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刻書、藏書與文學·內府整理編印文學總集、別集·朝廷輯印前代作家作品集

傅增湘稱內廷編印書籍，“其源實肇于康熙，至乾隆而遂臻于極盛，雖時挾雄猜之見，肆其抑揚褒貶，以鈐制人心，于后代不無遺議。然其規(guī)制之崇閎，志力之偉異，未始非數(shù)百年來文學昌隆之極軌也”^①。他的分析是符合事實的。正是因為經過康、雍兩朝之積累，乾隆時所謂“文治武功”達到極盛，其中最值得稱道的則是《四庫全書》的編撰。與此同時，武英殿作為編制書籍的機構，也因有眾多文人學士主持，充足的經費支持，豐富的稿本印本資源，以及專人管理，使刻書印書數(shù)量超越前代。

康熙十九年(1680)，內廷設立修書處，掌管刊印裝潢書籍，因處于武英殿左右廊房，后武英殿成為內廷編刊書籍重要之所，故所刻印本稱殿本。武英殿刊有多種御纂、御選、御定、欽定諸書，其實稱御選、御定等，大多為諸臣工所編輯、匯纂的。

武英殿刻書印書大規(guī)模運作，是在乾隆修撰《四庫全書》時期。本來，在開始輯出《永樂大典》佚書時，曾提出將其中輯出各書按應刊、應抄、應刪三項處理，因此，各種輯本出來后經過勘定，即由武英殿次第刊刻。但四庫全書館、軍機處也發(fā)現(xiàn)從各地征集、收繳和購置的大量書籍中，也有所謂可以“嘉惠士林”、“啟牖后學”的書籍，或是流傳極少的珍本秘籍，應予刊刻印刷以廣流傳。因此，乾隆令金簡等辦理，金簡等運用活字排印，達到既省工又省費的目的。乾隆特將活字排印之書稱為聚珍版。《武英殿聚珍版書》刊印由內廷輯出的諸書，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之唐人文集有張說《張燕公集》、顏真卿《顏文忠公集》、宋人文集有趙湘《南陽集》、宋庠《宋元憲集》、宋祁《宋景文集》等。宋氏兄弟二集乾隆帝甚至寫詩題詞，稱二書“佚之于七百余年之前，而完之于三百年之后”^①。又如宋人劉敞《公是集》、劉攽《彭城集》，也是從《永樂大典》輯出，無論從篇章數(shù)量到內容完整來說，都是最為完善的。如果從《武英殿聚珍版》這套叢書集部新刊來說，應該是值得重視的本子。據(jù)統(tǒng)計，該叢書集部收唐人集2種，宋人集30種，此外還有數(shù)種詩話等詩文評著作，都是流行極少，或篇章內容上比較完備的集子。

此后，為了擴大流通，武英殿聚珍版本又有江西本、福建本、廣東版等之稱，這些地方版往往補充數(shù)種著作，故聚珍版書有數(shù)量差異之情況。如劉敞、劉攽之集子，就有福建本、廣東本之流傳，這種做法是相當有影響的。

注釋

①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故宮殿本書庫目錄題辭》,第108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① 《國朝宮史續(xù)編·書籍四》宋元憲集、宋景文集題詩序,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