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民族關系·宋遼夏并立形勢與北宋文學的革新及繁榮

北宋時期，漢族王朝與地處東北的契丹族王朝——遼，和建國于西北的黨項族王朝——夏，長期處于三國并立狀態。其中與遼的關系始終是宋朝社會發展至關重要的外部因素，從宋太宗滅北漢之年(979)發動攻遼之戰到宋真宗1004年簽訂澶淵之盟的二十余年間，宋與遼的關系大致經歷了由軍事進攻到相持和解的過程。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實為宋、遼力量平衡的結果。與西夏的關系略有不同，大致趨勢為：和——戰——和。總之，宋與遼夏關系的主流為民族和解。而其間的戰和變化，對于靖康事變前文學發展進程及創作風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促進了文學革新的興起與發展，(二)為北宋文學的全面繁榮創造了條件。

戰場上連連失利和故地收復的無望，對于開國不久的宋朝士階層的心理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挫傷和刺激，不能不引起他們對現實的思考和變革的要求。在這種形勢下，沿襲五代輕淫奢靡風氣的文壇也開始出現了革新的呼聲和跡象，強調文學教化作用的“文以載道”觀念被重新強調。王禹偁是這一革新呼聲中最有力的倡導者，他明確提出“革弊復古”^①的主張。這一主張實際上是根據儒家文學觀將文學作為其政見的一種特殊的陳述方式和補充，而其政見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即是當時對社會有著重大影響的民族關系，這在他上太宗的《御戎十策》和上真宗的《疏言五事》等文章中看得十分清楚。王禹偁所復之“道”名為復古，而著眼點則是宋朝的社會現實——自然包括事關宋朝生存環境的宋遼夏關系。王禹偁倡復古革新之議并非僅為“邊事”，但“邊事”確為其中一個基本動因。作者詩文中大量有關這方面內容的作品即是一個有力的說明，如散文《唐河店嫗傳》、古賦《大閱賦》及詩歌《戰城南》《懷賢詩》《對雪》等。這種情況也反映在當時活躍于文壇的其他一些著名作家的創作中，如在柳開的《代王昭君謝漢帝疏》、穆修的《上大名陳觀察書》，都可看到民族矛盾濃重的影子。嚴峻的民族關系形勢，使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意識到了文學之于民族振興的責任，詩文革新由此而濫觴。

到了北宋中葉，宋初文壇以復古為旗幟的詩文革新呼聲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的響應，已形成了一個范圍廣泛的詩文革新潮流，宋、遼、夏關系當是這場文學變革的主要推動力之一。石介曾著《怪說》等文猛烈地抨擊佛老，影響很大。他之所以排斥佛老是因為佛老乃夷狄之教。佛教由古印度傳入，而道教則中國土生土長，也被視為異類，這大概與當時道教在少數民族統治的北方發展迅速有關。作為詩文革新旗手的歐陽修，在排佛問題上與道學家完全一致，其《本論》三篇，斥佛教為“奸邪”，依據也是佛教由外族傳入。石介和歐陽修從夷夏之辨的高度反佛，不容忽視的現實背景即是北方少數民族勢力對宋王朝統治的威脅。無疑，民族關系是當時士大夫憂慮的中心，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說得十分清楚：“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系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他鼓吹詩文革新是為了使文學有用于世，有利于宋朝積弱積貧狀況的改變而使“中國”增強“制夷狄”的力量。因此他要求創作“中于時病，而不為空言”^①。不可否認，對民族關系的關注和民族意識的強化，是北宋中葉詩文革新熱潮形成的基本社會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主張補世干政的文學觀念和對于“夷狄服叛”問題的關注，又促使當時的文學家們直接將民族和邊塞問題納入創作的視野。許多詩文名篇都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如歐陽修的《邊戶》、蘇舜欽的《慶州敗》、王安石的《河北民》、蘇軾的《教戰守策》等。

不僅詩文中產生了大量憂國患邊的作品，即使“淺斟低唱”的曲子詞這時也悄然出現了一些與民族矛盾相關的內容，如范仲淹《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的創作環境和內容皆為宋與西夏對峙的西北邊塞。又如賀鑄《六州歌頭》(少年俠氣)中“笳鼓動，漁陽弄”的描寫也是指宋與西夏的戰爭。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所表達的“西北望，射天狼”的愿望也是針對西夏而發。考察詞體演變史，上舉之例正是北宋時期豪放詞風的代表之作，以蘇軾為代表的這類風格豪雄的詞作在體式上與傳統的婉約體已迥然有別，被稱為“東坡體”^①。可見，宋朝民族矛盾的尖銳和激化對于詞風的轉變也是一個重要的促進因素。這種豪放詞風所體現的陽剛之氣和壯偉之美，無疑正是一個弱勢民族在強族壓迫之下所急需的精神素質。體現著民族抗爭精神的“東坡體”雖然在當時沉溺于柔靡香風的詞壇上未能得到廣泛認同，但它卻成了后來民族危亡時刻人們抒寫抗敵救國情懷最有力的詞體范式。

宋遼“澶淵之盟”訂立之后，中國境內的兩個主要民族的關系由對抗走向了和解，由軍事攻伐變為和平競爭。宋遼和解后，宋朝以對遼相似的辦法，換取對夏的妥協，西北邊境也得到了暫時的安定。北宋社會由此進入了以內部建設為主的和平發展階段。作為這一時期最重要政治家的王安石在神宗即位(1068)后曾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這樣評述當時的民族關系：“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寧屈己棄財于夷狄，而終不忍加兵……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于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所謂“棄財于夷狄”即歲輸銀絹于遼、夏，這實際是根據當時的民族實力對比而采取的一種“以錢物換和平”的妥協政策，由此而達成的民族和解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三邊罷警，俱息于戰爭”，給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北宋因此“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辟”^①。民族關系的改變，從總體上改變了文學創作環境，影響到文人的命運和心態，文學創作也由此出現了許多新的面貌，特別是隨著詩文革新的深入和成功，宋代文學逐漸進入了一個全面繁榮的新時期。

