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內容·明代文言小說·明后期文言小說
到了萬歷朝,小說選集成批出現。馬大壯采摭歷代史籍中的怪異故事編成《天都載》,又附有考證,顯示了以治學為主的編纂宗旨;虞淳熙的《孝經集靈》集中展示行孝得善報的故事,素材來自《孝經》等書;焦竑(1540—1620)編撰的《焦氏類林》將采錄的各書片段分59類,時人特別推崇其“名理心宗,往往而在,指示歷然”(李登《焦氏類林序》);焦竑之子焦周也從前人史傳雜書中采擷新穎之語,及聞見故事可資談噱者編成《焦氏說楛》;施顯卿的《古今奇聞類記》分天文、地理、五行、神佑、前知等16門,均取材明人筆記及方志雜傳,以怪異之事居多;朱謀的《異林》分42目,內容選自群籍的古今中外人世間與自然界中各種奇聞逸事,均注有出處;余懋學的《說頤》共352條,每條征引歷代史傳稗官中相類或相反二事,且均有作者自擬四字標題,末又附以論斷,頗有點化功夫、格物致知的意味。此時又有人專編小說類選集,陳繼儒從前代小說集中取材,羅列了自軒轅以下七十二神仙的故事編成《香案牘》;陳詩教從各種典籍中摘出與花有關之故事按時順排列,編成從三皇五帝直至明代的花故事大全《花里活》;蔡善繼將《太平廣記》中“定數”一門及相關內容按序抄錄編成《前定錄》; 張鳳翼從前代史書與小說中采錄各種傳聞軼事及議論,又附以近聞編纂成《談輅》。上述作品都處在從治經史到編小說選集的過程中,編纂者都是當時名士,又以江浙人士居多,文化發展的地域優勢在這里也同樣有明顯的表現。
從萬歷朝開始,“世說”類作品漸多。慎蒙的《山棲志》取材史傳與稗官野史,記六朝以來歷代名士言行,內容偏重于隱逸山林、縱情詩酒一類。它未分門類,但已敘及本朝人卻是一個突破。此后的曹臣《舌華錄》中明人軼事雋語就占了一定比例,這部作品從《世說新語》至明的史籍、筆記中擷取清言雋語,分慧語、名語、豪語、狂語等18門編輯。鄭仲夔的《清言》與此相類似,分類體例則全依《世說新語》,但編撰宗旨卻偏重于“言”且崇尚紀實,書中有相當一部分著力于描摹明代世態人情,有的還寫得饒有風趣。此時,有的作品開始以敘述本朝名人軼事為主,甚至專敘本朝之事,如李紹文的《明世說新語》、焦竑的《明世說》(已失傳)《玉堂叢語》等。這種逐漸趨向現實的動向在雜俎、札記類作品中也有明顯的表現。萬歷朝雜俎筆記類的作品內容都較駁雜,或講論神鬼怪異,或敘述逸聞瑣事,或評論詩文、考證典籍,寓言小品時見,議論考述鋪陳,偶爾也有傳奇紀事攙雜其間。總而觀之,它們較強調紀實性,內容極為廣泛,不少作者又常有感于世事而作。娛樂也是一些作者的編撰動機,或自娛,“聊舒悶懷”(葉權《賢博編題記》),“以寄岑寂逍遙之況”(朱國禎《涌幢小品序》);或娛人,“可資抵掌”(朱孟震《汾上續談引》),“猥雜街談巷語,以資杯酒諧謔之用”,令“厭常喜新者讀之欣然”(李維楨《耳談序》)。
《鴛渚志余雪窗談異》是萬歷朝較早出現的傳奇小說集,共含30篇作品(兩篇存目無文),所述基本未超出嘉興府一帶,極富地方色彩。該書如明初傳奇小說般講究文采,行文駢散相間,喜好用典,也常羼入詩詞文賦,有些篇章還干脆模仿《剪燈新話》;同時情節簡單而又好作因果報應之談,勸戒意味較為濃厚。這部小說集有十余篇作品后來被《國色天香》等多種流行較廣的類書所收錄,影響了后來傳奇小說創作。稍后,又有《覓燈因話》。作者邵景詹自稱受《剪燈新話》影響而創作,但其藝術表現形式卻有所不同。最醒目的區別之一,是樸實地敘事,少有詩賦羼入,作者重視情節交代的清晰與人物形象的刻畫,并不有意追求文采斐然。其二是單純的搜奇志異與馳騁文筆開始讓出了主流地位,這標志著進入萬歷朝后,文言小說的創作風格開始發生變化。
萬歷朝是傳奇小說創作的繁盛時代,作者驟然增多,著名文士占了多數。陳繼儒的《李公子傳》與胡汝嘉的《韋十一娘傳》都沿襲唐宋傳奇格式,前者以李卓經歷與心態斥責沿科舉之途攀爬的進士“措大骨相”與“村鄙可笑”,后者敘奇異故事,描寫了女俠出神入化的劍術與非凡經歷。然而萬歷朝的社會環境與思想氛圍畢竟都有自己的時代特征,傳奇創作也隨之發生相應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些作者開始將目光從帝王將相、名儒名妓或神仙佛祖轉至普通百姓。耿定向創作《二孝子傳》就以兩個普通人為傳主,本意是表彰孝子的尊長與至孝,但無意中卻透露了當時社會貧富的兩極分化以及人情淡薄乃至骨肉相殘的事實。袁宏道以家中四個仆人為《拙效傳》的傳主,通過日常生活中普通小事刻畫其拙樸之態,筆調雖調侃,卻絲毫不見居高臨下的鄙薄之情。袁宏道的《醉叟傳》與袁中道的《一瓢道士傳》,傳主甚至是連姓名都不清楚的普通人。這些作品組合成萬歷朝傳奇創作的新動向:作家不僅已面對現實,而且還將目光滲透到社會生活細微深處。