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都市社會生活·市鎮背景

提及城市，宋人總是充滿了成就感和自豪感，如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寫道：“井邑之富，過于唐世，郛郭填溢，樓閣相望，飛杠如虹，櫛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僅一郡即見當時城市社會生活繁榮之一斑了。在宋代，對城市社會生活的羨慕和贊揚，成了文人學士筆下的經常性的熱門話題，如洪邁《容齋詩話》云：

國家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為喜。蓋士大夫則用功名進取系心。商賈舟車，南北之利，后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為悅。

于此可知宋代城市的發展之大之好，已形成一種社會氛圍。

的確，宋代城市社會生活較之前代有著全新的面貌，這是由于宋代城市建筑已經沖破了宋以前一般居民出入須經由里門，不許直接臨大街開門的坊里制度，城市的街巷和各個角落里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商店、行業街市和住宅，皇后邸所與油餅鋪店毗鄰，瓦子則靠近太師豪宅的現象屢見不鮮，像《清明上河圖》上的那種密集院落式住宅，充塞了整個城市……

正是由于有了較之以往不同的生活空間，宋代的城市社會生活才呈現出許許多多前所未有的事物和多姿多彩的情趣。可惜的是，從開朗而又生動的坊巷建筑格局去探討宋代城市社會生活的視角尚未被學人們注意，而且學人們往往只將注意的焦點投向宋代的大城市，如東京、臨安。

不應否認，作為北、南兩宋首善之區的東京和臨安，所反映的城市社會生活是較為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但若以此為基準進而統攝宋代文學與城市社會生活，那就太不全面了，甚至可以說有些偏頗了。事實是，宋代城市的最高成就是東京、臨安類的大都市，而主要的基礎則是市、鎮。如果想要全面而徹底地了解宋代文學與城市社會生活，那就首先應從市、鎮入手，其次再結合大都市研究做出結論。

從時間上看，市、鎮的歷史并不自宋代始而較為久遠。比較吻合宋代市的確切含義的，可由南北朝文獻所載江淮流域城郊之間的草市追溯出來，鎮則更是如此。但市與鎮真正興盛卻是晚唐以來的事。晚唐時，由軍鎮而兼治民，而兼收稅、制造業等等。在宋代，市與鎮作為一種新興的經濟城市的模式，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據宋人王存《元豐九域志》、今人戴均良《中國城市發展史》綜合統計：宋代全國計有1135個縣城，總數約為71萬戶;元豐年間全國市、鎮達1900多個，市、鎮戶口總數計70萬余戶。和宋代所有的63個較大型的城市相比，市、鎮無疑是汪洋大海。

從社會結構上看，市、鎮是排在京師、府、州、軍、監、縣等階梯結構中的最低的一層，史實上，天下輿圖正依此順序繪制。市、鎮作為城市坊郭戶最為基礎的一級，呈現著宋代城市的所有特點。

首先，市、鎮是高度發展的商品經濟的結果。據《宋會要·方域》卷一二統計，北宋新置106鎮，時間大都在宋初百年經濟情況較好的時期。又據《文獻通考》卷五統計，宋神宗熙寧十年前，全國諸州商稅歲額，即設有商稅場務的商業活動較繁華的大小都會，總計已達三百多處。

這些市、鎮商業非常發達，與大城市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如鄂州南市，范成大《吳船錄》說它：“沿江數萬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陸游《入蜀記》也說它：“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據《夷堅志·李二婆》載：一次市中大火，自北而南五里，延燒屋廬達數千間。只此一項，就可想見當時市、鎮規模之大。

小說《水滸傳》較為集中地反映了這一態勢，如第三回魯智深走到代州雁門縣鎮上：“入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煙輳集，車馬��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個縣治，勝如州府。”第四回魯智深來到五臺山下的一個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面店”。第二十九回寫孟州，“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里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

驗之宋代市、鎮發展史，可知《水滸傳》所寫較為真實。宋代市、鎮有三個突出特點。一是市鎮雖小，但服務性行業卻很齊全，多具商業集散功能，如《水滸傳》第二十九回。二是市、鎮建有城墻，諸物行貨不輸于州府。大的則像南宋末年應熙描寫嘉興府華亭縣青龍鎮的市容那樣：“寶塔懸螭，亭橋架霓;香車爭逐，樓閣高聳;寺廟雄偉，風帆乍泊;酒旗頻招……”其中“市廛雜夷夏之人，寶貨當東南之物”，可以使人們窺見青龍鎮非常繁華的景象。而且青龍鎮僅居民住坊就達36處之多。而具有上百萬人口的首都東京內、外城及郊區，總計起來也不過劃分了130處坊。相形于青龍鎮，充分映照出鎮的各方面均不弱于大型城市。三是有相當多數量的市、鎮，是由農村演變而來的，如歐陽修《朱家曲并引》中所記的開封府尉氏縣的朱家曲市，盡管販京師的商販舟車皆會聚于此，居民也很“繁雜”，但形貌仍然如“江鄉”。有的則是在城鄉結合部，即介于城、鄉之間兼有二者特色的市、鎮。

