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nèi)容·先秦諸子散文·法家著作

法家著作主要有《管子》《商君書》《韓非子》《諫逐客書》。

《管子》是管仲學派的著作匯編，多數(shù)文章可能出自戰(zhàn)國中后期齊國稷下學者之手。他們或搜集管仲佚文逸事，或采錄齊國官私記聞，或假托管仲名義立說，或兼取稷下各派講學資料，混合編輯成這部規(guī)模巨大的文獻集。秦漢之際可能又有所增益。西漢末年，劉向編定為86篇。今本篇數(shù)與之相同，但其中10篇有目無文。全書思想以法家居多，也有道家、名家、兵家、陰陽家和少許儒、墨成分。

《管子》的文體，大部分是議論文和說明文，有一部分記敘而兼議論，或故事與對話相混合。體例駁雜，語言風格和文字水平很不一致，顯然沒有經(jīng)過統(tǒng)一加工。

從文學角度看，《管子》 中令人感興趣的是歷史傳說和寓言故事。關于齊桓公如何任用管仲成就霸業(yè)的事跡寫得較為具體?！洞罂铩菲獛缀跏腔腹炯o，史實綜合《左傳》《國語》，大致可信，有些場面和情節(jié)經(jīng)過夸張。有些歷史故事帶有一定訓誡意義，如《小稱》篇鮑叔勸桓公“勿忘在莒”，以及易牙作亂，桓公餓死等，后人經(jīng)常引用。桓公關門與管仲謀伐莒縣，謀未發(fā)而已聞于國中?；腹凡樾姑苷?，原來是送飯的小臣從君臣說話時“口開而不合”、“舉手而指”等動作猜出來的。類似當時所謂隱語以及后世的筆記小說。

《輕重》篇集中反映經(jīng)濟思想和商業(yè)活動，記錄齊國如何采用權謀詐術，操縱各諸侯國市場，控制物價貴賤，達到經(jīng)濟和政治目的。如“謀魯梁”故事，故意讓鄰國經(jīng)濟畸形化，成為單一的依賴型原料供應地，從而加以控制?！瓣幚镏\”利用其霸主地位，把普通物品規(guī)定為特殊禮品，抬高價格，又搶先準備好這類物品，待機出售，大獲其利。在國內(nèi)則采取政治表彰和經(jīng)濟干預等手段來推行某種經(jīng)濟政策，如表揚私家修倉儲糧備荒，鼓勵借貸，干預集市貿(mào)易，壓制商業(yè)活動，利用天象號召國民備戰(zhàn)防災。這些故事不可能是春秋時的實錄，但體現(xiàn)了戰(zhàn)國后期學者自覺運用經(jīng)濟規(guī)律的智能。先秦古籍中記經(jīng)濟活動者以《管子》為最豐富，故在經(jīng)濟思想史上十分珍貴，在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題材^①。

《管子》的議論文不乏佳作。如《牧民》篇提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薄皞}稟實則知禮義，衣食足則知榮辱?！睂笫郎钣袉⒌稀Ｓ行┱芾砦纳㈨嵔Y合，富于文采，如《白心》《內(nèi)業(yè)》《心術》等是。有的政論文居然采用賦體，如《四稱》篇全文四段，分述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四種表現(xiàn)，鋪敘形容，比擬夸張，整齊押韻。與宋玉《風賦》、枚乘《七發(fā)》有些相似。后來宋人王禹偁《待漏院記》，摩寫賢相庸相奸相待漏時的不同心態(tài)，或許有所借鑒。

《商君書》是商鞅學派的論文集。

商鞅(約前380-前338)是戰(zhàn)國中期著名改革家，曾協(xié)助秦孝公變法，使秦國迅速富強，為后來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今本《商君書》24篇。據(jù)馬來西亞學者鄭良樹教授研究，其中《墾令》等5篇為商氏自著，余下的可分五組，是五個時期不同作者所作^①，可備參考。

《商君書》的文章，除《更法》《定分》兩篇為對話體，其余都是專題議論文。有些題目摘自首句二字，有些篇用“臣聞”開頭，而稱對方為“王”，像商鞅向孝公言事口氣。各篇文章大都簡短，語句緊湊，風格峭拔。有時劇談雄辯，展開爭論，如《更法》。有的文章句子短促有力，論述果斷干脆，口氣斬釘截鐵，似乎不容置疑，如《去強》。為了說明問題，《商君書》的作者偶爾擷取社會生活中某些現(xiàn)象作為例證，往往能切合本旨。如《定分》篇中說：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為兔可以分為百，由名分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將如鶩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

此例充分體現(xiàn)所有權和一切法權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了深刻的政治經(jīng)濟學和法學原理。從極平常的事實中發(fā)現(xiàn)極普通的規(guī)律，表現(xiàn)出作者敏銳的觀察力。

