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文學思潮，興盛于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歐洲。由于它在政治上反對封建制度，在文學上掃蕩古典主義，因而對世界文學尤其對歐洲文學的影響極為深遠。
 浪漫主義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后，歐洲封建制度開始崩潰，資本主義制度逐漸確立和鞏固，民主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時期的產物。
 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后，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異常激烈。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拿破侖，為了鞏固政權，對內血腥鎮壓王黨的復辟活動，對外窮兵黷武，橫掃歐洲封建勢力。而法國王黨分子為了卷土重來，同歐洲封建勢力互相勾結，拼命反撲。一八一五年，拿破侖在歐洲封建國家聯軍的進攻下慘敗，導致了波旁王朝的復辟。封建貴族對資產階級的反撲加劇了資產階級同貴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抗，一八三○年七月，巴黎人民高喊： “打倒波旁王朝”的口號，舉行武裝起義，埋葬了復辟王朝，最終確立了資產階級統治，
 在法國革命的沖擊下，歐洲社會發生著劇烈的變化。許多國家民族意識高漲，西班牙、意大利、希臘等國掀起了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與發展，勞資矛盾日益尖銳，社會問題紛至沓來，暴露了啟蒙學者所鼓吹的“理性王國”，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王國，“和啟蒙學者的華美約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恩格斯：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從而引起了啟蒙思想的危機。面對啟蒙理想的破滅、法國大革命后歐洲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社會各階層產生了不滿情緒。他們紛紛從各自的立場出發，根據自己的想象去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于是出現了以康德、費希特、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和以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
 在法國和歐洲，封建制度迅速崩潰，資產階級“理性王國”徹底破滅，唯心主義哲學和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廣泛傳播，從而在文學藝術領域產生了以不滿現實、追求理想為主要特征的浪漫主義文學。
 浪漫主義文學的興起，在文學傳統上，與啟蒙主義和感傷主義文學有密切聯系。“浪漫主義”一詞，源于中世紀的“浪漫傳奇”，這些傳奇大都是情節離奇、富于幻想的英雄美人的愛情故事。法國啟蒙主義文學，提倡思想自由、個性解放和返回自然；反對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和摹仿希臘、羅馬，轉而摹仿中世紀的“浪漫傳奇”，于是出現了盧梭的《新愛洛綺斯》等宣揚個性解放的作品。“返回自然”的文學主張傳到英國，產生了吟詠自然景色的感傷主義詩歌和小說。這種感傷主義影響到德國文學，便出現了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青年歌德和席勒把感傷主義和反封建勢力融為一體，便成為“狂飆突進”運動，促進了浪漫主義文學的誕生。
 浪漫主義并不是一個統一的文學運動，由于作家階級立場、思想觀點的不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兩個對立的流派，即消極浪漫主義和積極的浪漫主義。高爾基指出： “消極的浪漫主義，——它或者粉飾現實，企圖使人和現實妥協；或者使人逃避現實，徒然墮入自己內心世界的深淵，墮入‘不祥的人生之謎’、愛與死等思想中去，……積極的浪漫主義則力圖加強人的生活意志，在他心中喚起他對現實和現實的一切壓迫的反抗。”(《談談我怎樣學習寫作》)
