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原始宗教·《詩經》和原始宗教

《詩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學術界通常認為它產生于春秋中期以前，它較為全面地反映了西周以前的社會風貌，也為中國詩歌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關于《詩經》和原始宗教的關系，可以從《詩經》的產生、搜集、功用、內容考訂、藝術特征等多方面進行探討。

《詩經》的產生，古有“獻詩”的說法。《國語·周語上》說：“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左傳·襄公十四年》論王朝政事包括“史為書，瞽獻詩”等內容。《詩經》中一些關于時政的詩篇，大約與獻詩的制度有關。但《詩經》中還有大量的宮廷祭祀樂歌和民間歌謠，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周朝的王室祭祀樂歌，如《周頌》以及《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都是祭祀周族祖先的樂歌，自然應該出自王朝的祭師或樂太師之手。民間歌謠的搜集，則有“采詩”一說。《漢書·食貨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則《詩經》中的大量作品，尤其是《國風》部分，是從民間采集而來的。那么，這些非常活潑、生動的詩歌，為什么會受到朝廷和樂太師的重視呢?是不是如前人所說的那樣，是為了“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呢?

《詩經》中的民間歌謠，有很多是直接產生于民間祭祀活動之中的。如《鄭風·溱洧》一詩，描寫了男女青年的愛情生活。《韓詩》注此詩曰：“三月桃花水下之時……當此盛流之時，眾士與女方執蘭而拂除。”拂除，即是祓除，是一種民間驅邪的巫術儀式，而民間巫術宗教活動，又與民眾的節曰性狂歡有關，會誕生大量的愛情詩歌。法國學者格拉耐把《國風》中部分詩歌分成“田園的主題”、“村落的戀愛”、“山川的歌謠”三個類別進行研究。在對數十首詩歌進行精細分析的基礎上，他認為這些歌謠是“季節祭的宗教感情的產物”，他認為“歌謠在其經典的正統性的背后表現了隱蔽的古代習俗。歌謠顯示了在古代存在著決定中國農民生活和男女關系韻律的季節性的田園祭禮，它不加掩飾地反映了在定期的集會和分居期間，青年男女的心底的感情，并具體生動地反映了戀愛是從怎樣的感情中產生的，同時這種感情與社會的習慣與一定的社會組織具有怎樣的關系”^①。該書還以鄭國的春季祭禮、魯國的春季祭禮、陳國的祭禮、春天的王祭等四個地域性的祭禮為例，并從“季節主義”、“圣地”、“競爭”等角度，對春秋時期的宗教禮儀進行了更進一步的說明，與《詩經》尤其是《國風》部分的詩歌相對照，以說明《詩經》中民間歌謠的產生過程。這一研究具有相當的啟發性。其實，對中國原始宗教的進一步研究還可以發現，《詩經》的歌謠不僅有誕生于季節祭的群眾性活動中的，還有些詩歌本身就是用于儀式之中的。比如《周南·漢廣》《秦風·蒹葭》這樣的表達無望愛情的詩篇，實際上正同于楚辭中的《九歌》，是以人神戀愛的方式祭祀水神時所表演的歌謠。

由于民間歌謠產生的宗教性原因，我們也可大致推斷，這些歌謠被搜集、整理，其主要功用，亦在于宗教祭祀或公私禮樂，而不是出于純粹的政治目的。《儀禮》記載了“鄉飲酒禮”中用詩的情況：

……設席于堂廉東上……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鄉飲酒禮是一種較為正式的民間禮俗活動，是由公共祭祀演變而來。《儀禮》未必反映了春秋時期的真實情況，可能附加了儒家的理想成分。不過，我們相信，西周和春秋時期，大量的宗教祭祀儀式，正向社會禮俗轉變，禮儀制度也越來越繁雜，因此，在這一過程中，需要使用到更多的歌謠，這才有“采詩”活動。朝廷和大夫的朝聘、宴享等活動，亦是如此。鄭玄注上所引《儀禮》文曰：

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綿》，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

朝廷、諸侯、大夫有著大量的禮俗活動，而且這些禮俗活動，都需要用樂，這就導致了“獻詩”和“采詩”制度的出現。至于春秋時期普遍盛行的“賦詩言志”，也是以詩歌本身的宗教文化因素為前提的^①，因此才具有某種神秘的色彩。

至于對《詩經》內容的理解，也是不能完全離開原始宗教的。純粹用于宗廟祭祀的詩歌，如《頌》以及周人祭祖的部分《雅》詩，它們的宗教內涵自不待言。普通的雅詩，或風詩，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不斷有學者嘗試著從原始宗教的角度予以新的解釋。代表性的如聞一多認為《大雅·生民》中的姜嫄“履帝武敏，歆”，實際是古代祭祀儀式的一部分，他認為，所謂“履大人跡”的傳說，不過是一種祭祀舞蹈：神尸舞于前，而姜嫄隨其后，舞后相攜止息，因而有孕^②。這一說法，雖常有人加以修正，但基本已被后人接受。再比如今人葉舒憲著《詩經的文化闡釋》一書，第二章以咒祝、祈禱等原始宗教文化論《騶虞》《關雎》《卷耳》《苤莒》《柏舟》《大車》《葛生》《素冠》《巧言》《巷伯》等。可以相信，《詩經》中有相當一部分詩歌是屬于原始巫術文化的祝咒，比如也有人認為《魏風·碩鼠》是一首殺祭圖騰的詩，并舉弗雷澤所著《金枝》中采集的原始部落殺祭圖騰的儀式來證明，這些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詩經》本身的抒情性特點，決定了它的敘述內容簡略，這就為我們的解釋留下了較大的空間。尤其是在對個別篇章、甚至是詩句的研究時，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往往容易從一些文化模式出發，有可能將一般的抒情詩套上原始巫術儀式的外衣，從而顛倒了研究手段和研究目的。這一點是我們尤其要加以注意的。