正像歷史學家總結的那樣：“市、鎮往往崛起于農村聚落間，市、鎮街區常常就是村落的一部分，與鄉間聚落組成嵌鑲結構。”^①這是宋代市、鎮一個較為普遍的特征。宋話本小說《新橋市韓五賣春情》所展示的，就是具備這樣一個特點的市、鎮上的故事：臨安府去城十里的湖墅，出城五里的新橋，那市上有一位家傳的以賣淫為業的隱名娼妓金奴，與這市上開絲棉鋪放債的富戶吳防御之子吳山之間出演的一段艷情。

較之東京那樣大城市中的妓女，金奴則更具典型性;較之臨安那樣大城市中的工商業者，吳山則更具代表性。由此而及可以修正我們以往對宋代城市的看法，那就是未必只有在大城市中才可以找見市民的典型代表，相反，在類似新橋市上所透露出來的這類市、鎮社會生活，正是我們所研究的城市社會生活的重要參照。

如果僅僅從經濟角度觀察這類中小市、鎮，確是“蘊蓄著商品生產的蓬勃生機，發育出自由市場的雛形，萌生著嶄新的社會經濟因素”^②。同樣道理，如果從文學角度觀察這樣的中小市、鎮上，則會看到擁有不少的瓦舍勾欄，培育著文學市場的雛形，萌生著新的文學樣式。《水滸傳》第三十三回就寫了“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小勾欄”，“當日宋江與這梯己人在小勾欄里閑看了一回”，“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有”。

這表明市、鎮的市民對文學是很熱衷的，而且有能力支付這類文學活動的費用。《水滸傳》第五十一回所寫的山東鄆城縣鎮上一東京來的女藝人白秀英，就“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這與《夷堅志》等書所記流動于市、鎮討生活的文學伎藝人的記載相符。

史實也是，宋代的某一地區的市、鎮已經形成了文學伎藝人的集散地而享有盛名。如王鞏《聞見近錄》所記的東京去汴河五里處的“河市”就出樂人，每逢郡有宴設，“必召河市樂人”，久而久之，凡俳優皆曰河市樂人了。這一例子足以證實市、鎮文學活動直接影響著大城市的文學。

如果我們順著這一思路再對市、鎮的人口作一鳥瞰，會看到成千上萬的農民流動于城市，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壯觀的流動人口圖。在他們中間，有賣水的^①，有屠戶^②，有織紗^③、修桶的手工匠^④，有牙儈^⑤，“世世為行商”^⑥，販陶器的買賣人^⑦。也有相當多的市民雖住市、鎮，但不是搞商品貿易，而是以出賣自己勞動能力為生^⑧，這和當時一些農民兼業并無二致^⑨。其中，還有一些像《水滸傳》中李逵、白勝，《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中的宋四公之類的流氓、閑人、無產者。

以上所述市民，構成了市、鎮居民的成分主體，即史學家常說的中小工商業者。他們雖為市、鎮居民上中下三等中的最低一等，但他們相對比較自由、開放，體現了一種新興的思潮和社會力量。他們構成了城市主要的脊梁，是他們掀開了宋代文學與城市社會生活的新篇章。

注釋

① 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第15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② 郭正忠《兩宋城鄉商品貨幣經濟考略》第56頁,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① 洪邁《夷堅志》乙志卷第七《杜三不孝》② 洪邁《夷堅志》支景卷第四《童七屠》③ 洪邁《夷堅志》三志辛卷第五《程山人女》④ 洪邁《夷堅志》甲支卷第四《嚴桶匠妻》⑤ 洪邁《夷堅志》三志已卷第二《姜七家豬》⑥ 洪邁《夷堅志》甲志辛卷第二《宋立本小兒》⑦ 洪邁《夷堅志》三志辛卷第十《湖口廟土地》⑧ 洪邁《夷堅志》癸卷第三《蔡七得銀器》、支丁卷第十《江友掃廟》⑨ 徐松《宋會要·食貨》卷一一之一八、陸九淵《象山文集》卷一○《與張元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