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內容·晚唐五代詩歌·晚唐五代詩歌的社會文化背景

唐王朝的衰落，唐宋社會的轉型，地域文化的發展，是觀察晚唐五代詩歌社會文化背景的三個重要角度。

古人從儒家詩教觀出發，認為晚唐詩是衰世之音，而其中將晚唐定位為衰世，正是著眼于唐王朝自身的衰落。安史之亂以后，唐王朝由盛轉衰。唐憲宗元和之政出現短暫的中興局面，但國勢很快就陷入衰敗的趨勢而不可逆轉。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各種矛盾日益激化，兵連禍結，社會動蕩，這種衰世之象，對晚唐詩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晚唐士人對國事日非深感憂慮，對唐王朝中興無望深感失落，晚唐詩中強烈的感傷情緒，反思歷史、譏彈時事的思考，都與這種憂慮與失落密切相關。古人稱晚唐詩為衰世之音，雖然是受儒家詩教觀的明顯影響，但這個觀察角度的確揭示了晚唐詩社會背景的重要方面。因此，直到今天，有關的研究還是異常關注這個角度，其中關于士人與黨爭之關系的考察，尤其是個重要的研究話題^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角度的局限性也相當明顯，突出的一點，在于它對晚唐詩人精神世界的理解，有失簡單。中國歷史上，王朝的衰落屢屢出現，王朝末世的文學固然都有“衰世之音”的共性，但更值得關注的，則是其差異所在。同是末世，漢末文學、齊梁文學、晚明文學，都有著與晚唐文學極不相同的特點，要說明這些特點，就要有更廣泛的視野，做更細致地考察。具體到晚唐，近年來日益引起研究者關注的，則是從唐宋社會轉型的角度來觀察晚唐社會的獨特之處。

自20世紀初日本學者提出唐宋轉型的課題之后，一個世紀以來，有關的研究日見深入，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等諸多領域;研究的方法與角度也日見豐富^②。從社會史的角度來講，中唐到北宋是從門閥社會向士大夫文官社會的轉型;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講，與社會轉型相伴隨，一場以新儒學的興起為主要標志的思想轉型也隨之發生。晚唐社會則是這一轉型過程中的獨特階段。

晚唐社會，門閥勢力不斷衰落，對政治的支配力日見減弱，唐末戰亂與社會動蕩，又是對門閥勢力的一次大的掃蕩;與此同時，文官政治制度在加強，士大夫的文官化特征不斷強化，與政治制度的聯系更加深入。另一方面，由于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種種弊端的激化，使士大夫文官階層日益喪失對政治的真正支配力，兩方面的共同影響，使士人階層在與政治制度的聯系被強化的同時，又深刻地感受到無力左右政局的壓抑，晚唐詩人異常濃烈的失意心態、感傷情緒，與這種精神狀態有直接關系。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晚唐社會，就會發現唐宣宗大中時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勢轉折點。在大中之前，雖然藩鎮、宦官之禍甚巨，甚至出現了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但文官階層還沒有徹底陷入喑啞無力之局面。大中以后，藩鎮與宦官對文官階層形成了絕對的專制之勢，文官階層被動壓抑之處境，再也沒有得到扭轉。所以形成這種局面，與大中之政的為政方針有直接關系，唐宣宗希望倚重文臣控馭藩鎮與宦官，但又懲于前朝牛李黨爭之弊，對文臣嚴加控馭，以期形成皇權的絕對專制，這極大地摧毀了文官階層的積極力量。大中之后，藩鎮、宦官之禍復起，而文臣無所作為，日陷于屈抑之狀態。朱全忠逼昭宗自弒后，將朝中縉紳大夫三十余人投入黃河，如此慘禍，不過是文臣長期屈抑于藩鎮、宦官的結果。唐宣宗是很希望有所作為的皇帝，而他的做法恰恰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因為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受制于當時的朋黨、藩鎮與宦官之禍，而這些是唐代舊的政治格局所具有的痼疾。北宋文官政治的成熟，是使文臣真正掌握權力，而讓宦官與藩鎮徹底退出權力中心。從這個角度來看，晚唐政治的復雜狀態，反映了唐宋政治轉型的特殊階段。

晚唐在唐宋思想轉型的過程中也是一個特殊的階段。中唐的儒學革新在晚唐五代并沒有得到進一步發展，這一時期士人的文化思想狀況有這樣幾個特點： 1.士人尚學，但其學趨于功利和實用。晚唐士人重視博學，但中唐韓愈等人復興儒道所包含的理想主義追求，在晚唐五代長期缺乏嗣響，由于現實矛盾的激化，士人更多地關注具體現實問題的解決。2.學校教育衰落。唐代的官學教育雖然越來越受到科舉的影響，但它畢竟還能為學生提供比較全面的知識素養。中唐以下，唐代的官學教育逐漸衰落，唐末舉子普遍缺少官學教育的經歷，許多人在私學接受教育。晚唐私學的學習內容以舉業為主，唐末士人知識結構比較狹窄。3.士人的思想群體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中唐儒學革新中出現了同道共濟的士人思想群體，如韓愈及其弟子和同道。晚唐朋黨之弊的激化，朝廷政治矛盾的加深，客觀上不利于士人思想群體的形成。