 消極浪漫主義文學出現較早，最先產生于德國。其代表作家有奧古斯特·威廉·史雷格爾(1767—1845)和弗利德利希·史雷格爾(1772—1829)兄弟、諾伐里斯(1772—1801)、阿爾尼姆(1781—1831)、布倫塔諾(1778—1842)和霍夫曼(1776—1822)。
 史雷格爾兄弟為消極浪漫主義打下了理論基礎，宣稱浪漫主義必須具有基督教藝術的特點和傾向，反對啟蒙主義的有所為而為的藝術。諾伐里斯的創作則是藝術實踐上的代表。他的詩集《夜的頌歌》，否定人生，贊美死亡。他寫道： “生活是死的開端。生活是為了死的緣故。死是結束也是開端，是分開也是更近的結合。通過死完成了‘還原’。”
 隨著法國“理性的王國”的破滅，德國作家愈來愈多逃到主觀的理想世界和“象牙之塔”中去。霍夫曼的小說集《謝拉皮翁兄弟》中，鼓吹超脫現實生活，聲稱自己脫離現實生活而獨立。在文藝領域掀起了一股消極浪漫主義的逆流。
 在德國消極浪漫主義的影響下，英國消極浪漫主義也先于積極浪漫主義而登上文藝舞臺。其主要代表是“湖畔詩人”(因一同隱居在英國昆布蘭湖區)華茲華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騷塞(1774—1843)等。
 華茲華斯與柯勒律治聯合出版的《抒情歌謠集》(1798)，是英國消極浪漫主義的代表作。華茲華斯為該書寫的長篇序言，可以說是英國消極浪漫主義的藝術綱領。“序言”反對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描寫下層人們的日常生活、內心世界和心靈中的矛盾，以及重視詩的想象力等主張，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作用。但是，他反對啟蒙主義的哲學思想和詩學觀點，并且把當時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帶來的社會進步說成是“災難”，認為擺脫“災難”的最好辦法，就是恢復封建宗法制度。因此，他們創作熱衷于描寫大自然和農民生活，而且著力美化農民的落后、迷信和愚昧，歌頌他們所作所為完全聽天由命。而柯勒律治在其文學論著《文學自傳》中，片面強調天才與想象，提倡幻想和超自然的題材。他的詩歌創作中，充滿了神秘的夢幻色彩。
 法國的消極浪漫主義，同德國、英國一樣產生在積極浪漫主義之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夏多布里昂( 1768—1848 )、拉馬丁( 1790—1869 )、維尼( 1797—1863 )等，他們代表封建貴族勢力對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表示抗拒。
 夏多布里昂出身貴族，曾擔任過波旁復辟王朝的外交部長，敵視法國革命。他的理論和創作忠實地反映了被推翻了的貴族階級的思想感情。夏多布里昂的論文《基督教的真諦》，是法國消極浪漫主義的宣言書。他不僅公開宣稱靈魂不滅和上帝存在，而且認為只有基督教才能促進詩歌的繁榮和發展。他還提藝術家的任務在于“高超于世界之上”，這實際上為消極浪漫主義制訂了脫離現實的創作原則。夏多布里昂的創作實踐了他的文藝思想。《阿達拉》(1801)通過夏克大和阿達拉的愛情悲劇，露骨地宣揚了人類不能沒有宗教，要人們熱愛宗教，極力維護宗教愚昧主義。在拉馬丁和維尼的作品中，逃避現實、追求神秘，表現出濃厚的絕望情緒。拉馬丁的《新沉思集》和《詩歌與宗教和諧集》集中宣傳了宗教思想，認為現實生活是死路一條，只有往古和神靈的境界才值得向往，皈依上帝，永生不死。拉馬丁的思想反映了法國革命后封建貴族的垂死掙扎。所以恩格斯說他是個“夸夸其談的惡棍”。(《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
 歐洲各國的積極浪漫主義文學出現較晚，它是在同消極浪漫主義文學和古典主義文學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這種斗爭在英、法兩個國家的文藝界表現得特別激烈。英國和法國的積極浪漫主義的成就和影響，也比歐洲其他國家大得多。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德國封建勢力強大，資產階級軟弱無力，民主運動處于醞釀階段，唯心主義哲學盛行，因此，消極浪漫主義大肆泛濫，而積極浪漫主義文學卻顯得勢單力薄。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后，隨著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發展和民族意識的增長，德國積極浪漫主義才迅速發展起來。其代表人物有：詩人荷爾德林(1770—1843)、抒情詩人兼小說家沙米索(1781—1838)和著名詩人海涅(1797—1856)等。
