》卷九,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本。① 《論語·季民》,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② 《史記》卷四七,中華書局1962年版。③ 《周禮注疏》卷二二,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本。① 《毛詩正義》卷一,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本。② 語出《漢書·藝文志》,見《漢書補注》卷三○,中華書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