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長恨歌》之主題

有關《長恨歌》的主題，究竟是寫唐玄宗與楊貴妃專一的愛情，還是諷刺唐玄宗荒淫誤國，抑或是兩者兼具，歷來說法不一。第一種說法，白居易就自稱“一篇《長恨》有風情”(《戲贈元九李二十》)，承認本篇是寫李楊的愛情故事。贊同此說者認為唐時不為君諱，以李楊故事作為歌詩內容者很多。趙與時《賓退錄》卷九：“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末詳矣，殊不為君諱。”洪邁《容齋續筆》卷二：“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詞詠寄，略無隱避。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非。如白樂天《長恨歌》為明皇而發。”其《容齋隨筆》云：“《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賀貽孫以為本篇與《孔雀東南飛》一脈相承：“描寫情事，如泣如訴，從焦仲卿得來。”(《清詩話續編·詩筏》)第二種說法，以陳鴻《長恨歌傳》為代表，有云：“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舊唐書·白居易傳》亦以為《長恨歌》與新樂府詩一樣，“皆意存諷諭，箴時之病，補政之失”，為諷諭之作。沈德潛亦主此說，謂：“此譏明皇之迷于色而不悟也，以女寵幾于喪國，應知從前之繆戾矣。”(《唐詩別裁》卷八)第三種說法以為本篇既寫李楊愛情故事，而又寓譏刺之意。《唐宋詩醇》曰：“哀艷之中具有諷刺。”(《唐宋詩舉要》卷二引)陳寅恪亦主此說，以為白居易與陳鴻共同構思歌與傳，兩者有明確的分工，陳傳中補充了白歌所未涉及的創作緣起與目的。一歌一傳，“本屬一體”，“《長恨歌》本為當時小說文中之歌詩部分，其史才議論已別見于陳鴻傳文之內，歌中自不涉及。而詳悉敘寫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說文體所應備，而為元白所擅長者。”(《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他并指出本篇與漢武帝寵幸李夫人的故事有類似之處，故白居易作新樂府《李夫人》篇“實可以《長恨歌》著者自撰之箋注視之也”、“樂天之《長恨歌》以‘漢皇重色思傾國’為開宗明義之句，其新樂府此篇，則以‘不如不遇傾城色’為卒章顯志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