 荷爾德林的詩歌反映了當時德國人民的痛苦，抨擊了德國的封建統治，富有反抗性。他的抒情小說《希庇里安》，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浪漫主義者的典型形象希庇里安，為爭取自由發出了強烈的反抗呼聲，抗議統治者壓迫，喊出了人間不平。
 海涅是德國積極浪漫主義的宣傳者和捍衛者。一八二○年，他在一篇關于浪漫主義的論文里揭露了消極浪漫主義復活中世紀的反動本質，譴責它脫離現實、缺泛生活氣息。一八三二年，海涅寫了《論浪漫派》一文，他指責消極浪漫主義： “那些在德國把中世紀從墳墓里拖了出來的作家，是另有企圖的。……他們危害著我的祖國的自由與幸福。”海涅潮笑史雷格爾兄弟“不把我們這時代的痛苦看做是再度新生的陣痛，而看做是死亡的掙扎之苦”，“由于死亡的恐怖，他逃避到天主教堂戰栗的廢墟里去了”。海涅要求詩人永遠不離開人民群眾，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海涅收集在《詩歌集》里的早期詩作，雖多以個人遭遇和愛情苦惱為主題，但具有社會意義，為知識分子的無權狀態和依賴地位表示了抗議。詩歌表現了鮮明的浪漫主義色彩，感情純樸真摯，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海涅抒情詩里所表現的那種不滿德國現實的情緒，在《哈爾茨山游記》(1826)中，得到了更為強烈的反映。這部作品不僅對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現象以及市儈的庸俗和統治階級的反動愚蠢給予了無情的嘲諷，而且表示了對純樸的勞動人民的同情和對大自然的熱愛。海涅把風俗的描繪和政治諷刺結合在一起，把政論與警句、神話與傳說、詩歌與散文交織在一起，形成詩人的獨特的散文風格。
 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消極浪漫主義文學在社會政治經濟的激變中逐漸衰亡，而以海涅為代表的積極浪漫主義文學則在斗爭中逐漸走上了革命民主主義的道路。
 英國積極浪漫主義文學對消極浪漫主義文學的斗爭最為激烈。面對“湖畔詩人”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等人的脫離現實、鼓吹宿命論、宣揚神秘主義惡劣傾向，以及“桂冠詩人”騷塞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直接效勞，積極浪漫主義詩人與之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其代表人物有：拜倫(1788—1824)、雪萊(1792—1822)、濟慈(1795—1821)、司各特(1771—1832)等詩人和小說家。
 拜倫于一八○七年出版的處女詩集《懶散的時刻》，就一掃“湖畔詩人”的粉飾現實、歌頌帝王的詩歌風氣，表現了對現實的強烈不滿，以及對上流社會的極端失望和厭惡。詩集受到消極浪漫主義者的強烈攻擊。在一片漫罵和恐嚇中，拜倫于一八○九年寫了長篇諷刺詩《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同消極浪漫主義者進行了短兵相接的斗爭，嚴厲譴責并辛辣地嘲諷了那些反動評論家和“湖畔詩人”。他以自己的詩作積極干預生活。一八一二年，他在《〈制壓機器破壞法案〉制訂者頌》中，反對把破壞機器的路德黨人處以死刑的立法，痛斥政府草菅人命。詩中質問道： “為什么人命還不值一雙襪子，而搗毀機器竟至折斷了骨頭？”拜倫于一八一三至一八一五年間寫的幾篇浪漫主義敘事詩，即人們所說的“東方敘事詩集”，不僅對資產階級的現實生活進行了深刻的揭露，而且歌頌了與現實社會勢不兩立的“拜倫式的英雄”。拜倫在推動積極浪漫主義文學發展的同時，不斷地對消極浪漫主義作家，尤其是對騷塞進行嚴厲的批判。如他在僑居意大利期間所寫的《審判的幻景》(1822)就是對騷塞同名作品的戲擬。一八二○年英王喬治三世患瘋癩病而死，“桂冠詩人”騷塞以《審判的幻景》一詩，歌頌喬治三世升上天堂，而拜倫借題發揮，通過幻想，描繪喬治三世在天堂審判廳里等待升入天堂，遭到眾神反對，而騷塞不停地背誦歪詩，為喬治三世辯護。守門神圣彼德氣憤填膺，舉起天堂鑰匙劈頭一擊，騷塞跌入湖中。喬治三世乘混亂之際偷偷溜進了天堂。拜倫在這首詩中，不僅嘲笑了騷塞諂媚取寵的丑態，而且有力地抨擊反動統治者及宗教迷信。拜倫在詩體小說《唐璜》(1818—1823)中，一開頭就以嘲諷的口吻把詩歌“獻”給騷塞，詩歌嘲笑騷塞達七次之多，稱他為“史詩的叛徒”、“王黨的一員”、“卑鄙的家伙”、指斥“湖畔詩人”華茲華斯的詩是癡人說夢，柯勒律治是一個醉漢，騷塞的詩是“一盤精美的食品，可以端給皇帝”。