《韓非子》是韓非的著作匯編。共55篇，基本上屬于自著。

韓非(前280?—前232)是荀子的學生，出身韓國貴族，為人口吃，但會寫文章。其書傳到秦國，秦王嬴政十分欣賞，設法把他弄到秦國，不久因同學李斯的誣陷而入獄自殺。

韓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把商鞅、申不害、慎到三家匯合為一個整體，主張治國必須有明確的法令，執(zhí)法貴在嚴明;人主要善于駕馭群臣，知人善用，因事責功，還要實行暗中監(jiān)督;國君必須緊握權勢，實行中央集權制。在哲學上，他繼承了荀子的唯物主義，把老子的“道”解釋為事物的客觀規(guī)律，認為社會歷史是不斷進步的。還發(fā)展了荀子的性惡論，認為人與人之間都是利害關系，都互相算計，因此必須用嚴刑峻法來約束防范。韓非的思想和荀子同樣都是為建立封建地主階級專政服務的。

韓非的政論散文，具有峭拔嚴峻、犀利明快、剖析入微、尖銳激切的特色。名作如《五蠹》，批評崇古法古思潮，強調(diào)發(fā)展變革，反對因循守舊，這是對的;但又鼓吹“明王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導致文化上的專制主義和政治上的強權主義。文章恣縱直捷，波瀾壯闊，語夾風霜，危言聳聽，頗能代表法家的作風?！墩f難》是專門研究游說之術的論文，開頭故意迂回破題，然后歷數(shù)游說中的各種困難及其解決辦法。分析透徹，論證縝密，行文敷暢，而又峰巒迭起，對國君性格的解剖尤為精辟，喉下有逆鱗之喻，警絕千古?！豆聭崱菲饕獙懹兄螄拍艿姆ㄐg之士與竊居要位的重臣的矛盾。深刻揭露“當涂之人”營私舞弊，借權固勢，蒙蔽國君的情形。對“法術之人”懷才不遇遭陷害打擊的命運表示強烈不平。其中交織著韓非本人的感慨，通篇貫穿著悲憤激越的感情?！峨y一》《難二》《難三》《難四》是一組駁難體史論。作者不是以史學家的嚴肅態(tài)度對歷史人物作客觀的評價，而是帶著法家的鮮明傾向性借題發(fā)揮，以闡明自己的政治主張。他熟練地運用形式邏輯，對傳統(tǒng)觀念一一批駁。有些文章很能切中要害，有如老吏斷獄，使論敵無可逃遁。此類文章，實開后世史論體之先聲。

《韓非子》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寓言故事。它已不只是個別舉引來充當說理的工具，而是視為一種文學體裁，有目的地收集整理或創(chuàng)作，而后分門別類編輯成為寓言故事專集，如內(nèi)外《儲說》《說林》《十過》等是。其中最精彩的是那些帶有箴戒性、諷刺性的社會寓言。如“自相矛盾”，作者意在批評儒家思想，客觀上卻形象地表達了形式邏輯三大規(guī)律之一的矛盾律。今天普遍使用的“矛盾”一詞即來源于此。再如“守株待兔”，體現(xiàn)了對偶然與必然的深刻理解。“鄭人買履”辛辣諷刺崇拜教條不相信實際到了愚不可及地步的笨蛋?！盀E竽充數(shù)”揭露不學無術混在樂隊里吃大鍋飯的騙子。這些故事，不但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至今仍能給人以教益。其藝術風格不同于莊子寓言的浪漫主義，而傾向于現(xiàn)實主義。作者最善于抓住各類人物的本質(zhì)特征，三言兩語就能勾畫出一幅幅丑態(tài)，有時使人捧腹大笑，有時讓人會心微哂，其手法與現(xiàn)代的漫畫、相聲是相通的。

《韓非子》有大量歷史故事，實際上也是寓言。它們并非真實可靠的信史，而是經(jīng)過藝術加工的文學創(chuàng)作。例如孔子的形象，有時充當韓非批判的靶子，有時卻成為法家的代言人，完全失去了孔子的真面目。而像“扁鵲見蔡桓公”、“晉平公庖人辯炙有發(fā)”等故事，情節(jié)沖突富于戲劇性，作者故意賣關子，層層遞進，蓄氣為文，最后方出驚人之筆，是可以當作歷史小說的雛形來讀的。

李斯，原為楚國上蔡人，曾與韓非同學于荀卿之門。公元前247年入秦，為呂不韋舍人。秦王政十年(前237)，秦王發(fā)現(xiàn)助秦修水利者乃韓國奸細，遂下令驅(qū)逐一切外來人士。李斯亦在其中，于是寫了著名的《諫逐客書》。秦王收到這封信，立即收回成命。李斯亦于途中被追回，并逐步提升。

《諫逐客書》歷來受到好評。它論據(jù)充分，說理周密，繼承了荀子散文的富贍;而在鋪敘狀物、正反對比方面，又有縱橫家氣勢。對漢初賈誼、晁錯的政論有直接影響。由于多用排比駢偶，又被推崇為“駢體初祖”。

1975年，湖北云夢秦墓出土一批簡書，寫作約在秦昭王至秦始皇時期，有文學價值者是《為吏之道》，是當時為吏者學習的教材。該文前半部分以四言韻語講如何以法治民，后半部分有八首詩歌，格式與荀子《成相》相同，是研究先秦通俗文學的珍貴資料。

注釋

① 參見譚家健《〈管子〉的文學價值》,《管子學刊》1987年3期。① 參見鄭良樹《商鞅及其學派》,學生書局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