傳奇創作漸成風尚時,作品數量最多與影響最大的當數宋懋澄,他的《九龠集》與《九龠別集》共收文言小說44篇,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直接取材于現實生活且時代特色鮮明的篇章。《葛道人傳》描述萬歷二十二年(1543)蘇州市民反抗礦使稅監的聲勢浩大的群眾斗爭,并表現出對葛成與蘇州市民的同情。描寫愛情、婚姻的《珠衫》與《負情儂傳》也同樣膾炙人口。前者以明中后期繁忙的商業活動為背景展開人物的矛盾沖突以及商人家庭生活的狀況,展現了迅速發展的商品經濟對傳統家庭結構以及道德人倫的沖擊與腐蝕;后者同樣也突破了原有創作格局,篇中封建勢力壓迫確是釀成杜十娘悲劇的重要因素,可是關鍵時刻致她于死地的卻是金錢。這些故事都展現了明中期后商品經濟的發達所引起的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
此時,專題性類書日益增多,較純粹的大致有以下幾類:摘編歷朝劍俠故事如周詩雅的《劍俠傳》與《續劍俠傳》等,廣采道教、佛教典籍以及前代小說而編成的洪應明的《仙佛奇蹤》與有羅懋登作引的《搜神記》,笑話集如江盈科的《雪濤諧史》、許自昌的《捧腹編》與馮夢龍的《古今譚概》等,集中為妓女立傳的如梅鼎祚《清泥蓮花記》,以及反映病態世情的張應瑜的《杜騙新書》與托名唐寅的《僧尼孽海》等,它們也是萬歷朝創作興旺發達景象的組成部分。
到了明末天啟、崇禎朝,引人注目的是馮夢龍(1574—1646)編纂的《情史》與《智囊》。《情史》共收作品八百七十余篇,除個別篇章為編者自撰外,其余均輯自歷代筆記與小說。馮夢龍以“情”為編選主題,并通過對素材的分類編排以及某些故事后的批語,突出了“無情化有,私情化公,庶鄉國天下,藹然以情相與,于澆俗冀有更焉”的宗旨。馮夢龍響亮地提出“我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的口號(《情史序》),批判矛頭直指程朱理學。這些思想與李贄的“童心說”、湯顯祖的“至情說”與袁宏道的“性靈說”相通,實為同一社會思潮在小說領域中的反映。《智囊》(修訂后名《智囊補》)也是小說專題選集,內含明以前子史經傳與野史叢談中摘出的與“智”相關之故事近兩千則,編纂宗旨則是“感時事之棼絲,嘆當局之束手,因思古才智之才,必有說而處此,懲溺計援,視癥發藥”(梅之煥《智囊補序》),而與《情史》相仿,編纂者通過分類與在故事后加批語來表明自己的觀點。馮夢龍的議論多針對明末政治弊病,表現出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傾向,以及對封建尊卑制度與等級觀念的批判。《智囊》與《情史》體例相仿,而且都為后來的擬話本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本階段新出的小說選集還有不少,如江東偉摘錄前人書中神仙鬼怪之事編成《芙蓉鏡孟浪言》,支允堅用類似的手法編成《異林》,鐘惺收集唐宋以來類書中笑話編成《諧叢》。又有編輯者不詳的《五朝小說》,分魏晉小說、唐人百家小說、宋人百家小說、皇明百家小說四部分,每部分又分傳奇、志怪、偏錄、雜傳等門類,共選錄傳奇、志怪及雜史筆記近五百種。秦淮寓客編輯的《綠窗女史》也是頗有影響之作,它收錄歷代有關婦女之作品,分10部45門,前9部收歷代著作150種,既含大量唐宋元時傳奇小說,也有明代人著述。盡管書中各篇主旨與思想各不相同,但集中圍繞婦女題材編纂大型叢書,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了在明末啟蒙思潮影響下,人們已經開始對婦女問題表示重視。
可是,此時文言小說創作顯得較為平淡,仿佛在萬歷朝登上高峰后,突然失去繼續攀登的動力與熱情。如果綜合文言小說與通俗小說兩大系列作整體考察,這一現象也不難得到解釋。在萬歷朝后期,通俗小說地位迅速上升,一些文人擺脫了傳統觀念束縛,同時也出于對傳播面與社會影響的考慮,創作時便以通俗小說為首選對象。其實,從明萬歷朝到清王朝滅亡的三百年里,在小說創作內部基本上都維持著文言小說不敵通俗小說的態勢,唯一的例外是清初《聊齋志異》的問世。很顯然,這是明清鼎革之變時劇烈的社會動蕩轉化而來的強大動力所致,才會有這樣的特例出現。隨著通俗小說的發展,它是廣大民眾的文學體裁的這一優勢越發強勁,而文言小說由于本身的局限,其式微則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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