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論是人們對詞的認識和評價。中國的詩論發展到唐宋，已經具有完備的體系。詞論開始時作為詩論的一個旁支，它的起步與詩論接軌，從理論上和方法上與詩論一脈相承。然而詞論以界定詩詞之別與闡揚詞的特性為自己的立論基石，它就必然形成有別于詩論而體現詞體自身規律的鮮明特色。唐宋以來，詞論與詞的創作相輔而行，內容不斷得到開拓更新，建樹甚多，至今猶方興未艾。詞論之作主要是：一、專論。如蘇軾論詞書簡，李之儀《跋吳思道小詞》，李清照《詞論》，清人論詞絕句等等，形式不一，都特為論詞而發。它們散見于各家文集與有關筆記，需要爬梳理董，加以匯編，洋洋可觀。其中多數為詞人論詞，深中肯綮，尤值得重視。二、各類詞籍序跋。如黃庭堅《晏幾道小山詞序》，張耒《賀鑄東山詞序》，陸游《跋花間集》，張炎《詞源序》，張綖《詩馀圖譜凡例》等。施蟄存編有《歷代詞籍序跋集》，較金啟華所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網羅更廣，兩書先后問世，然都需要為之續編。三、詞話。如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況周頤《蕙風詞話》，王國維《人間詞話》。自宋迄今，各家撰述的詞話約有一百馀種。唐圭璋《詞話叢編》(修訂本)已收八十五種，另有數十種正待補編。此外，詩話、曲話和有關筆記中類似詞話的評論資料，亦為數可觀。可以輯錄為專書。歷代詞論，主要就由上述三個組成部分所構成。《花間集》、《草堂詩馀》、周密《絕妙好詞》、朱彝尊《詞綜》、張惠言《詞選》等幾部影響深遠的總集選本，其選家眼光與取舍標準，在維護詞的傳統與確立審美風范方面，都曾起過導向作用。這些總集選本對研究詞論來說，也有它們的特殊價值。詞論的發展是個不斷演進的過程，其總體構架也是經過長期積累而逐步形成的。自蘇軾倡言詞為“詩之苗裔”，先前鄙薄詞為“末技”、“小道”的保守觀念得以澄清。李清照的《詞論》提出詞“別是一家”之說，為嚴分詩詞之別立下了界石。詞論從此擺脫了附麗于詩論的從屬地位，走向了與詩論分門別戶的獨立發展的道路。此后的詞論，就在認同“別是一家”的基本前提下，以闡明與弘揚詞的本身特性為理論中心而漸次展開。圍繞著這個中心，李清照的《詞論》還為詞的起源論、聲律論、風格論、作家論、批評論等開其端緒。南宋王灼著《碧雞漫志》五卷，張炎著《詞源》二卷，從專論發展到了專著，詞論已經具備了初步的規模，有了與詩論頡頏的獨特價值。它與詩論各有短長、互濟互補的特色，也就日益顯露出來。但是，詞論的發展并不是單純的、直線的，充滿著不同觀點、不同派別之間的沖突。由于各有尊奉，宗尚互異，理論上的歧見與異趨往往帶動了詞風的嬗變與詞派的紛起。有些關涉詞學理論的問題，從兩宋開始，經歷元明清三代，始終受到各方關注，進行了反復的爭辯，討論也因而不斷深入。北宋于詞有雅、俗之辨；在李清照提出“別是一家”之前，已經流行了“詞須當行、本色”的主張，還有蘇軾改革詞風所引發的種種議論。南宋倡導“復雅”，“騷雅”與“清空”取代花間傳統而成為新的論詞標準；出現了宗周、姜與宗蘇、辛的分野。清代詞學復盛，詞論尤導乎先路。詞中正、變之說，正宗、別調之說，婉約、豪放兩派之說，詞的體、派之說與詞品之說，“意內言外”與比興寄托之說，宗南宋與唐五代北宋之說，主重、拙、大與主小、輕、巧之說，直至陳廷焯的“沉郁頓挫”說，況周頤的“詞心”與“詞境”說，王國維的“境界”說，都反映了時代思潮與詞壇風尚，無論對探究闡發詞的體性特質，還是發揮詞論對于創作的引導作用，程度不同地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其中有些爭論，經過歷史的汰擇，加上現代詩學理論的觀照，可以得出大致的結論。有些爭論，則由于其本身的復雜因素，雖經幾個世紀理論上的努力，離開達成共識尚有相當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