 雪萊同拜倫一樣，勇敢地投入反對消極浪漫主義的斗爭行列。他在一八二一年發表的《為詩辯護》一文，被譽為英國積極浪漫主義的理論綱領。他指出，詩人不應該是生活的旁觀者和遁世者，“詩人是號召戰斗的號角。”他認為詩人不僅應該描寫現實生活，也應該是未來世界的報信人。有力地批判了“湖畔詩人”脫離現實逃避斗爭，追求“純美”世界的反動思潮。雪萊通過塑造藝術形象號召反抗、提倡斗爭。《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里的普米羅修斯就是一個不畏強暴、敢于反抗的英雄形象。
 法國積極浪漫主義主要是在同古典主義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法國是古典主義的堡壘。在十八世紀的法國，特別是在復辟時代，由于封建勢力的支持，古典主義有著巨大影響，這種影響直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仍然存在。古典主義在內容上，為王室歌功頌德，在藝術上死守陳規舊法，嚴重妨礙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因而以雨果為代表的積極浪漫主義作家，在與消極浪漫主義進行斗爭的同時，積極開展了對古典主義的批判。法國積極浪漫主義的主要人物有：雨果(1802—1885)、繆塞(1810—1857)、梅里美( 1803—1870 )、大仲馬( 1803一1870 )等。
 維克多·雨果早期深受保皇主義的影響，曾公開站在古典主義一邊。他的初期創作《頌歌集》，歌頌波旁王朝，指責過革命。隨著階級斗爭的發展、民主勢力的強大，雨果的思想認識發生了變化，于一八二六年轉向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成為法國積極浪漫主義的領袖。一八二七年，他在劇本《克倫威爾》的“序言”中，正式向古典主義宣戰，全面提出了浪漫主義的綱領，“序言”以“創作自由”的思想為武器，向古典主義的“三一律”進攻，指出“除了支配全部藝術的自然的一般法則”和符合每一作品固有要求的“個別法則外，就別無其他的法則。”他的浪漫主義戲劇《歐那尼》于一八三○年七月革命前夕，在巴黎連續演出了四十五天。兩派作家和觀眾在劇院發生了激烈沖突。為了破壞這一劇本的演出，古典主義派不惜采用各種卑劣手段，收買審查員、組織喝倒彩的鼓掌班，寫恐嚇信，等等，無所不用其極。雨果在《歐那尼》的“序言”中，進一步提出“浪漫主義，歸根結底，是文學中的自由主義”的著名論點。堅定的認為：“不管各種各樣的極端保守派——古典主義和君主主義者——多少次地勾結在一起，企圖完全恢復無論是社會上或文學上的舊制度，但國內的一切進步，智慧發展上的每一成就，自由的每跨前一步，都將推翻舊的一切工事堡壘。”
 法國七月革命爆發，雨果進一步煥發了反封建反教會的革命精神。他在一八三一年出版被稱為浪漫主義杰作的長篇小說《巴黎圣母院》，深刻地揭露出教會是殺人的罪魁，它用宗教迷信統治人們的精神世界。同時告訴我們，教會統治的末日到了，“怪廳”居民已經在攻打圣母院了，顯示出人民的力量必將擊潰封建統治者。但是，由于雨果用人道主義、唯心主義觀察社會，所以把作品的主要矛盾表現為善與惡、愛情與欲念的沖突，企圖使人們相信愛情和仁慈能夠改變社會，杜絕邪惡。
 雨果的戲劇一反古典主義的陳規舊法，采用傳奇劇的手法，打破“三一律”的束縛，把悲劇和喜劇揉合在一起，把美和丑作強烈對照，因而受到人們的歡迎。《歐那尼》和《巴黎圣母院》的成功，標志著浪漫主義對古典主義的巨大勝利。
 浪漫主義作為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必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傾向和美學理想的區別，又形成了積極浪漫主義和消極浪漫主義，而兩者又有著各自不同的特征。
 表現作家對理想和愿望的強烈追求，力圖給人們描繪“應有的”生活圖景。這是浪漫主義最主要的特征。積極浪漫主義作家敢于正視現實，渴望斗爭，崇尚自由解放精神，既否定封建社會的黑暗統治，也批判資本主義的罪惡現實，對未來、對美好事物的熱烈追求，對衰亡的舊事物、對丑惡的社會現象的強烈反抗。雪萊的《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中所展示的“每個人就是管理他自己的皇帝，每個人就是公平、溫柔和聰明”的理想境界，就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生活。正如高爾基所說：積極浪漫主義“力圖加強人的生活意志，在他心中喚起他對現實和現實的一切壓迫的反抗。”(《談談我怎樣學習寫作》)消極浪漫主義對現實的不滿，但作者往往是站在“舊世界”的立場上，表現出對發展著的現實的恐懼和敵視，對封建貴族不可避免的歷史結局感到絕望和悲哀。把理想轉向過去，鼓吹逃避現實，脫離斗爭，宣揚神秘主義，把中世紀當作理想化了的“黃金時代”，在“回到中世紀”的口號下，極力美化中世紀的宗法社會。如法國消極浪漫主義的代表夏多勃里昂的中篇小說《阿達拉》，通過對宗教與愛情沖突的描寫，以“天國”和“來世”寄托他那夢幻般的“理想”。或者表現頹廢沒落的情緒，熱衷于愛和死的追求，如德國消極浪漫主義作家諾伐里斯的《夜的頌歌》，就是否定人生、歌頌死亡的代表作。
