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要離開上海，而且離開了以后的命運是和戰斗著的祖國底命運一同決定的，不能不清理一下書籍和什物。有一個裝著信件和札記卡片之類的匣子，清理著，把原來打算保存的東西大半撕碎扔掉了。但忽然發現了一張用小型洋紙信箋寫的，已經污皺了的條子。那上面寫的是××路××里×××號×先生，旁邊另一種筆跡添寫著：午前五時三十五分。

抓著這，我底手馬上停住了，同時感到心頭被罩上了一抹陰云，臨行前的繁忙和焦燥消失得無影無蹤，心情沉靜下去，好像走在通到親人墳墓去的陰森古道上一樣。那上面的我那時的住址是景宋夫人寫的，旁邊添寫著的時刻，卻是內山完造氏底筆跡。接到這個條子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六點多鐘，當上海的電波將要顫抖地向全中國全世界傳送魯迅先生逝世的哀音的時候。

頭一天，十八日，我最后一次離開先生寓所是大約下午五時左右。當時S醫生還在，用平常和先生談話的口氣大聲地說著“不要緊不要緊”，但看先生底樣子卻非常衰弱，好像不大有精神答話。因為義牙取下了，兩頰陷落下去，使得口部底動作顯得異常吃力，聲音也似乎有些改變了。但我沒有想到這就是永別。

那晚上沒有睡好，精神很不寧靜，到天色微明的時候，朦朧中似乎隔壁的電話在響著(那時我是借用隔壁房東家的電話的)，但等我清醒后抬起頭來細聽，又沒有了。這樣地經過兩次，終于睡著了。不知道睡了好久，好像有人在喊，掙起身一看，是女工站在床前說是有人來找，一面遞給我一張條子。搶過條子匆匆一看，一種模糊的不吉的預感通過了我底全身，馬上跳起來跑到前門，站在那里的是認識面孔而不知姓名的內山書店的中國的青年店員。

“周先生死脫啦，請你馬上去，汽車等在外邊……”

像是一聲霹雷又像被澆了一身冷水，我沒有說一句話，但即時竄回房里，全身冷得打顫，胡亂地穿上衣服，除了向驚醒了的M說了聲“周先生死了……”以外，我不能說第二句話。

怎樣出門，怎樣上車，現在已經模糊了，只記得由住所到街上的一段路，我和那位青年店員都是用跑步的，但上了車子以后，人反而平靜了。平靜地坐著，沒有注意那向后倒退的清晨的市街，思緒也不能注集到什么上面，平靜地坐著，好像愿意就這樣地被車子載著盡是飛奔，飛奔到無盡的久遠，飛奔到無盡的邊際，但同時又有一個相反的感覺，渴想馬上趕到，也許先生還是含著煙卷沉思地躺在那把破舊的藤椅上面。

然而先生底房間里是一片靜。走進去，望見了先生底面部覆著一幅白色的手帕，靜靜地躺在床上，幾張悲哀的面孔靜靜地守在一邊。我搶到床前，內山老板把那塊白色手帕掀開了，那是使我們感到了無比的真誠和智慧的面孔，但現在卻閉著眼睛，昨天顯得動作吃力的口部是永遠地靜止了!我陡地低下頭來，一股辛熱的氣息沖上了我底眼里。……

大約在一小時以后吧，“治喪委員會”成立了。要我起草一篇簡單的傳記。那時候，不但推辭，連猶豫都是不能夠的，于是和其他的幾個人圍著樓下客廳里先生平日接見來客的長桌子坐下，用我底顫抖的手提起了筆來。當最后寫到“……不管他是否愿意，是否放心，身體的衰亡終于壓迫著他把血液集結成的寶貴的文學遺產以及求民族解放求民族進步的神圣的工作留給了年青的戰斗者們而溘然長逝了……”的意思的時候，全身底抽搐，全身底顫抖，使我完完全全地沉湮在熱淚里面。

這是悲慟的早晨，到現在快要一年了。在這一年中間，我在先生逝世后不久就計劃了兩件直接紀念先生的工作，連著手都沒有，現在且把那些材料留在敵人炮火下的上海，來到這個也曾受過敵人底轟炸，然而卻依然保持著歌舞升平的氣象的“后方工作重心”的武漢。

臨行前的某一天，曹白來，我們談到萬國公墓底安全問題，說是很想去看一次。時時刻刻都被青年底熱血燃燒著的曹白，馬上跳起來叫了：

“好的，我去交涉來一部紅十字救護汽車，大家一道去!”

