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唐韓愈撰。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陽(今孟縣)人。因祖籍昌黎，世稱韓昌黎。貞元八年(792)進士，先后在汴州董晉、徐州張建封兩節度使幕府任職，后官四門博士、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803)，上書論關中災情，請寬民徭，被貶為陽山令，獲赦后歷任國子博士、河南令、職方員外郎、太子右庶子等職。元和十二年(817)隨裴度平定淮西藩鎮吳元濟叛亂，后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上表向憲宗諫阻迎佛骨，幾得死罪，后被貶為潮州刺史。回朝后，歷任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官。

《昌黎先生集》凡文三十卷，詩賦十卷，另有《外集》十卷。韓愈許多文章充分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學術觀點以及文學主張。韓愈排斥佛老，提倡儒家正統思想，《原道》、《論佛骨表》等文指出佛教的發展對國家經濟利益的損害，斥責佛老破壞了封建的君臣關系，他把仁義道德視作儒學的中心思想，以繼承從堯舜到孟子的道統為己任，提出了把治國平天下與個人道德修養聯系在一起的一系列理論觀點。這一理論旨在維護封建社會秩序，但在當時，對于加強封建中央集權，打擊藩鎮割據勢力，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與其政治主張相適應，《原性》一文從哲學角度提出了性三品說，韓愈繼承發展孟子、荀子、揚雄直至董仲舒等人關于人性的理論，把人性和人情分為三品，并論析了性、情的聯系，以封建地主階級的道德標準評斷善惡，用來反對佛老的人性說。但是，韓愈在反對佛老，主要是在反對佛教的清凈寂滅、神權迷信時，又相信天命鬼神，因而削弱了理論上的批判力。

韓愈的文學主張與他的政治思想有密切關系。首先，他主張“文以載道”和文道合一，《答陳生書》、《送陳秀才彤序》、《題歐陽生哀辭后》等文反復申述了這一觀點。他把儒道視為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主張文章以道為主。韓愈這一主張雖然主要是為了恢復儒家在思想領域內的統治地位，但也包含有文章要言之有物的意思。這首先要求作者有扎實的道德修養，《答李翊書》指出：“根之茂者其實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說明作者內在的修養是使文章有充實內容的保證。同時，韓愈也注意到作者的思想感情與社會現實的關系，《送孟東野序》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的創作觀點，這就進一步突破了文以載道觀點的局限，對于解釋作家的創作動機和文學根源等問題，有一定的實際意義。其次，韓愈在文體改革及創作風格等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主張。針對當時推重駢體文的習慣勢力，他指出古道載于古人之文，學習古文應是“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強調全面吸收前人的成果。韓愈在重視繼承散文傳統的基礎上，更有所革新和創造，他堅持“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的創作原則，提出“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答劉正夫書》)。在追求創新的同時，韓愈強調“奇”的作品風格，李肇說：“元和以后，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國史補》)這一點對當時及后世文人都發生過很大影響。

韓愈散文除了集中反映政治思想和文學主張的論說文以外，記敘文占很大比重。他寫人物繼承《史記》歷史散文的傳統，如《張中丞傳后敘》，夾敘夾議，人物形象飽滿，主觀感情充沛。又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以生動的描寫突出了一個奇男子的形象。韓愈的抒情散文也很有成就，《祭十二郎文》一反傳統祭文的固定格局，語語從肺腑中流出，被人譽為是祭文中的絕調。《與孟東野書》、《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等文也都是富有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其他一些散文如《毛穎傳》、《雜說》等也都各具特色，流傳甚廣。

韓愈的詩也有很高的成就。他的一部分詩表現出對現實的關切，并抒發了懷才不遇或受貶謫的激憤心情，如《歸彭城》、《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等。他在有的詩中通過對親身經歷的抒寫，反映了中唐時代一些重大的歷史事變，如《此日足可惜贈張籍》等。韓愈更突出的是寫景詩，他常常描寫形勢險巇的奇景異物，代表作品有《南山》、《陸渾山火》等。韓愈寫詩的主要特點是“以文為詩”，他的詩多記敘鋪陳，他又把議論引入詩中，把古文謀篇、布局、結構的方法貫徹到詩歌創作中，這是他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的主張在詩歌領域的反映，對于糾正中唐以來柔弱浮蕩的詩風有積極作用，但他有的詩歌因過多的抽象議論造成語言松散，使詩歌的形象性和韻律美受到損害。韓愈詩在李、杜之后創建了一個重要的流派，對宋詩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昌黎先生集》四十卷為其門人李漢編，《外集》十卷為宋人所輯。現存宋、明刻本影印本多種，以南宋魏仲舉所編刻的《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最善。南宋末廖瑩中世彩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經明代徐世泰東雅堂翻刻后，最為通行，其注即節錄五百家注，并取朱熹《考異》散入正文句下。另有明末蔣之翹《輯注韓昌黎集》。詩集單行注本有清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十一卷，清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今人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十二卷。文集單行注本有近人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