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的內容·明代八股文·明代八股文的影響

八股文對于明代文學創作的影響。黃宗羲《明文案序上》在談到明文之弊時說：“此無它，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于場屋之業，割其余為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代以后，將試官所作的經義稱為“程文”，士子所作的稱為“墨卷”。程文是作為考試示范的文章樣式，因應試者須依照此程式作文。顧炎武認為，程文為文章寫作立一格式和標準，這嚴重影響和束縛了士人的創造，使文體每況愈下：“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后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為之，故日趨而下。”(《日知錄》卷一六“程文”條)對于程文的揣摩與模擬并由此而產生的定式、規格等潛在觀念，嚴重影響了明代文學的創新精神。對于作家來說，八股對于古文的影響可能是一種不自覺的影響，他們倒是希望能把古文融入時文的^①。如唐宋派諸家都是八股的好手，“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王鏊、唐順之，后則震川、思泉”(《明史》卷二八七)。他們善于將古文筆法融合到八股文寫作之中，以提高八股文的文體品位。方苞《欽定四書文》凡例說：“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但是由于他們日夕揣摩八股文，八股文的技法與思維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其古文寫作。正如黃宗羲《明文案序上》批評歸有光的古文說：“議者以震川為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南雷文定前集》卷一)章太炎說：“震川之文，好搖曳生姿，一言可了者，故作冗長之語。曾滌生譏之曰：‘神乎? 味乎?徒辭費耳。’此謂震川未脫八股氣息也。”(《國學講演錄·文學略說》)歸有光的古文佳處在于搖曳生姿，而弊端是故作冗長之語，章太炎指出這正是八股的習氣。

八股文對于明代詩歌也產生影響。吳喬《圍爐詩話》卷六談到明代詩人的毛病時，認為產生這些毛病的原因有六方面，其中首要的是“時文”的影響：“詩與古文，門徑絕異，時文于二者更異。彼既長于時文，即以時文見識為古文詩，骨髓之疾也。”(《清詩話續編》)因為八股文取士使大多數知識分子潛心于此，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影響，而詩歌的思維方式與八股思維是截然不同的，這不能不影響其詩歌創作的成就。

八股文對于明代的戲曲也有所影響^①。徐渭《南詞敘錄》指出當時南曲受八股文影響的弊病：“以時文為南曲，元末、國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記》。《香囊》乃宜興老生員邵文明作，習《詩經》，專學杜詩，遂以二書語句勻入曲中，賓白亦是文語，又好用故事作對子，最為害事。夫曲本取于感發人心，歌之使奴童婦女皆喻，乃為得體。經子之談，以之為詩且不可，況此等耶?”王驥德《曲律》“論曲禁第二十三”亦有“書生語”，自注：“時文氣。”八股文對于戲曲的影響相當復雜，也不一定全是消極面。比如元代倪士毅的《作義要訣》中提出“或題目散，頭緒多，我須與他提一個大頭腦”。而王驥德《曲律》、沈德符《顧曲雜言》等就把“大頭腦”用于戲曲的情節結構理論上，后來清代的李漁則在此基礎上，提出“立主腦”之說(《閑情偶寄》卷一)。

八股文理論與古代文學批評的關系。可以說，八股文對于文學創作的影響，基本上是消極的，但八股文理論卻比較復雜，它對古代文章學、技法理論產生的影響卻不能斷然否定。八股理論與古文理論是雙向影響的。八股理論是基于傳統文章學理論的，許多八股大家也正是以古文理論來闡釋八股技法的。八股文創作集中和積淀了一些漢語言文字表現技巧，由于數百年間，文人們日夕研習，更是把這些表現技巧推向極致。八股文及其理論的興盛，使明清文學批評出現新的風氣，對藝術作品的結構乃至字句篇章之技法理論空前重視。八股文最講起承轉合、繩墨布置之法，如唐彪《讀書作文譜》卷七“文章諸法”認為八股文有章法、股法、句法、字法，而具體的技巧非常復雜，比如：淺深、虛實、開合、離合相生、描寫和對面描寫、襯貼和對面襯貼、跌宕、詳略、先后、翻論、進退、轉折、推原、推廣、反正、照位、關鎖、代法、詠嘆、遙接、抑揚、頓挫、虛衍、順逆、挨講穿插、預伏、補法、省筆、分總、牽搭、類敘等。古代的文學批評，至八股批評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標志就是技法理論盛極一時。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多形而上的批評，宋代以后形式技法批評始興，明代之八股理論則出自強烈的功利和實用性，以具體指導的方式，將技法理論推到極致。在此期間，不但出現大量新的批評術語，而且技法理論也日趨細密和完整。

八股文理論對于明代的文學批評產生了深遠影響。與八股文理論同步，明代文學批評也相當重視結構技法，對于文章之抑揚、開闔、敬正和起伏等甚為重視，這從明代前后七子派與唐宋派的詩文理論都可以看出來。同時，眾多八股文選本及評點，也促進評點學之盛。茅坤認為：“舉子業，今文也;然茍得其至，即謂之古文，亦可也。”(《茅坤集·茅鹿門先生文集》卷六《復王進士書》)他努力打通八股文與古文的技法，評點《唐宋八大家文鈔》時便帶有以八股文的題義章法來評點古文的痕跡，如所評以勾畫腠理脈絡為重。所以，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緒論·外編》中批評說：“鉤鎖之法，守溪(即明代八股大家王鏊)開其端，尚未盡露痕跡，至荊川而以為秘藏。茅鹿門所批點八大家，全持此以為法。”

八股文對于明人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對于文人生活及心態的影響。科舉考試給明代士子帶來極大的痛楚，在他們心靈中刻下深深的印記。八股文給文人帶來榮華富貴的同時，還給予文人強烈的精神苦悶和焦灼。八股文對于文人心靈的沖擊要比其他的科舉文體明顯而且強烈得多。一方面，明代從中期開始，思想非常活躍，個性解放的思潮沖擊著作為社會精神支柱的程朱理學;而另一方面，明代士子走向仕途的唯一出路卻完全賴于以程朱理學為基調的、嚴重束縛個性的八股文體。這種強烈的反差是其他時代的文人所未曾經歷過的。

明代文人對于八股文大抵反映出非常矛盾的心態。明人并非不知道八股之無用，但既然它是通往功名的唯一道路，只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歸有光就表現出這種矛盾的心態，他多次表示對八股文的厭惡之情，認為“自科舉之習日敝，以記誦時文為速化之術”(《震川先生集》卷五《跋小學古事》)。指出：“近來一種俗學，習為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于世道，為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圣人之書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為攫取榮利之資。”(同上，卷七《山舍示學者》)但歸有光仍編過兩冊八股文的范本給人作為科舉的教材，在他的文集中，他為八股文集子所寫的序言還保留著(同上卷二《會文序》《群居課試錄序》)。而他本人也是八股的大家。鄭之玄在《自序》中說得好：“制義之業，戔戔無當，但有此物，即有此物之聲價，有此物之派嫡。”(《明文海》卷三○八)八股雖然無用，但它既與功名聯系起來，自然便形成一種“八股之學”，讓文人們去鉆研。

注釋

① 艾南英《金正希稿序》說:“制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里,故學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為時文。”見《明文海》卷三一二。① 參見黃強《八股文與明清戲曲》,載《文學遺產》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