因妥協而形成的民族和解局面，對于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心態影響是深刻的。他們普遍懷有一種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不得不接受無法恢復漢唐故地而必須與異族相安共處的現實; 一方面又心有不甘，總是希冀有朝一日中國振興，夷狄歸附，從而一統天下。這種心態在宋的文學作品中也表現得十分突出，宋人作品中縈繞不去的“明妃”情結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檢索歷代詩詞作品用王昭君事的數量，宋代146次，大約相當于宋前各朝的兩倍。宋人詠昭君詩中最著名的當為仁宗朝嘉祐年間王安石等人的《明妃曲》唱和之作了。王安石首唱，作《明妃曲》二首，后有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劉敞、韓維等人相繼賡和，成一時佳話。盡管這些作品立意和風格不盡相同，但在悲憫王昭君遠嫁胡地的不幸和譴責漢主“計拙”這兩點上則是一致的。宋人對昭君的詠嘆，實際上是當時宋朝與契丹、黨項妥協媾和之事在他們心理上的一片濃重的投影。顯然，宋朝以銀絹換和盟而永遠失去塞外故土的事實，正如同昭君為漢廷“結歡萬里外”^②的和親之舉，是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結果。文學創作中的“明妃”現象反映了當時文人心態的一個重要側面，屈辱感伴隨著無奈、感傷和怨恨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的一個普遍情調。

澶淵之盟后北宋文壇上的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是“西昆體”的產生。西昆體在當時和后世多受指責，其中難免有過激之處。至少應該承認，西昆體的出現是宋詩走向繁榮的一個標志。歐陽修為西昆派后學晏殊所撰《神道碑銘》稱：“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實際上，這里指出的社會文化環境也正是西昆體興起的時代土壤。遼宋媾和后北宋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歷來奉行右文政策的朝廷此時著手實施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建設舉措，《冊府元龜》的編纂即是其中之一。由此給一大批文人提供了一個悠游閑雅的環境與平和覃思的心境，于是才可能產生這樣相對集中的賦詩唱酬活動。實際上，民族關系與西昆體之間還有著更深層的內在聯系。“西昆體”代表作家楊億(974—1020)的情況頗可說明問題。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侵，“獨楊億與寇準激切上書主戰”^①。宋遼雙方終在宋占相對優勢的情況下訂立了澶淵之盟。楊億后來因此而受到排擠。民族的屈辱和個人的不幸，使他內心抑郁苦悶。就在這時，他接受了李商隱。顯然，這是由于義山詩那濃重的感傷情調和憂患意識以及委婉多諷、意象朦朧的風格與他此時的心境正相契合。可見，西昆體的產生，與當時民族關系的變化和由此而形成的文人心態有著不容忽略的聯系。

由于外部民族矛盾的緩解，士大夫文人也將關注社會的重點轉移到了國家內部。與契丹、黨項交鋒而屢屢敗績的嚴峻現實，使他們不能不憂心忡忡，不能不反思問題的癥結。由此改革圖新、富國強兵成為強烈的社會訴求，于是范仲淹領導的“慶歷新政”和王安石所主持的大規模變法相繼出現。特別是王安石變法給北宋政治以深刻的影響，并由此影響到士大夫文人的命運、心態和他們的文學創作。正是在這一時期詩歌形成了以“蘇黃”為代表的“宋調”，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基于變法和黨爭而出現的文壇變化雖然難以說是由民族關系的變遷而直接引起的，但北宋中葉所出現的民族和解、國內承平的大背景無疑是其必不可少的前提。

民族和解與承平時代的到來，對于北宋文學產生的另一個重大影響是促進了市民文學的興盛。自澶淵之盟訂立和與西夏議和后，邊塞戰爭已基本停止，盡管每年要向遼、夏輸銀、絹數十萬，但這“歲幣”只占宋朝政府收入的一小部分，其代價無疑要比戰爭費用來得低廉。和平的環境給城市和商業的發展帶來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幾十年間生產持續發展，經濟高度繁榮，特別是城市手工業和商業發展迅速，促使了城市、城鎮乃至草市的興盛。汴京、杭州、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達10萬以上的大城市。都市中坊(居住區)和市(商業區)的界限和夜市禁令的取消，為商業和娛樂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環境。此外，宋王朝優待士大夫，官員的俸祿及貼補收入比較優厚，宮廷和官僚階層的生活奢華，一般市民也以奢靡為尚，享樂之風彌漫于整個社會。繁華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類以娛樂為目的的文藝形式，說話、雜劇、影劇、傀儡戲、諸宮調等藝術迅速興起和發展，而詞則成為宋代最為耀眼的文學樣式。設想如果邊釁不斷，即使宋朝最終能免于亡國命運，那戰亂所留下的凋敝的經濟和病疲的人民也只能勉強維持帝國大廈于不傾，何談城市的繁榮!而依賴于此的市民文學自然也無從發展和興盛。

注釋

① 《送孫何序》,《小畜集》卷一九,四部叢刊本。①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歐陽文忠集》卷六七,四部叢刊本。① 參見五卷本《遺山先生新樂府》卷一《鷓鴣天》(煮酒青梅入坐新)、卷三《定風波》(離合悲歡酒一壺)。① 《宋史》卷一七三,中華書局排印本。② 宋韓維《和王昭君》,《全宋詩》卷四二○。① 參見陳師道《后山談叢》,四部備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