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集注本。六十卷。唐代有許多學者注釋和研究《文選》，形成所謂“《文選》學”。唐高宗顯慶年間，李善廣征博引，作《文選注》，成為一部集大成著作。李善(630?—689)，江都(今屬江蘇)人。歷官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秘書郎、涇城令等職，學識淵博，人稱為“書簏”。李善注《文選》用力極勤，數易其稿。這部書受到后人高度評價，影響十分深遠。唐玄宗開元六年(718)，工部侍郎呂延祚以李善注只注重訓詁章句，征引典籍，不注重疏通文義，于是召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重新作注，即所謂《五臣注文選》。從此，《文選》就有李善注和五臣注兩種不同注釋本流傳。

李善注援引該贍，典故分明，保存了不少唐以前古籍的片斷，在文獻學史上的價值超過五臣注。唐末李匡乂作《資暇集》，摘五臣注竊據李善注之處，指出“五臣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蘇軾《書謝瞻詩》更稱“五臣真俚儒之荒陋者”。姚寬《西溪叢話》譏其注揚雄《解嘲》，不知伯夷太公為二老。確實，五臣注有迂陋疏失之處，但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然其疏通文意，亦間有可采，唐人著述，傳世已稀，固不必竟廢之也?！蔽宄甲⒌靡粤餍?，說明它在疏通文意，保存資料方面自有它存在的價值。

《文選》之有刻本，始于五代時。據清人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文選序》，《文選》在蜀孟時母昭裔已為鏤板。當初，李善注和五臣注并行流傳。最早將這二個本子合刻者，大概是北宋崇寧五年(1106)的裴氏刻本。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開始有《六臣注文選》的著錄。自六臣注盛行之后，五臣注單刻本便漸漸湮沒，只是在《六臣注文選》中與李善注并行流傳，李注單刻本也日見稀少。照清人的說法，今天所見到的李善注，是從六臣注中輯錄出來的。由于李善注經過多次易稿，又和五臣注合而又分，因此有的地方雜入了其他注釋，有的又被誤認為其他注釋而被刪去，情況比較復雜。

較為完善的《六臣注文選》有《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涵芬樓所藏宋刊本。《李善注文選》有中華書局影印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