上述這些變化，使晚唐五代士人缺少積極的思想建樹，精神氣局比較狹隘，禪宗與道教的流行，使思想界呈現出一種駁雜的局面。晚唐詩歌在批判現實中所流露的價值虛無情緒，消極的閑適意趣，以及香艷淫靡之風的流行都與此不無關系。然而目前有關晚唐社會思想文化狀況的研究，雖然取得了相當多的成就，但是從總體上看還是比較薄弱的。如從思想史角度來看，研究者比較關注中唐的古文運動、儒學革新，而對晚唐時期的思想狀況則研究較少^①。有關的研究還亟待加強。

地域文化的發展是研究中晚唐社會的又一個重要角度。具體來講，又包括唐代社會地域文化的傳統分布與交流、文人入幕的地區分布、地區性文人活動等三個方面。

關于唐代社會地域文化的傳統分布與交流，陳寅恪先生討論隋唐制度之淵源時，著重分析了關隴、山東和江左三個淵源。這三個地域不僅在南北朝時期呈鼎足之勢，而且形成了唐代文化的三個核心區域。這三個區域的文化獨立性與其間的文化交融性，是認識唐代文化的重要角度。唐朝前期，由于關中地區的政治地位，江南、山東人才大量進入。安史之亂以后，由于中原戰亂，士人大量南遷，使南方的文化再度繁盛起來。例如唐代文人的分布前期的次序為山東、關中、江南，后期則轉變為山東、江南、關中; 唐末五代的戰亂，使留居北方的士人又紛紛南遷，大量進入江淮、荊襄與蜀中。除戰亂遷徙之外，唐代貶謫左遷官員一向以流徙南方為主，這些士人促進了南方文化的發展^①。

中晚唐時期，隨著藩鎮勢力的增強，文人入幕成為一個重要的現象，而研究文人入幕的地區分布，又可以使我們在傳統的關中、山東、江南三大區域的基礎上，對中唐以后文化的地域分布有更細致的了解。據考證，至德以后入幕人次由多到少，依次為西川、淮南、河東、山南東道、荊南、江西、浙西、浙東。其中長江流域的大鎮成為文士入幕的趨競之所，西川、淮南的特殊位置決定了兩地入幕文士的規模極大，而江淮流域的浙東、浙西、宣歙、荊南、江西等地，因其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而吸引文人入幕。文人入幕不僅影響地方的文學創作，同時也受地方文化的影響，地方的歷史文化、山川風物、民俗民情都會反映在文人的創作中^②。

晚唐五代時期，地區性的文人交游十分活躍，如皮日休與陸龜蒙的吳中唱和、五代的閩中泉州詩人群、南唐廬山國學詩人群等，這些都受到研究者的關注。近來有的研究者圍繞集會總集，著重研究了大和至會昌東都閑適詩人群、襄陽詩人群、咸通蘇州詩人群、唐末五代廬山詩人群、唐末五代泉州詩人群，取得了重要的成果^③。

上述三個方面，揭示了中唐以下地域文化的發展，與前述唐王室的衰落和唐宋社會轉型兩個角度，共同構成了我們認識晚唐五代詩歌社會文化背景的最重要切入點。

注釋

① 關于晚唐士人與黨爭的關系,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中篇《政治革命與黨派分野》,三聯書店出版社1956年版;吳在慶《杜牧論稿》之《關于杜牧與牛李黨爭之關系的考察》,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傅璇琮《李商隱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載《唐詩論學叢稿》第1—24頁,京華出版社1999年版。② 關于唐宋轉型,參見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宇都宮清吉《東洋中世史的領域》、前田直典《古代東亞的終結》、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以上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中華書局1992年版;胡如雷《唐宋之際中國封建社會的巨大變革》,《史學月刊》1960年第7期;宮澤知之《唐宋社會變革》,《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6期。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劉寧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包弼德《唐宋轉型的反思》,《中國學術》Vol.1. No3 (2002)。① 參見Jo-shui Chen 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773—819,P19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① 參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論稿》,載《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陳尚君《唐代詩人古籍考》,載《唐代文學叢考》第138—17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化士族研究》,中華書局2002年版。② 參見戴偉華《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第81—147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③ 參見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