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楚辭·屈原的生平與思想

屈原是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家，生活于楚懷王、楚頃襄王時代。后人據《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二句推測其出生年月日，諸說不一。鄒漢勛定為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3)正月二十一日，郭沫若定為楚宣王三十年(前340)正月初七日，浦江清定為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湯炳正定為楚宣王二十八年(前342)正月二十六日。又據《哀郢》《懷沙》及《史記·楚世家》推測其卒年月日，亦無確證。黃文煥定為頃襄王十年(前289)，林云銘定為頃襄王十一年(前288)，蔣驥定為頃襄王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前286-前283)，劉夢鵬定為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屈原生平資料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史記·楚世家》及劉向《新序·節士》。屈氏與楚王同姓(羋)，楚武王子瑕食采邑于屈，因以為氏。屈原年輕時曾得懷王信任，任左徒，史稱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懷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派屈原起草改革朝政的憲令，在草擬階段，上官大夫代表保守勢力要修改其中有關條文，屈原不同意。上官大夫惱怒異常，讒于懷王，云“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懷王“怒而疏屈平”。屈原后任三閭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王逸《楚辭章句》)。屈原疾王聽不聰，讒諂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憂愁幽思而開始創作《離騷》。

楚懷王十六年(前313)，秦惠文王欲伐齊，令張儀厚幣委質事楚，誘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楚絕齊。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結果受騙，未得其地，懷王怒而伐秦，秦楚由是交兵。十七年(前312)，秦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取楚漢中地六百里。十八年(前311)，秦因暫不能滅楚，且齊楚復交，愿割侵占的漢中以和楚，懷王云：“不愿得地愿得張儀而恥焉! ”于是張儀又至楚，用厚幣賂用事者靳尚、寵姬鄭袖，使懷王釋去張儀。時屈原出使齊國剛返，諫懷王云：“何不殺張儀? ”懷王悔，追張儀，不及。懷王二十四年(前305)，楚背齊合秦，往秦迎婦。一向堅持聯齊抗秦的屈原因諫懷王合齊，被貶斥到漢北之地，《抽思》云：“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睉淹醵四?前301)，秦與諸侯兵擊楚，殺唐眛，取重丘。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秦復攻楚，大破楚，殺二萬，將軍景缺死。懷王三十年(前 299)，秦復伐楚，取八城。時秦昭王欲騙懷王入武關，懷王輕信欲行，屈原諫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 ”懷王之子子蘭勸行，云：“奈何絕秦歡? ”懷王卒行，果為秦扣留。楚立懷王子橫，是為頃襄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頃襄王三年(前296)，懷王客死于秦而歸葬，“楚人憐之，如悲親戚”，楚人由是怪子蘭勸懷王人秦，客觀上則肯定了屈原判斷之準確。子蘭乃唆使上官大夫向頃襄王誹謗屈原，頃襄王怒而將屈原從漢北放逐到江南地區。屈原“上洞庭而下江”，輾轉沅、湘一帶，故都日遠，長年不復，“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于無可奈何之際，自沉于汨羅江中。