 在“理想人物”的塑造上。積極浪漫主義常常致力于塑造反叛舊世界的英雄，他們在與黑暗勢力的斗爭中，表現出積極的進取精神和不屈性格，盡管由于力量懸殊，他們的斗爭往往帶來悲劇性的結局，但給人的影響卻是樂觀的、積極向上的，雪萊筆下的普羅米修斯就是這樣的英雄形象。他在反抗朱比特的斗爭中既堅強，又樂觀，表現了毫不妥協的革命精神。拜倫筆下的“理想人物”，“立意在反抗，旨歸在動作”(魯迅《摩羅詩力說》)所謂“拜倫式的英雄”，他們與罪惡社會勢不兩立，寧愿死于眾寡懸殊的斗爭中，而不愿投降敵人。但這些“拜倫式的英雄”，帶有自由資產階級的頑強的個人主義色彩，他們同情人民而又不相信人民的力量，雖有“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勇氣，卻無“俯首甘為儒子牛”精神，這就決定了他們在斗爭中是孤獨的、憂郁的、逃脫不了在絕望中毀滅自己的結局。
 消極浪漫主義的“理想人物”，大都是消極厭世、自我陶醉、脫離現實、逃避斗爭；或者與黑暗現實妥協成為其殉葬品，流露出悲觀的、宿命論的世紀末情緒。德國諾伐里斯未完成的長篇小說《亨利希·封·奧夫特爾丁根》，就是一部典型的表現沒落貴族階級回想中世紀堡砦奇士生活意識的作品。
 豐富奇幻的想象，曲折離奇的情節，神奇的夸張和異域色彩，是浪漫主義表現手法上的共同特征。但由于浪漫主義中兩派的思想傾向截然相反，因此表現在作品的藝術風格上也就迥然不同。積極浪漫主義追求進步的理想，表現頑強的叛逆精神，因而他們的作品激情奔放、氣勢磅礴、調子高昂而激越。消極浪漫主義同樣采用上述手法，也同樣有著強烈的感情抒發，但由于所反映的是沒落階級的思想情緒，因而作品表現出來的基調是低沉、感傷、病態和軟弱的，其色彩是灰暗和神秘的。馬克思在一八七三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夏多勃里昂的作品是“虛偽的深奧，拜占庭式的夸張，感情的賣弄，色彩的變幻，文字的雕琢，矯揉造作，妄自尊大，總之，無論在形式上或在內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謊言大雜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02頁)這段話對消極浪漫主義的主要特征，作了高度而精當的概括。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消極浪漫主義是反動的，積極浪漫主義是進步的，但也有其局限性。十九世紀的積極浪漫主義文學是在資產階級反對貴族階級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因而它不僅表現了反專制、反宗教、反壓迫的精神，同時也表現了爭自由、爭和平、求解放的熱切愿望。這些在世界文學史上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我們應該把它看成整個浪漫主義文學傳統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創造性加以繼承。但也不能忽視，這一時期的浪漫主義文學有著明顯的缺點。它雖然是從生活出發的，不少作品具有現實性典型性，但總的說來，它和現實結合不夠緊密。即使象雨果《悲慘世界》那樣的名著，也有偶然的情節和不合情理的描寫。《九三年》里的人物性格更缺乏真實性，比如老侯爵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但卻放棄逃命的機會，折回碉堡，從大火中救出三個素不相識的小孩子，而革命軍的統帥高萬深受感動，竟私自放了他，這是因為“一個更高級的正義出現了，在革命的正義之上還有一個人道的正義”。政治委員判處了高萬的死刑，但當高萬走上斷頭臺時，他居然開槍打死了自己。另外，作品中所描寫的反對與追求，大都是從個人出發的，其目的基本上是為了個人的報仇雪恨，仍然沒有超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范疇，因而這種反抗常常是以失敗而告終，不能給人以鼓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