這提議使大家興奮了，于是一面收拾行李一面期望地等待。在等待的中間我忽然起了一個想頭：如果去得成功，我們得帶著幾十個麻袋去裝起沙土來堆在墳墓上面，從敵人底炮火下保護先生底尸骨。

然而，一天兩天，渺無消息。顯然地，在這樣緊急的時候想借用紅十字救護車是頗不容易的。同時聽景宋夫人說，前些時她曾去過，路上非常艱難，五步一哨崗，十步一障礙，單身人都得側著身子走過，而且，到墓地后，望一望就非趕快離開不可。而我們也就匆匆地從上海出走了。

想不到在這里，我們居然有簡單地紀念先生的機會。然而，一連三個晚上，我對著稿紙坐著，一提筆就萬感交集，無法寫出我底紀念先生的心。先生自己在哀悼柔石等的時候就曾說過，他懂得了向子期底《思舊賦》為什么剛一開頭就完了的道理，而我卻幾乎連開頭都無法落筆。

但柏山底文章寄來了。恰巧當我出門的時候從郵差底手里接到的。我一面在街上走著一面讀，那里面所記的引起了我許多記憶，當讀到“我們得用精神的微光和死者的靈魂相抱”，雖然是在人行道上，我底熱淚也不禁奪眶而出了。

于是記起了蕭紅的話。她說：“現在大家寫紀念周先生的文章，一定脫不掉，呵，周先生死了一周年了，現在我們和日本帝國主義打仗……一定脫不掉這一套!”

大家笑了。

但過后一想，她底話倒是說出來了一個偉大的真實。一切求民族解放求民族進步的斗爭，又怎樣能夠不和魯迅先生連在一起呢?先生三十年來的戰斗路線是新文化運動底主脈，而新文化運動的基本任務是反抗被帝國主義壓迫被帝國主義殘殺的中華民族底悲慘命運。所以，先生底精神和帝國主義是不能兩立的，今天在敵人底炮火下來紀念先生，對先生，對我們，都是難得的光榮。只要這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能夠取得健康的發展，能夠爭到最后的勝利，即使先生底尸骨被敵人炸成了灰燼，我們也用不著悲傷，因為先生底精神將真正地活在自由，平等，博愛的祖國土地上，將活在自由而幸福的中華兒女們的心里。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深夜(1937年《七月》第1期)

賞析這是一篇紀念魯迅的文字。全文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對魯迅逝世前后一些往事的追述;二是對紀念魯迅的一些感想。

在前一部分中，文章記述了魯迅逝世前后一些鮮為人知的事跡，雖屬往事，卻是首次披露，因而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特別是作者與魯迅有著非同一般的深厚友誼，關系至密，這些記述，將成為研究魯迅的第一手資料，愈益顯得珍貴難得。

魯迅是胡風在文學戰線上的摯友，又是思想上的導師，多少年來胡風一直自覺地追隨魯迅，闡述和評論魯迅著作的偉大意義，堅持魯迅的文學方向和戰斗傳統。此時他所記述的那些往事，以及他對良師益友的逝世所抱有的巨大悲痛，是令人理解和深信不疑的。因而覺得那些含有血淚的文字，寫得非常真實、誠摯，充滿了對魯迅的無限景仰和愛戴之情，感人至深。

當時胡風被推為“治喪委員會”成員，在他起草的那篇有關死者簡單傳記的訃文中，對魯迅作出了深刻而獨特的評價。他憑著對魯迅的深刻理解，所感受到的這位文化巨人逝世給文學事業和民族解放運動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巨大損失，以及作為后繼者所承擔的重擔，他不無遺憾地寫下了極有份量的一段文字：“不管他是否愿意，是否放心，身體的衰亡終于壓迫著他把血液集結成的寶貴的文學遺產以及求民族解放求民族進步的神圣的工作留給了年青的戰斗者們而溘然長逝了。”這是魯迅死后最早的評價，已隱括了“民族魂”三字的巨大意義。加上行文的凝練，筆調的深沉，更加重了文章的感染力。

后一部分寫的是在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時，作者對紀念內容和紀念方式所作的闡述。作者認為對死者最好的紀念，是繼承死者的遺志，以實際行動完成死者的未竟之業，這比保全死者的尸骨更重要，更有意義。這一思想產生的背景是，在魯迅逝世不到一周年時，由于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南侵，上海面臨戰事，胡風在撤離上海前，曾與友人設想過保護魯迅的尸骨，打算用幾十條麻袋裝滿沙土，蓋在魯迅墳墓上，以此掩護敵人炮火下的魯迅的尸骨。后來轉移到武漢，在紀念魯迅逝世周年時，便產生了上述那一新的思想認識。他根據魯迅平生的戰斗業績，提出了紀念魯迅必須與民族革命戰爭連在一起，因為魯迅畢生的文學實踐和“三十年來的戰斗路線是新文化運動底主脈，而新文化運動的基本任務是反抗被帝國主義壓迫被帝國主義殘殺的中華民族底悲慘命運。”所以，魯迅精神和帝國主義是誓不兩立的。我們紀念魯迅就是要把這場民族革命戰爭堅持到底，并取得最后勝利，即令魯迅的尸骨被敵人的炮火炸成了灰燼，也用不著悲傷，因為魯迅精神將真正活在解放的祖國土地上，活在站起來的中華兒女的心中。這是至關重要的，至于尸骨的保全與否并不重要。

胡風的這一見解極有深度，是徹底的唯物主義思想，也非常符合魯迅精神，是思想認識的一次飛躍，閃爍著哲理的光輝。