“六義”的具體內涵，是《詩經》學的重要課題。而“六義”之中，學者以體裁論風、雅、頌，以創作手法論賦、比、興，其中尤以“風”和“興”最有意味，也最難考究。后世學者一般以音樂性來論風，如宋代鄭樵說：“風者出于風土，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六經輿論》)朱熹說：“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詩集傳》)近人顧頡剛說：“所謂國風，猶之乎說‘土樂’。”(《論詩經所錄全為民歌》)但如果考慮到《詩經》時代“風”義的廣泛性，比如《國語·周語下》的“聲以和樂，律以平聲，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論語·先進》中的“風乎舞雩”，以及《詩大序》所謂“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等，都與詩樂有些關系，但又都不能僅以鄉土音樂來概括。所以，對“風”的研究，仍未能盡如人意。從原始宗教文化的角度出發，也許我們能有所發現。在甲骨文中，“風”意是通過“鳳”字表達的，也就是說，在原始思維中，自然風正與神鳥鳳是二而一的東西。古人對四方風的推崇，以及以鳳鳥氏為歷正，即說明了風的神性特征，也說明了它和人類生活的緊密聯系。因此，胡厚宣說：“所謂四方和四方風名者，在殷人心目中，都是一種神靈。”^①風，因其自然和神性的雙重特征，又被認為是祭祀音樂的來源。泠州鳩說：“天子省風以作樂。”(《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所以，此后的神話傳說中，鳳鳥的出現總是和歌舞音樂相伴，如《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五彩鳥即鳳。也就是說“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演變為祭祀樂歌之稱了，所以才有“樂太師，知風聲音”(韋昭注《國語·周語上》)之說。因此，“風”到周時有祭祀樂歌的含義。曾皙所謂“風乎舞雩”即是說在雩祭禮儀上的歌和舞，《詩經》所謂“風”，指的也是祭祀樂歌。由此而引申為教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至于“興”，通常被理解為一種詩歌修辭手法，它的最基本的含義就是起頭，但有時也有模糊的象征意義。用這一可有可無的修辭性特征來理解古人甚為看重的“興”，似乎過于簡單。聞一多早在1945年著有《說魚》一文，揭示“魚”在遠古時代被人們當做“配偶”和“情侶”的隱語，在《國風》中是情人之間的互稱。之所以人們需要隱語是由于原始宗教中的沓布(禁忌)的作用。魚類意象在《詩經》中多為起興所用，所以，聞一多就將隱語和“興”劃為等號。文化人類學家對于魚形圖像的研究也證明魚與性有關。在這一觀點的啟示下，今人趙沛霖著《興的源起》一書，特別從原始宗教信仰的角度，較為系統地探討《詩經》中的“興”。他在該書的第一章中，就《詩經》中的鳥類興象、魚類興象、樹木興象、虛擬動物興象等做了細致的研究，認為它們分別與原始宗教中的圖騰崇拜、生殖崇拜、社樹崇拜、祥瑞觀念有著一一對應的關系。比如，在論及樹木興象時，他指出古代祭社之處必植樹，古人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初學記》卷一三引《尚書·無逸》)這些就是所謂社樹，“長期的宗教生活所形成的關于社的宗教意義，諸如福祿、國祚、國運以及宗族祖先、故里親戚等內容，同時也就形成了作為社樹的宗教意義”^①。那么，像《唐風·杕杜》所云：“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其中的杕杜就不是普通的開頭，唐地民間以杜樹為社樹，而這首詩中明言詩人遠離家鄉，流離途中，心中鄉里之思，則在對杜樹的歌詠中流瀉而出。那么，這一興象正是宗族故里的一種象征，是宗教感情對個人遭際的一種回應。由于歷史久遠，那些宗教生活已經離我們很遠了，我們也就無從理解這些興象背后的宗教情感，也就不能了解“興”的真實含義，就只好把它看作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朱熹《詩集傳》)了，這就使得《詩經》的意蘊大為削弱。趙沛霖從原始宗教角度的研究，雖不能說盡善盡美，但卻開拓了《詩經》“興”研究的新氣象，也見證了原始宗教文化對《詩經》研究的巨大意義。

注釋

① 格拉耐著、張銘遠譯《中國古代的祭禮與歌謠》第141—142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① 參見過常寶《從詩和史的淵源看“賦詩言志”的文化內涵》,《學術界》2002年第2期。② 參見聞一多《姜媛履大人跡考》,載《中央日報·史學》第72期。① 胡厚宣 《釋殷代求年于四方風的祭祀》,《復旦學報》1956年第1期。① 趙沛霖《興的源起——歷史積淀與詩歌藝術》第4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