郭沫若說：“他的時代的確是群星麗天的時代，而他在這個時代中尤其是有異彩的一等明星?！?《屈原研究》)屈原，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位大詩人，是一座跨越時空的豐碑，也是一個豐富、復雜的“模式”載體。他是一位失敗的政治家，卻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型詩人。他的思想受到儒、法、道等諸家影響而自成一家。他追求的“美政”內容為：君臣契合，舉賢授能，從而對內實行改革，對外聯齊抗秦。屈原在作品中從來沒有直接點到先秦的哲學家、思想家，諸如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吳起、商鞅等，而提到了一些前賢，如摯(伊尹)、咎繇(皋陶)、傅說、呂望、寧戚、百里奚，往往吟唱他們生得其時，羨慕他們巧遇明君，向往他們有所作為;又提到不少“前修”，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往往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佩服他們的忠而死節。可見屈原是著眼于君臣契合、身為忠臣這一角度，所以考慮的視野也不僅限于楚國，他對出仕他國、別國得志也沒有明顯的非議?！峨x騷》曾借靈氛之口說：“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接著又借巫咸之口道出求仕標準：“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穫之所同?！鼻墙桁`氛、巫咸之口揭示了當時的社會風尚：“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揚雄《解嘲》)他們往往大國觀念牢固，有的還提出“王天下”、“定于一”的理想，而小國觀念比較淡薄。對于有抱負的知識分子來說，仕于本國還是仕于別國，是沒有愛國不愛國的區別的。而屈原對楚國執著深沉的熱愛、眷戀，亦與他的忠君思想有關。屈原與楚王同姓，身為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面對“反復之不聽”，卻未生“易位”之思(《孟子·萬章》下)。作為臣子，屈原對楚懷王，還是有清醒、痛苦認識的，《離騷》云：“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奔瓷环陼r，沒有遇到明君在位、舉賢授能的禹、湯、文、武時代。楚懷王，作為一國之君來說，面對內政的腐敗黑暗、外交的復雜激烈、對手的強硬奸巧，在主觀素質上完全不具備“明君”的條件。他雖不是暴君，不是桀、紂那樣的無道之君，但他既不會挑、也挑不動這副艱巨的擔子，因而在那天翻地覆的亂世，必然要被歷史所淘汰。屈原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這種人身上，李贄曾譏為“雖忠亦癡”(《焚書》卷五)。不過，我們還應該看到，屈原的忠君亦包含著對國家命運的關心，“恐皇輿之敗績”，不只是擔心國君不走正路而摔跟頭，更擔心國家日益削弱而有覆滅的危險。他對楚懷王的怨，有著恨鐵不成鋼的特定內涵，包含了無比強烈的對國家的愛。故司馬遷稱為“存君興國”，朱熹稱為“忠君愛國”。此外，戰國是社會劇烈變動的時代，社會意識呈現出復雜的面貌。人們的價值取向、是非判斷往往具有多重因素，但并不妨礙我們對屈原愛國思想的發掘與肯定。屈原既不是宗族觀念極重的在朝貴族，也不是一個只愛楚國而目無“天下”、心胸狹窄之士，他并非沒有離楚他仕之念，但至死不離開楚國、摯愛父母之邦，作為一種美好的情操、感情，雖然還不可能升華為一種排他性的、非信守不可的政治倫理道德——“愛國主義”，但他的實踐、追求、探索，卻對中華民族“愛國主義”觀念的逐步形成，具有不容忽視、無法回避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屈原成為“中華魂”，歷代“愛國志士的楷?！?，忠心為國、敢赴國難、舍身殉國的志士的“崇拜者”。從這一角度出發，稱屈原為“愛國者”、“愛國詩人”，說屈原具有“愛國精神”、“愛國思想”，也是比較合適的。

平心而論，屈原的偉大之處，并非他那至死不離開楚國的實踐行為，而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人生的進取模式，其內容包括：第一，忠君愛國。他對楚國懷有“深固難徙”的鐘愛，有一種超乎尋常的深沉眷戀情緒，本國沒有希望，甚至遭禍殞身，但他仍然希望存君興國;受到疏遠、流放之后，他怨君更忠君，將“俗之一改”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因而有戀闕思君、表白陳情的傾訴，有抨擊群小、以顯己美的對比。第二，獨立不遷。屈原廓其無求，頭腦清醒，獨立于世，橫而不流，他追求正直、光明，鄙視周容、佞曲，即使備受摧殘，窮困煢獨，謠諑攻擊，無人支持，也不改弦易轍。為了保持美好的人格、操節，他犧牲了歡樂、升擢，也犧牲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更犧牲了比生命還貴重的“修名”。第三，上下求索。對理想、對真理、對美政的追求，執著不懈，不屈不撓。第四，好修為常。屈原說過，“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薄Ｒ黄峨x騷》，言修者凡十一，志行高潔，仍不斷磨煉，提高，完善。與眾不同的是，屈原汲汲以求的是以上四項的“全能”，力圖將執著不舍的深切眷戀、不屈不撓的斗爭意志，堅韌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質，“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種超越現實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偉大、獨特之處，亦是其痛苦、悲劇之源。因為根據當時的環境、條件、氣氛，屈原是無法進行“全能”操作的;若要操作，必有舍棄;若不舍棄其中一部分，則不僅不能實現、實施、嘗試，而且連自身也難以保全，所以就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難以解脫。屈原遭到接二連三的打擊之后，面臨的已不是“進與退”、“仕與隱”、“成功與失敗”的選擇，而是“玉碎與瓦全”的選擇。屈原克服了短暫的思想動搖，始終堅持“全能”，決不輕易舍棄其中任何一項。因此以其生命與“修名”為代價，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完美的人格典型。屈原的悲劇，正源于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而他的矛盾正是他的人格的體現、他的“美”的張揚，而他也就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